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集中营：被遗忘与被改写的历史

集中营监禁了谁？

        “集中营”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出现的一种机构，原指那些集中监禁刑事犯、政治犯、战俘或其他与社会秩序相抗衡者的大型监狱。1896年，西班牙殖民者首先在古巴创建了第一个“集中营”（campos de concentraciÓn），用于监禁革命者。1900年，英国人在南非同布尔人作战时，也建立了一个“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把12万名因饥饿与疾病起来造反的农夫关押起来。德国“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当时主要是为了控制克虏伯公司中的波兰工人。战后，魏玛共和国同样以“预防犯罪”为名，把一些德国共产党员、东欧犹太人监禁在一些“集中营”里。不过，总体而言，这些集中营虽不乏折磨囚犯等举动，但并非以灭绝性命为宗旨的。

        让“集中营”变得制度化且臭名昭著，则与纳粹德国息息相关。一般认为，纳粹德国的集中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最初，冲锋队（SA）把大量政治反对派投入到一些小型集中营里。在这里，不少德国共产党员受到了拷打，甚至献出了生命。

        党卫队（SS）崛起后，另行建造了一些大型集中营，如达豪（Dachau，1933年）、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1936年）、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1937年）、弗劳森布尔格（Flossenbürg，1938年）、瑙恩葛姆（Neuengamme，1938年）和拉文斯布鲁克（Ravensbrück，1939年）等，用于关押那些“反社会群体”（Asoziale）或“工作懒惰者”（Arbeitsscheue），以强化“民族共同体”。被关押在这些大型集中营里的囚徒除了政治犯外，还有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人会信徒和战俘等。后来，犹太人与吉普赛人也陆续被关入集中营。到1938年底，囚犯总数达到6万人。在集中营里，囚犯们被迫从事极为繁重的劳动，部分年老体衰者则被杀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逐渐把集中营转移到东欧，特别是波兰。举世闻名的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这里一共设立了3个主要营地和39个小型营地，共关押了130万名欧洲各地的所谓“无生存价值者”，其中主要是犹太人，此外还包括少量政治犯、苏联战俘等。该时期，各地集中营的生活条件因战争影响而急剧下降，囚犯病死率成倍增长，如达豪的病死率从4%增加到36%。 正因如此，把一些集中营称作“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的说法流行起来。

        1942年起，集中营的“灭绝性”迅速显现出来：一方面，德国境内的集中营为了配合建设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意志国”，而加速了死亡机器的运作；另一方面，东欧国土上的集中营则以工业化的系统手段，屠杀了几百万囚犯，仅奥斯维辛一地便处决了110万人。1944年起，当苏联红军由东向西挺进时，这些集中营又组织了所谓“死亡行军”，在把囚犯运回国内的途中，以各种方式“消灭”他们。在此进程中，德国人与盟军或多或少都知道上述情况。1942年夏，慕尼黑的抵抗运动小组“白玫瑰”便在宣传册中提到了屠犹惨剧；同年底，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首次在下院抨击“野兽般的冷血灭绝政策”；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公布了东欧领土上发生的大屠杀之证据。

被遗忘和被改写的历史

        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究竟存在过多少个集中营？在集中营里，到底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命？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准确答案。之所以会出现研究困难的局面，除了相关档案材料在战争末期被销毁之外，多少是同1945年以来对于集中营的记忆出现延后、掩饰与偏重等现象相关。

        在最初十年间，集中营的话题似乎被施虐者与受害者携手忘却了。虽然相关罪恶曾被短暂呈现在德国人面前，如魏玛市民被迫进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接受现场教育，美军也在达豪集中营举行过一次公开展览，甚至还公映了一部解放集中营的纪录片，但德国人很快把自己投入到重建国家的热潮中，忘却集中营成为“正常化”的极好借口。与此相应，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同样不愿意多谈集中营的经历。不少人因创伤性记忆而选择回避态度。在以色列，人们又担心宣扬受害体验反而影响到外界对犹太民族建国能力的信心，所以要么尽量不谈集中营历史，要么宣传抗争英雄的故事。

        解放者们把集中营挪为他用的做法，无形中又助长了上述忘却历史的态度。在拉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前，苏军一直使用着这里的牢房，来存放坦克和其他军用物质。在达豪集中营，美军的占用行动也持续到1972年。弗劳森布尔格集中营的一些房间从1950年起居然成为一家法国电影公司的驻地。

        德国人很快模仿起这些抹平记忆的做法。汉堡市政府把瑙恩葛姆集中营转变为所谓的“司法执行所”，魏玛市政府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内建立了一家农产品公司，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成为东德人民军的驻扎地，而埃斯特韦根（Esterwegen）集中营则是西德联邦军的营房。更为离谱的是，当达豪集中营与弗劳森布尔格集中营成为东欧被驱逐德意志人的聚居地后，反而成为德意志人“受难历史”的见证所。这里的街名“苏台德街”或“西里西亚道”都暗示着集中营记忆已遭到改写的残酷现实。

        当然，两个德国并非在记忆集中营方面毫无作为。事实上，政府层面的悼念活动从50年代后半叶起已经出现。不过，这些悼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两种记忆模式：西部是把集中营的受害者基督教化，即宣扬基督教徒的牺牲精神，同时暗示受害者应该遵循基督教义，对施虐者展示“仁慈”，予以“谅解”；东部是把集中营的受害者“英雄化”，即把抵抗运动战士的形象予以凸显，同时暗示自己作为抵抗运动的继承者之身份。两种记忆模式都把其他受害者群体排斥在外，并且回避呈现集中营的“残忍”特质，而是分别宣扬囚徒的“无助”和抵抗者的“英勇”。这种改写历史的做法也出现在今天万众瞩目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记忆活动里。从1947年起，这里被波兰政府粉饰为“波兰民族抗争希特勒德国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纪念场所”，而当年最大的受害者群体犹太人却被有意忽略了。

记忆振兴：当“奥斯维辛”成为一种隐喻

        60年代后，集中营的记忆突然受到重视，犹太受害者获得了特别关注。无论是以色列举行的“艾希曼审判”，还是联邦德国以奥斯维辛集中营罪犯为对象的法兰克福审判，都在客观上增强了人们对犹太人作为集中营主要受害者身份的认识。这种认识随后通过70年代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美国电影《大屠杀》（Holocaust）以及犹太人在美欧等国的政治影响力增强等途径得到巩固与扩大。西德各大集中营陆续出现了以犹太受害者为主题的展览室；东德的集中营也在80年代末“重新发现”了犹太受害者。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奥斯维辛”上升为德国乃至欧洲二战记忆中的重要隐喻，“奥斯维辛之后”（Nach Auschwitz）的命题对现代性乃至西方文明都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两德统一以来，集中营记忆得到了再一次振兴的契机。一方面，各大集中营纷纷恢复原状，陆续从各地政府或商业公司手中收回土地，纪念场所不断被扩大；另一方面，东西德国充满意识形态化的记忆模式逐渐被扭转，集中营不再仅仅成为抵抗战士、基督教徒或犹太人的受难地，其他受害者群体也得到陆续发掘和纪念，例如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盟军战俘等。在达豪集中营内，人们可以看到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东正教的四座悼念室。不仅如此，集中营的历史教育功能获得了充分开发。它们的周围地区一般被定名“历史公园”，档案室与图书馆陆续建立起来，学生们还能在这里得到感同身受式的体验——进入毒气室、参观火化炉。更为重要的是，集中营成为德国官方记忆的重要场所。每到集中营解放日，如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日）或4月29日（达豪集中营解放日），德国中央或地方政府官员都会前去敬献花环。

无法告别的过去？

        毋庸置疑，现行的集中营记忆并非毫无争议。右翼政客们总是担忧此举让德国人永远生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之下”，无法真正告别过去——正因如此，一些地方也出现过新纳粹分子破坏集中营的行为。持现实主义立场的普通德国人则对集中营的存在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感到愤怒——在弗森贝格（Fürsenberg）集中营附近生活的居民便反复呼吁在原址上开设超市以方便生活。

        另有一些历史教育学家对程式化的集中营记忆提出过批评，认为它们把受害者身份单一化，没有考虑到多重身份的可能性，例如一个身为共产党员的犹太人，或一个参加抵抗运动的同性恋者；因为曾经出现过低龄儿童在毒气室中精神受损的现象，目前的体验式教学也一度面临媒体的责难。

        然而无论如何，“集中营”已经成为当代德国历史文化再也无法抹去的印痕。它的存在，不仅是对那些曾在这里被残忍杀害或反复折磨者的悼念，也是德国人自我反省与自我警惕的明灯，更是世界爱好和平者坚定信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