面对巴黎暴恐，西方“无神论”作家们宁死也要发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主流文学圈当中鲜有非无神论者。相反，大部分作家是反宗教的笔杆子，也因此最容易成为宗教团体的仇恨对象。

萨尔曼·拉什迪：西方只是伊斯兰政府的余兴节目

        我们自然不能忘记可怜的老萨尔曼·拉什迪——从1980年代写出被伊斯兰国家认为玷污穆哈默德的《撒旦诗篇》开始，他本人一度每年2月14日都会收到伊朗政府发来的追杀令，很长时间过着半地下生活。他那些没有很多钱请保镖的各国译者在1990年代屡屡遭难。命运最为凄惨的是日文译者五十岚一，1991年7月他在筑波大学的办公室里被至今未抓获的伊斯兰教徒割喉杀死。

        你能想象萨尔曼·拉什迪在《查理周刊》事件发生之后的愤怒。在他针对《查理周刊》事件的声明当中，拉什迪发表了最严厉的指责：“宗教，一种来自中世纪非理性的形式，与现代武器相结合，可以成为对我们自由真正的威胁。好像我们今天在巴黎看到的那样，这种宗教集权主义已经从伊斯兰教的中心开始造成致死的突变。我与《查理周刊》站在一起，像我们所有人应该的那样，捍卫讽刺的艺术，因为这种艺术向来是驱动自由与反对暴政、欺骗与愚蠢的艺术。‘尊重宗教’已经成为了‘恐惧宗教’的代名词。宗教，好像一切其它思想一样，理应受到批评、讽刺，以及是的，我们毫无畏惧的不敬。”

        1月9日，拉什迪出现在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比尔·马赫的电视节目上，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观点：“多年来伊斯兰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资金允许极端分子在全世界各地的清真寺进行极端教义布道，他们不允许人民接受正统的教育，其目的是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取得完全的控制权，我们（指西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余兴节目。我们以为这一切有关我们——我知道我们总以为一切有关我们，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只是余兴节目。”

拉什迪（左）出现在HBO的脱口秀节目《马赫脱口秀》中。

齐泽克：向激进左翼取经

        倒回来看，齐泽克在他的《论暴力》一书当中有关2005年巴黎郊区多位阿拉伯与北非裔青年动乱最有趣的观点是，当时所有习惯于游行必为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都想从动乱背后找到“实质”的原因或者目的，但他们找不到——这些青年就是不爽，仅此而已——齐泽克认为大家都没看到最明显的事实，在这里好像麦克卢汉说的，“媒介即讯息”——集体暴乱作为媒介的信息就是不爽。我们可以想象，谋杀作为媒介的讯息，简单地说，就是仇恨。

        1月10日，齐泽克在《新政治家》上发表的文章里进一步认为西方左翼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冲突的意识形态做的无非是说服自己能够包容仇恨——哪怕“包容仇恨”这个词语组合本身好像纸包不住火，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上的可行性。齐泽克说：“对有些假左翼来说，任何针对伊斯兰教的批评都被认为是伊斯兰恐惧症……这样的立场最终的结果是你能想象得到的：西方左翼自由派越是深入探究自己的负罪感，他们就越会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指责为掩盖自身伊斯兰仇恨的伪君子。”

        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里说：“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齐泽克的这篇文章大致可以被总结为“太有同情心，就要被欺负”——死守不攻，咎由自取，好像他在《论暴力》里写的，“有时候什么也不做，是最暴力的事情”。这一条线的批评体现了含蓄反应型的文明理智面对不含蓄进攻型的不文明、不理智时常见的委屈与无奈，其本质很感伤主义。他认为胆小怕事的西方左翼现在唯一的方法是向激进左翼取经——可以想象周一的西方媒体会质问他这与温和穆斯林向ISIS取经有什么区别吗？更何况，这世界上还有激进的左翼吗？西方左翼毫无疑问已被逼进了墙脚，此刻包容和仇恨都是反动的。于是他们只能也手拉着手上街游行——与十年前巴黎郊区的普通阿拉伯青年一样，发泄一种没有任何明确意识形态的不爽。

伊恩·麦克尤恩：更坚定的伊斯兰恐惧症

        小说家伊安·麦克尤恩，一个文明的英国无神论者曾被指责过伊斯兰恐惧症。文明的西方无神论者面对一个真正的难题，你反对男女不平等，你反对伊斯兰法律规定的刑罚，你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迫害，你甚至反对一切东西宗教，但在麦克尤恩面对伊斯兰仇恨指责的时候，也只能很文明、很委婉地说：“我是在穆斯林利比亚长大的，我对那里有温暖的记忆，我反对的是伊斯兰教里的极端主义。”

        麦克尤恩是最早对《查理周刊》事件发表意见的作家之一。这次他的立场要坚定得多，认为埃及总统塞西（Sisi）与伊斯兰国（ISIS）的回文完全对应，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与宗教都需要为极端分子负责。而伊斯兰世界唯一的进展是类似“阿拉伯无神论者”之类民众自发网站，而显然，这些以脱教为目的的网络运动面对极大的风险。确实，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暴力来说，在西方发生的暴力事件只是余兴节目，而这余兴节目已经让西方闻风丧胆，更为惨烈的正剧如今谁也没有胃口面对。

英国著名作家、《赎罪》的作者伊恩·麦克尤恩。

米歇尔·韦勒贝克：最不胆小的作家还没有发声

        当然这一切很可能与一个作家——最不胆小、最不怕事的捣乱分子米歇尔·维勒贝克有切身的关系。他的新书《服从》有关虚构的2022年法国大选，此时极右翼“民族阵线”党与在位的“穆斯林党”竞争席位，维勒贝克的小说当然证明了齐泽克的观点——奥朗德的左翼社会党那个时候已经完蛋了。《服从》这本书不仅发行在《查理周刊》事件的同一天，且当天出街的《查理周刊》封面上正是对维勒贝克的嘲讽——画面里鼻子超大的维勒贝克（讽刺他的高卢人种族主义）一边说“到了2022年，我牙都掉光了”，另一边说“到了2022年，我要斋月了”。这一切都有点末世意味。维勒贝克屡屡被指为歧视伊斯兰人的极端分子，他本人也并不否认这点，虽然他是作家当中比较少见的右派，却也把自己描述成“宗教和政治上的双重无神论者”。2002年，他曾因为在采访当中把伊斯兰教称为“最愚蠢的宗教”被起诉，法院最后以言论自由为名驳回了上诉。

        《查理周刊》事发之后，维勒贝克至今尚未发表公开声明，估计自己都感到有口难辨。《服从》这本小说是极右翼的立场。理论上说，马琳·勒庞的“民族阵线”才是穆斯林移民及后代在法国国内真正的敌人——左翼《查理周刊》1月7日的封面上对维勒贝克的嘲讽显然是站在伊斯兰法国民众这一边的——无疑这是整个事件当中最为反讽的事实了。但这一个层面的关系，不是Kouachi（卡拉奇，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袭击者）兄弟能够或愿意理解的。用最愚蠢的属于这个时代的解释，是《查理周刊》而不是维勒贝克成为了攻击的目标，很可能只是因为前者更容易读懂。

        在这个后意识形态世界里，我们面对的永远是杂乱无章的因果关系，行动与目标毫不相干的自焚行为，除了媒介以外没有任何讯息的杀戮与反抗，以及对他人的动机无法捉摸造成的不信任。恐怖分子和把他们叫做恐怖分子的五角大楼对彼此的恐惧与仇恨是一模一样的。对话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更妄谈文明的对话——哪怕双方，好不容易，说的是同一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