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批出租车垄断持续：引30年前小岗村吁撬动浪潮直面改革

【编者按】

        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央媒对出租车行业垄断的炮轰已持续数日，未有停歇之势。

        1月6日，新华社发布一组涉及出租车罢运稿件。文章深刻指出，市场上到底该有多少出租车，要由市场说了算，不是主管部门拍脑门，也不能让既得利益群体把持。

        1月7日，新华社再发评论指出，出租车经营权的垄断，养肥了少数人，害苦了一批人。拥有出租车经营权，就可以不花一分钱，靠司机“融资”起家，用司机“份子钱”还贷款，可谓“空手套白狼”坐享其成，而绝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如同“骆驼祥子”。这种利益模式早已板结，针扎不进，水泼不入，成为百姓出行改革路上的“坚冰”。

        1月10日新华社旗下的新华网再次发文《全面深改关键年 出租车改革能否迈开腿？》，文章细数垄断“三宗罪”，力挺用好现在极大冲击传统出租车行业的“专车服务”这条“鲶鱼”，文章还写道：“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纵观改革历程，基层的改革探索总会在既有框框内不安分地“冒尖”。30多年前，小岗村的十八户村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撬动了中国农村改革浪潮。今天的出租车改革，也是一块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面对未来的激流险滩，面对既得利益的高墙，面对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希望有关部门能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以下为此文全文。

        新华网北京1月10日电 2015年刚开年，一些地方部分出租车停运引发各界关注；西安、上海两地出租车价格听证会也引来热议。在司机叫苦不干、消费者打车难不满的两头夹逼之下，出租车行业成为舆论焦点。

        业内人士认为，破除出租车行业垄断各方已经呼吁多年，却迟迟不见进展。如今的矛盾，是多年顽疾的爆发，但也是行业改革的契机。与百姓出行息息相关的出租车行业，在民意期待和各方围观下，不应再拖延。

垄断“三宗罪”

        近期出租车停运事件频发，虽然诱因与燃油附加费、“专车服务”冲击等有关，但较多舆论认为，病根还是出租车行业长期垄断经营带来的弊病。

        “一宗罪”：出租车数量严控不顾市场需求增长。

        我国出租车行业多年来饱受垄断经营质疑，每个城市出租车的运营牌照由政府部门控制总数量发放。在一牌难求之下，出租车牌照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记者采访发现，上海出租车牌照转让价格被炒到50万元以上，沈阳的出租车车标价格上涨到80万元，仍供不应求。

        由于有的地方出租车牌照没有有效期，所以“一旦拥有”就等于“天长地久”。沈阳出租车司机李峰告诉记者：“在获得‘车标’后，只要把车租出去，什么都不干，年收入就可超过9万元，标主10年内就能收回成本。再往后就是净赚的。”

        “二宗罪”：出租车定价全靠政府调整。

        在9日西安和上海的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上，有消费者代表提出，“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提价的听证会，因为光靠价格调整是解决不好行业问题的”“需要优化出租车经营模式，重新研究价格制定规则，改变政府定价的现状”“能否逐步研究适度放开（出租车）单一的价格管理制度”。

        还有消费者代表提出，应该根据车型、驾驶员星级、上下班高峰期等因素，灵活制定价格，而不是现在“一刀切”的价格。

        而因为高昂的“份子钱”带来的紧张的劳资关系，每一次出租车调价、每一次燃油附加费调整都像在鸡蛋码放的金字塔上放新的鸡蛋，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艰难。

        “三宗罪”：出租车公司管理成本长期一笔乱账。

        尽管不少出租车公司都在喊穷，但其背后却有着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

        记者调查得知，某出租车公司虽然只有40辆出租车，但管理人员却有40人；另一家管理上万辆出租车的企业，其各级管理人员有2000人左右。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学金告诉记者：“上海一些成熟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靠300多人就能管理37万人的信息。可见，很多出租车企业提升管理效率压缩成本还有很大的空间。”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授陈小鸿也指出，很多出租车公司公布的支出栏目不够细，尤其是管理人员开销不够公开透明，不够详细。

改革迫在眉睫

        近年来，各地出租车司机群体停运表达不满日趋频繁。记者梳理发现，2014年内蒙古包头、广东清远、陕西宝鸡、安徽黄山等地都曾发生过出租车“不拉活”事件。而2015年才刚刚开始，就接连发生停运事件。出租车行业越来越突出的矛盾表明，改革迫在眉睫。业内人士认为，出租车改革顶层设计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对此，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目前政府借助出租车公司监督管理，而出租车公司通过征收“份子钱”约束出租车司机。但是，“随着科技发展，完全可以通过卫星定位系统、智能软件等手段管理出租车，出租车公司这种以专营权获得暴利的中间层，只是徒增运营成本和社会管理成本，应下狠心动刀子”。

        长期关注交通领域的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教授王军认为，此前城市之所以要严控出租车数量，是为了防止发生恶性竞争、盲目增加数量导致道路拥堵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但现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都被解决了。那么继续进行数量管控、价格管制的意义在哪呢？

        专家认为，出租车行业改革毕其功于一役或有难度，让出租车行业更多地在阳光下运行却不是难事。陈小鸿建议，出租车行业应让监督和审计深度介入，向驾驶员和市民公开出租车企业的支出情况，包括“份子钱”的总数和使用情况等。通过出租车行业成本的透明公开，让社会参与监督，倒逼行业转型升级。

用好“专车服务”这条鲶鱼

        从2014年10月份开始，“专车服务”快速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出租车行业。在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大城市公共出行的旺盛需求和差异化发展趋势。

        一号专车CEO李祖闽告诉记者，其实他们在做的是增量市场，例如在车上设置婴儿坐椅，一些家长也用“专车服务”接送孩子上下学，这些都是传统出租车行业提供不了的服务。

        对此，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室主任程世东告诉记者：“现在公众的出行需求远未被满足，不仅高端个性化的需求远远没有满足，普通的需求也没有满足。所以，才有很多平台以汽车共享、合乘拼车等形式来满足这种需求，甚至游离在法规以外。”

        有业内人士估算，目前北京、上海的“黑车”数量均有数万辆。“黑车”禁而不绝，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市场需求，也让有关部门陷入了“堵”不住也“疏”不了的尴尬。

        “专车服务”这种新业态相比出租车垄断业态，真正的特点在于因管理成本低廉，带来司机分成比例高的巨大优势。“滴滴打车”的媒介经理张真瑜表示，沈阳“滴滴专车”近千辆，如果“滴滴专车”一单生意赚100元，“滴滴”抽取20％后，司机可得80元，远高于给出租车公司打工的收入。业态革命带来全新的利益分配模式，这正是“专车服务”带给客运行业的“改革红利”。

        业内人士建议，监管部门可以接入互联网“专车服务”信息后台，这样便于车辆信息审核，从源头上杜绝不法车辆的加入。同时也要给“专车服务”以足够的观察期、发育期，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直面改革方能啃下硬骨头

        交通运输部日前表示，“专车”是新时期的创新服务模式，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化需求有积极作用。但“正名”的同时却未回应出租车垄断经营权改革的核心问题。人们期盼，有关部门能直面出租车改革，更期盼出租车改革破冰能传递出深化改革决心，撬动更多行业在深水区启动改革。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纵观改革历程，基层的改革探索总会在既有框框内不安分地“冒尖”。30多年前，小岗村的十八户村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撬动了中国农村改革浪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户籍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高校招生制度、公务车等改革，哪一个不是硬骨头？如今纷纷出台了时间表，开始运行在改革“轨道”上。究其原因，正是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改革目标，真正做到改革为了群众、改革依靠群众、改革让群众受益。

        今天的出租车改革，也是一块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面对未来的激流险滩，面对既得利益的高墙，面对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希望有关部门能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地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