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智取威虎山》，是“因为中国富了，杨子荣可以请回来了”

        徐克电影《智取威虎山》热映，引发观众广泛关注。“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取材于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60年，该小说被改编为同名影片；“文革”时期，京剧《智取威虎山》是著名的“八个样板戏”之一，曾长时期风靡全国。“智取威虎山”的故事何以引起不同时代读者与观众的兴趣，此次徐克版《智取威虎山》的成功与中国“红色经典”的改编渊源不浅。

        1月8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文艺论坛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云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丽军、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张慧瑜、《当代》杂志编辑石一枫等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同意很多人的看法，这个电影是一个好莱坞化的《智取威虎山》，或者是一个商业版的《智取威虎山》”张慧瑜关注的问题是为何这样一个红色经典能够很好的转化成具有商业性和消费性的电影。

        在他看来，《智取威虎山》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电影结尾的两个地方，其一就是战斗结束之后，杨子荣和少剑波在山顶上汇合时，背景是一轮红日。八十年代以来的电影中很少能看到这么正面的出现冉冉升起的红太阳。“这好像预示着一个新中国就要出现了。”

        另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细节是，故事的结尾，过年从美国回来的孙子杰米回家来迎接小分队归来。“用电影的方式让死去的英雄复活，这个也是非常电影化的表达，用影像表现英雄的归来——就像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回来一样。让这些英雄们都回到家里来一起来和我们当下的人吃一顿饭。这个是很有意味的，因为在八十年代'我爷爷'一直是《红高粱》里的余占鳌，一个土匪。现在我们把战斗英雄杨子荣指认为爷爷了，也是一种新的认祖归宗。”

        “电影局限在于，‘我奶奶’还是《红高粱》里边的九儿，还是座山雕的女人。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孙子是把爷爷找到了，奶奶还是八十年代的奶奶，这是很有意味的改写。”张慧瑜分析到，张艺谋的《归来》，讲了父亲永远也回不了家，即使是右派的受迫害的父亲也进不了家门。“我们现在可以把杨子荣爷爷给接回家了，但是我们的父亲还是不让他归来，也这反映了我们当下中国的文化症候，父亲好像还是有罪的，红色的爷爷已经被赦免了。”

        “我觉得这个爷爷回来了还是很有意味的，因为毕竟是把杨子荣给请回来了，不是把座山雕请回来了，红色经典当中的英雄能够回家了。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解构和颠覆红色经典，质疑它是虚构的，觉得整个小说都是假的，都是编的。另外觉得杨子荣这样的正面英雄比较落伍，比较土，比较穷。”

        张慧瑜表示，“为什么能够把爷爷接回来呢？电影一开始就是美国纽约曼哈顿，一个在美国很成功的好孙子，成功的实现了美国梦，已经在硅谷找到工作了，然后是一个大闪回，把《智取威虎山》的故事框定在他的回忆当中。这个电影的目的就是，把当下的生活和《智取威虎山》建立起密切关系。除了这样一个现在的年轻人，电影里面还是一个新角色，就是小栓子和他的母亲马青莲，《智取威虎山》把小分队剿匪的目的是为了解救马青莲，让栓子和母亲能够相见，这是很人性的逻辑。更重要的是，让小栓子的孙子能去美国留学，去实现个人成功的美国梦。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电影一方面很正面地讲述了革命，讲述了英雄牺牲的价值，革命不就是为了让小栓子这样的下一代过上好日子，让栓子都过上个人和家庭幸福的生活吗，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三十年来却很难说出来，我觉得这方面徐克还是很识时务。另一方面这种革命的价值与杰米所代表的个人奋斗的价值并不冲突。”

        张慧瑜认为，在此意义上，这部电影把革命爷爷的故事和当下的故事比较融洽地融合在一起，让观众感受不到裂隙和矛盾，而是一种有因果关系的联系，因为有杨子荣爷爷，所以杰米可以走向美国，过上幸福的生活。

        重新看了一下1960年电影《林海雪原》和1970年现代京剧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张慧瑜更能意识到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与前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那些革命文艺当中的政治性是什么，或者是革命所携带的政治究竟是什么”在张慧瑜看来，电影《林海雪原》和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政治性很明显，就是要讲党和人民的关系，英雄和人民的关系。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使孤胆英雄变成一种人民的英雄。但在徐克这里，英雄完全变成了个人主义的孤胆英雄了，和好莱坞里的英雄区别不大。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英雄，特别强调群众的支持，群众从误解、不解到认识到解放军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打内战，搞土改，都是为了广大群众过上好日子。这些才是杨子荣去剿匪的根本目的。比如会表现敌人怎么迫害老百姓，解放军怎么拯救老百姓、组织老百姓，因为这些是他要“智取威虎山”的政治基础。

        “红色电影当中的政治性，在徐克电影中显然是没有的。”也就是呈现一种党和人民的关系，呈现一种党和群众关于革命的最朴素的道理，这种政治性是在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中很难讲述的。

        

红色经典如何成为消费品

        张慧瑜初步考证，“红色经典”这个说法出现于九十年代初期，在九十年代中期才被广泛使用。他查到的是1996年在北京舞台上出现《白毛女》、《东方红》、《红色娘子军》等剧目。当时媒体称“红色经典火遍京城”。此后，“红色经典”成为官方和媒体都接受的命名方式。对官方来说，“红色经典”的命名，有助于进行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教育。

        对于普通人来说，“红色经典”是很多人成长年代，喂养他们成长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资源。与此同时，除了这些革命歌舞，还有红歌翻唱，也出现了红色电影的翻拍。九十年代，这种红色文化已经和消费主义文化开始结合起来，开始浮现出红色经典改编的第一波热潮。

        “第二波的热潮出现在2000年。”张慧瑜介绍，两部电视剧把红色怀旧和红色经典改编带上了更高潮。一部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一部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电视剧不再讲伤痕，不再讲创伤，而是讲红色经典和红色年代的理想主义。“我觉得这一波人们对红色经典的接受和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对九十年代激进市场化改革的反应，是对物质主义的一种反馈。”

        另一方面，人们都接受那个时代是有理想的、有信仰的，但是从来都不说这个理想和信仰到底指的是什么。也就是理想和信仰被抽象化和精神化了。当时还有一个激烈的争论——究竟谁是英雄的争论，到底是保尔·柯察金还是比尔·盖茨是英雄。后来证明他们都是有精神的人。事实证明，红色时代所带来的精神和理想的价值并不和市场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冲突。“如果说八十年代妖魔化红色历史，九十年代则把红色历史精神化或者是理想化，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去红色化的一种方式，这是第二波的红色经典。”张慧瑜介绍。

        张慧瑜分析，第三波红色经典是因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带动下，使得我们的文化市场突然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卖点——拍红色文化可以挣钱。所以很多民营资本就开始大量拍红色经典。“到2003年、2004年，基本上毛泽东时代的几乎所有的小说和电影都被改编、翻拍成了电视剧。”张慧瑜介绍，对红色经典的改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增加爱情戏，第二是增加传奇性，三是把坏人和敌人人性化。《智取威虎山》主要是把原版传奇化，没有出现爱情化和坏人人性化的情况。

        “在这个意义上，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对红色经典的改编既有继承，但更重要的是创新，如爱情戏就很节制，像原版小说一样隐而不彰。”张慧瑜介绍，徐克原来设想电影版的《智取威虎山》里面给每个人加上个人的理想。比如高波希望当飞行员，但是突然有这样一场内战，所以他要投入到战斗当中，临时放弃自己个人的理想。“徐克的设想是很好莱坞化的。大家都是过个人生活，遇到灾祸之后挺身而出。在这个意义上，徐克是用一种很个人主义的现代生活的逻辑来重新阐释了这样的红色经典，而且阐释的还很正面。当然，我们生活在小时代，可能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想象大时代的人和事”张慧瑜分析。

        

徐克为什么要翻拍革命经典电影

        在张慧瑜看来，徐克比很多内地人更能感受到中国的巨大变化。

        张慧瑜分析，在八九十年代，大陆把港台文化作为学习的样板。新世纪以来，则是港台文化在适应内地市场。“因为这十年来电影投资的资本变成了大陆的，电影市场也变成了大陆市场，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中国人出钱请好莱坞来给中国人拍电影的现象，这个是指日可待的。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位置和中国经济很像，也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不光香港电影人这样，连好莱坞也讨好中国市场。也许过不了几年，好莱坞大导演会拍一个纯好莱坞电影《智取威武山》，这也是一种中国文化国际化的体现”张慧瑜预估。

        徐克出生在越南，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美国度过，他还提到，七十年代在美国看到了《智取威虎山》。“这是他的一个情结，所以说他要拍《智取威虎山》。”张慧瑜介绍，徐克在香港电影当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比较类型化的商业片导演。尤其是拍武侠片方面承接了张彻和胡金铨的传统。

        九十年代中后期，徐克在好莱坞发展并不顺利，之后他在新世纪进入到内地。当时的背景是2003年内地和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一个协议。其中对于香港电影进入内地政策放宽。从那时开始，开始出现了以内地电影市场为电影的主要市场的一些电影，很多香港的电影人都北上。

        对于这些香港导演来说，如果拍一个大陆的故事，就涉及到怎么把香港演员融入到大陆的题材里面，如果拍香港本土故事，也要插几个大陆的演员，所以大陆与香港的关系是香港导演必须处理的一个很切实的问题。

        张慧瑜归纳，香港电影人主要有三种方式来完成文化登陆。一种方式就是就借助九十年代关于上海和香港双城记忆来进行整合。香港电影人把香港和老上海，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结合起来，像关锦鹏、许鞍华拍了很多张爱玲的电影。第二方式是新世纪以来把老上海、大上海的故事升级为民国故事，正好与大陆的民国范儿形成合流。于是，香港就和民国建了认同关系，这样一来就锚定了香港的身份和民国成了香港的前世，香港精神是民国的今生。

        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叶问的故事，如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叶问的特殊身份就在于他是从大陆流落到香港，他把大陆的武侠精神带到香港，又通过香港把中华文化传递到全世界。这是香港在当下的文化位置。

        近几年出现第三种方式，如《听风者》、《十月围城》等，处理的是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故事。这些故事当中，把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叠加起来，把香港电影当中的一种草根精神和为了一种宏大目标而牺牲的精神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智取威虎山》也并不是先例。当时的《十月围城》也让很多人感动流泪。当然，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改编的是样板戏，是最核心的红色经典，他的市场成功还是具体标识意义。

        “我觉得近些年就出现一种新的变化，尤其是今年。”张慧瑜分析，许鞍华的《黄金时代》中关于民国的想象就从张爱玲转向了左翼作家萧红，不管拍得如何，是一种从民国范儿变成现代中国的尝试。

        “《智取威虎山》则更不一样了，处理的是当代中国，是一个革命中国。”张慧瑜认为，徐克这么正面地呈现中国——一个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的历史。“以前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这个历史，但是现在他们意识到了当代中国的存在。我觉得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中国富了。中国富了就得重视和尊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包括红色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也恰恰是因为中国富了，所以说杨子荣爷爷也可以请回来了，这其实也展现了一种文化自信。值得内地电影人反思。”张慧瑜总结到。（文章据会议发言整理，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