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变色第一年：莫斯科没有饥荒

        1992年秋我应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之邀赴俄做学术访问，这是江山变色的第一年，变色后的俄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我去访问最想看到的。《与倒爷同行去莫斯科》是个序幕，已载《万象》杂志2011年第7期；接着的三节：《再访列宁墓》《改名潮》和《又见教堂》，载《随笔》2014年第3期。

        这一天是莫斯科城市日。按莫斯科市的规定，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为莫斯科城市日，这是全城的节日，热闹异常。

        从列宁墓出来，去了邻近的马涅日广场，那里人们正在热热闹闹地庆祝自己的城市日，有演杂技的，有跳民间舞的，还有儿童剧院表演的，一些青年男女相拥而舞，一派节日气象。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带着自己的子女在这里或做游戏，或欣赏歌舞演出。有一位黑袍老教士推着坐着瘫痪妇女的轮椅，穿行在游园的人群之中，这一场景是在俄国艺术作品或电影中经常能看到的。人们的脸上看不到菜色，衣着也不褴褛。特别是那些在广场上做游戏的儿童，更是兴高采烈，跟以前在节日游行时看到、感觉到的氛围没有什么异样。从精神面貌看来莫斯科人仍然是乐观的、快乐的。

        离开北京的时候，一些同学想要我多带食物去救助挨饿的苏联同学。然而，这里看到的是和想象全然不同的景象。物资短缺，但人们并不挨饿，莫斯科不是挨饿的城市。

        苏联历史上有过几次大饥荒，基本上都是人为的灾难：1921年有天灾的成分，但更多的是粮食征收制造成的，名义上征收的是余粮，实际上连口粮、种子粮、备荒粮统统收走，而这三种粮食是农民进行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农民名义上得到了土地，但是有土地，却不能拥有土地上生长的粮食，要这个土地何用？1932-1933年的饥荒完全是全盘集体化造成的恶果，集体化不仅剥夺了“富农”，而且剥夺了全体农民，使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国家农奴”，是对农业生产的一个大破坏。农业生产不能完成预定的任务，而国家的粮食出口却年年增加，于是正常年景下出现了大饥荒，到了人相食的程度。二战后还发生过一次全国性的饥荒，虽有战争后遗症的因素，但更多也是政策造成的。城市的另一次大饥荒是列宁格勒的九百天德军围城造成的。1950年代上学的时候听苏联同学说，由于长期围困，列宁格勒城内食物严重短缺，路上行走，如果看见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是不敢去扶他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很虚弱，如果你去扶别人，一样会倒下不起。人连最后的力气也没有了，人相食的悲剧时有发生，当然这是法西斯德国围城造成的。

        苏联的解体并没有造成饥荒。瞿秋白1920-1921年赴苏俄采访，写下《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反映了当时苏俄的真实，不过后人写的《新饿乡纪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离马涅日广场不远是列宁博物馆。博物馆门口有一群老年人举着标语口号，正在集结，准备到红场游行。他们的标语各色各样，有“打倒资本家的统治”、“叶利钦下台”，还有“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时期不要说在红场游行，就是在一般的街道游行，都是绝对禁止的，会受到军警的镇压。如今游行已成为公民权利，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有一群老人在红场游行，军警只是在旁边监视，维持秩序，并不干预。有人要打倒斯大林，有人要打倒叶利钦，当局不管，也管不了。

        旁观者对我说，这是干蠢事。克里姆林宫的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导游说，没办法，这些人是经多年教育出来的，已经僵化。目前一些反对当局的左派人士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提不出能吸引广大群众的纲领性口号去同叶利钦对抗，有些口号只能引人发笑，如“谁领取私有化证券谁就是祖国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