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先生弟子集体追忆老师︱阎步克：由小见大，见微知著

        “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由小见大，由微知著，这是田余庆先生的典型风格。故他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是所谓“牖中窥日”、“得其英华”，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

        2015年到来之前，田余庆先生溘然长逝。亲友为之悲痛，同仁、学生和读者表达了深切哀思。一直到临终的前夜，年届九十的田先生仍保持着温厚含蓄的风度、清晰的思维和体察情感的能力。生理的老迈，未曾磨损其生命的品质与尊严。其史学成就和富有特色的治学风格，赢得了赞佩敬仰。当然学者术业各有专攻，对田先生的评价肯定见仁见智、取其所需；而读者口味各异，也将乐山乐水、各有所好。作为田先生的学生，此时只是就一己之所得，向一般读者择要略述先生的成就，以及对我个人研究教学的启迪。写作时仍带哀思，笔下难免感情色彩，希望没有溢美之辞，因为那不合于田先生一贯的淡泊品格。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初版）一书，被视为田余庆先生的代表作。此书以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为研究对象。秦汉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主要是功臣、外戚、宦官、儒生、文吏等。而至魏晋南北朝，中国政治史出现了一个重大变迁，一个被称为“士族门阀”的阶层崛起了。对这个阶层的政治权势、经济基础、文化特征，对其在汉唐间的兴衰，以往中国学者如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等，以及日本、西方的相关学者，提供了各种论述。田先生的这部新著，又获得了较大推进。

        《东晋门阀政治》的不少章节，都曾以单篇论文先行发表。在它们汇为一书后，其对中古门阀政治的观照，就更富整体感了。东晋江左几个侨姓大士族的沉浮兴衰，是考察的主线。晋元帝与琅邪王导的合作开创了东晋朝廷。“王与马，共天下”的谣谚，其背景就是士族与皇权的分享政权。继琅邪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家族的头面人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先后与司马氏皇权分享政权。门阀与皇权“共天下”，是东晋最基本的政治特征。

        按，传统的士族研究中曾流行“婚宦”模式，由婚姻制度或选官制度切入。前一个是社会史的，探讨封闭的通婚圈如何维系了士族高贵身份；后一个是制度史的，探讨选官特权怎样保证了士族对高级官职的独占。《东晋门阀政治》则在通婚、仕宦之外，从动态的政治斗争中，揭示了门阀是如何凭藉其政治军事实力，具体说是对主力军队和军事重镇的控制，而得以与皇权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皇权的。军政实权是“门阀政治”的基本条件，“士族专兵”是东晋政治的重头戏。故军权与要藩的历次争夺，得到了浓墨重彩的阐述。

        田先生又用了很大篇幅考察流民武装。仅凭文化士族不足以支撑政权。北方士民在南迁中形成了流民武装，江左朝廷加以吸纳，让他们承担江北防务，用作抵御少数族的军事屏障。如京口重镇的北府兵和襄阳重镇之兵，皆是。田先生指出，东晋一朝政争，往往跟流民武装、流民帅相关。东晋政治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皇帝垂拱，门阀当权，流民出力”，流民武装问题，由此就跟与门阀政治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了。而且流民武装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终结者。由北府兵将领起家的次等士族刘裕，凭武力、军功攘夺皇位，不仅终结了司马氏统治，也终结了门阀政治。正如胡宝国的评述：“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以往学界对北府兵的讨论，大多不出军事、战争本身；而田先生拓宽视野，视之为门阀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异化因素。这是一个重大创获。

        面对纷纭史料，田先生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例如全书以“王与马，共天下”一句谣谚始，通过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与琅邪王衍的结合，进及东晋初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的结合，由此打通了两晋间皇权与门阀的合作过程。其笔法兼精微、恢弘之致，谋篇布局匠心独具。由“王与马，共天下”一语破题，这让人不禁联想到陈寅恪，由《梁书》“江陵素畏襄阳人”一语，而引申出了“上层士族”与“次等士族”的精彩讨论（见陈寅恪：《论东晋王导之功业》）。记得一位研究生曾感叹，陈寅恪、田余庆，都能从一句话发挥出一段大文章。二例有异曲同工之妙。魏晋南北朝的史料远不如后世丰富，这个局限性，反而促使人们努力发掘史料意义，名家由此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甚至神异传奇亦可证史，只要善加利用，巧妙阐释。田先生论东晋初年东海王冲之封，引《搜神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之谶，其评述是“颇疑时人观察形势……托物妖以为警诫”。这个分析入情入理。又论晋末高雅之，又利用《搜神后记》故事为旁证：“此则故事虽似小说家言，但是去其伪而存其真，颇可以补史籍之不足。”不禁又联想到唐长孺了，唐先生曾用陆机（或陆云）路遇王弼之鬼的“鬼话”，以证“二陆在入洛之前……为了适应京洛谈玄之风可能加以学习”（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宛如名医手下，牛溲马渤皆可入药。

        《东晋门阀政治》采用的是经典的政治史方法，即围绕人物、集团、事件等等而切入展开。这样的方法，在传统史学中已有丰富积累。然而在人文领域中，传统方法并不因现代化而丧失价值，正如使用毛笔的传统书画艺术，不会因电脑的普及而丧失价值一样。而且田先生的论述中又灌注了现代史学意识。此书不同于家族研究，其中贯穿了一条鲜明的主线：其与皇权的关系。记得我写察举制的毕业论文时，打算写皇权兴衰与察举盛衰的关系，田先生表示赞成，说“就是要抓住‘皇权’这个核心问题”。家族、集团的具体考察，由此升华为一个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既就政治学而言，政治集团的结构也是政体要素之一。在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中，判断“专制”与否，其标准有二：第一是政治制度的结构，例如是否存在三权分立；第二就是政治集团的结构，如果存在强大的“中间阶层”，如贵族、教会等，君主就难以专制。士族门阀，便是一种销蚀皇权的势力，与皇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田先生用“门阀政治”概念，特指“门阀与皇权的共治”。在他看来，东晋的门阀政治，只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地回归于皇权政治”。在这样的阐述中，不但中古时期的皇权传统变得更鲜明、更浓重了，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变态-回归”的历史观照。这个“变态-回归”的史观，可以为魏晋南北朝史的解释拓展出新的空间。

        上个世纪采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学者中，郭沫若等，把战国至清两千年，视为地主阶级所支配的“封建社会”， “魏晋封建”论者则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但两者都把魏晋南北朝看作是“士族地主阶级”支配的时代。这种认识可以说是“经济史观”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则把中国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大阶段。“中世”即六朝，这是一个“贵族政治”的时代。贵族政治据称终结于唐宋之间，此时由“唐宋变革”而进入近世。这个“三段论”的分期，系比照西欧史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阶段而来。无论用“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史，以及用“三段论”解释中国史，都在相当程度上借鉴、比照了西欧的历史经历。

        除此之外，在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在其名作《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把秦以下两千年都断定为专制集权时代。那么如何看待六朝呢？梁氏的看法，首先是“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然而“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这个看法，既不同于“经济史观”，尤其不同于“六朝贵族论”。梁启超的“专制政治论”，运用了现代政体理论，又立足于本土史书史料，而非以西欧史剪裁中国史。田先生的视线聚焦于政治体制，把门阀政治看成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与梁氏的看法，一百年间遥相辉映，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近年学者对“唐宋变革论”有不少讨论，但六朝的问题往往被忽略了：如果六朝不能认定为“贵族政治”，那么唐宋间的政治变迁幅度，就没有“唐宋变革论”所夸张得那么大，并没有大到体制根本性转型的程度、“唐宋变革论”的一个主要论点，即唐宋间君主独裁取代了贵族政治，这个比照欧洲近代史而来的论点，就大可怀疑了。

        对国外的各种“六朝贵族制”论者，《东晋门阀政治》只说了一句他们“一般不太重视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虽申明异议，但不做详论。2013年初，田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被正面问以这样的问题：

        最近一些魏晋史学者在一些场合谈到，日本的中国六朝史研究的核心思想是贵族制理论，而中国学术界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总结两个层面所作出的唯一回应，迄今为止只有《东晋门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魏晋史学界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日本学术传统的一次对话。可是，仅仅从字面上看，《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并没有提到贵族制问题，也没有摆出理论探讨的姿态，因此史学界对此书与日本学术传统对话的性质似乎理解不足。请问这一描述是否准确？您强调门阀政治是汉唐皇权政治之间的一个变态，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且本质上并不是对皇权政治的否定，显然是为了回应贵族制社会的学说。您对东晋政治的分析，是不是基于这种对汉唐社会与政治的连续性的理解呢？如果魏晋以降的社会与政治并没有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那么，是不是说，汉晋之际的变局，尚不足以使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甚至可以说，皇权政治与制度仍然富有生机？

        田先生的回答是：

        我觉得迄今所知国外学者关于贵族政治的论说，……用中国古史套用西欧历史框架，因而难于使历史上通下串，左右关联。……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把皇权这个因素过度淡化，看重几家门阀、几个人物在舞台上的活动，而抹煞其与皇权的互动，抹煞其假皇权以行事的实际，这样就出现了中西无别的所谓贵族政治。……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钟鑫整理：《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月6日）

        从世界史的范围看，数千年中国史进程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甚至帝制终结之后，皇权思想和集权体制依然长期保存在社会的骨髓里面。近代之初的历史剧变，一度催生了纷繁多样的未来愿景；而二十一世纪以来集权体制的历史走向，却令人们产生了新的观感，比如：“我们最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文化中曾经有过的，最不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文化中没有过的。”（李银河：《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提、目标和可能性》）中国会变、而且在变，但它有自己的历史逻辑，源于自己的“历史的遗传基因”。“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那么在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之外，“制度史观”再度显示了对于中国史的重大认知价值。进而为“变态-回归”模式，进而为认识其历史连续性，提供了一种基本思想方法：中国政治体制不是静态的，也不是直线发展的，它经常上下波动、左右摇摆，出现各种“变态”，甚至升级转型。然而那些波动与摇摆，又不断地趋向于一条“中轴线”，包括专制皇权、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意识形态等等。不妨说这条“中轴线”就是“常态”。

        面对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代，人们往往聚焦于它的特殊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等等。汉唐间的连续性，有时就被忽略了。“变态-回归”的解释模式，则将这样提出问题：

        一、“变态”原因是什么？

        二、“变态”的幅度有多大？

        三、“回归”的动力是什么？

        在此书的《后论》中，田先生做出了推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而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条件，是由于“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的存在”，以及“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外部原因。这三个条件中任意一个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

        对第一个条件，即汉晋间士族已发展为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存在，本书的《后论》部分提供了多方面的评述。在概述中，有一节对“由儒入玄”现象的阐述，颇可注意：几家大门阀在崛起过程中，其家族学术，都曾经历了由儒学转向玄学的历程。“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这个论断是发人深思的：一个阶层的兴起，竟然与一种新兴哲学思潮“玄学”息息相关。

        而门阀政治的终结者是军人阶层，是北府兵，是流民帅与流民武装。那么我们来看，门阀形成中发生过“由儒入玄”，门阀衰落则来自军人的推动，“文”、“武”因素相映成趣，发人深思。罗素曾指出：“战争对于王权的加强一定起过很大的作用，因为战争显然需要统一的指挥。”梁启超论中国专制进化史：“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李开元也曾指出，中国王朝的来源是“马上天下”，政治权力和政权机构起源于战争和军事。王朝衰败，以崩溃、战乱告终；此后则通过军人群体、军事活动与军事编制恢复了秩序，迎来了一个更强悍的皇权。然而在此之后，又将逐渐地回归于文官政治、回归于“士大夫政治”。这是否可以视为一个周期性现象呢。

        第二个条件，即一度低落但依然存在的皇统——还应加上秦汉所留下来的集权行政体制的因素——预示着未来皇权的复兴可能。进入南朝，皇权复兴的可能性现实化了，门阀政治终结。

        第三个条件，即“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意味着门阀政治的出现，外因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的理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假若没有外部少数民族的冲击，华夏政权按照其自身逻辑前行，则秦汉集权体制的那些基本特征，将在更大程度上维持下来。换言之，假设不存在外部民族矛盾，门阀政治就不是必然现象。

        而且“民族矛盾”的历史影响也是因时而异的。在全书收束之处，田先生又提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个论断，不妨称之为“北朝主流论”。 虽仅一语而已，但仍来自数十年在魏晋南北朝领域的治史体察。异族的外部冲击促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但历史又是在北朝走向隋唐的。由此给后学留下了又一个问题：为何北朝成为南北朝的政治主流，成为通向隋唐帝国的历史出口呢？在南朝是北府军人、“次等士族”终结了门阀政治，北朝则是鲜卑军功贵族构成政权主体，他们振作皇权的动量，比南朝的次等士族更大。进而，历次北方少数族入主强化了集权专制这个重大问题，也就可以纳入视野了。

        总的说来，《东晋门阀政治》包含着若干结构性、系统化的历史思考，由之可以引申出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优点并不仅仅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娴熟运用。这是我个人的阅读心得。田先生通过各集团与皇权的关系变迁，细腻勾画出了一条“变态-回归”的轨迹。在田先生的启发之下，我尝试在政治制度的变迁方面，继续证成这种“变态-回归”。除了我个人的一得之见，读者还可以在专业书评中，看到对《东晋门阀政治》更全面的评述。如：“它是田先生多方面造诣的结晶，标志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达到的新的深度和高度”（陈苏镇：《东晋门阀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标志着国内对门阀政治的研究朝着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迈进”（《〈东晋门阀政治〉介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本书超越以往以婚宦论士族的方式，从动态发展的角度，以细密的考证、精辟的见解为士族研究另开新局，是近年士族研究中难得一见的好书”，是理论创造和细致考订“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祝总斌：《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台湾学者刘增贵有《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予以好评（《新史学》第1卷第2期，1990年6月，台北）。日本的学术期刊《东方》，以《划时期的东晋政治史研究》（1992年10月，第139号。作者川合安）为题，对此书作了介绍。

        《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初版）一书，汇集了田先生在1979年至1989间的另外一批论文，共十九篇。这些论文涉及了秦汉魏晋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个人的新见解。《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一文，由秦汉之际的楚地反秦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通过了秦政权、陈胜政权与汉政权之间关系，展示此期的政治发展的宏观趋势。《论轮台诏》一文，考证汉武帝由帝国扩张政策向“守文”政策的转变，对以卫太子为首的“守文”势力与另一派用法兴功势力的矛盾，是其中心线索，尤有新意。《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得出了如下推论：“在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出现的阶段，专制政权的干预所导致的依附关系发展的迟缓，也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的诸多原因之一。”这是一个涉及了古代社会性质以及历史分期的论断，其中对专制政治与经济依附关系的分析，可与“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之论点相呼应。《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曹袁斗争与世家大族》等文，揭示了曹氏政权的草创期，与世家大族、黄巾余部、地方豪强等政治势力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隆中对〉的再认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蜀史四题》等考察蜀国政治史。对千古闻名的《隆中对》的战略思想的根据、来源和可行性重新评析，指出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缺乏可行性。通过对大臣李严的兴废，展示了诸葛亮用人政策之实质，即如何处理刘备荆楚势力、刘璋势力和本土势力几个集团的关系。这个着眼点，显然高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泛泛之论。以往孙吴史的研究者，大抵把这个政权视为孙氏集团与江东大族的结合产物。而此书所收的《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兼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等文，则揭示了孙氏的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还曾有过尖锐对立、相互敌视的阶段，两个势力的最终合作，乃形势所迫，并非自初如此。

        把视线转向北朝，转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并陆续发表论文，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相关论文，汇总为《拓跋史探》一书（三联书店，2003年初版）。这时候田余庆已值耄耋，竟能完成一部考索之作，殊属难能。北魏史的研究，汉化、改制、均田、士族、六镇起义等向为热点，研究者众多。但拓跋史的研究，尤其是拓跋族由部落向国家政权发展的早期历程，则因资料奇缺，相关研究相对薄弱。就是在这个资料奇缺之处，田先生又有新论。

        田先生从一个具体细节，也就是“子贵母死”制度开始，由此牵引出了一系列论题，如“离散部落”等问题。它们都围绕这一主题：拓跋集团由草原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专制国家过渡时，拓跋族面对着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那些问题，进而发掘草原部落向国家转化时的规律性现象。

        对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或称“立子杀母”，以往讨论不算太少，但并不是都注意到了这样一点：拓跋早期史上存在着若干强势的母后。道武帝的母后出自贺兰部，道武帝之后出自独孤部。拓跋族与其姻族组成了部落联盟，来自贺兰部、独孤部的母后与妻后，可以支持其领袖地位；而要建立集权体制，向专制君主发展，就要剥夺母后、母族干预拓跋事务，特别是干预君位继承的权势。道武帝赐独孤部刘贵人死，目的是抑制“外家为乱”。这就是“子贵母死”之制的实质和渊源。这是从部落联盟到国家的特定阶段的特殊问题。

        在北魏国家形成过程中，道武帝还有过“离散部落”之举。学界的一个通行思路，就是从“分土定居”来认识“离散部落”，认为其目的是打破氏族纽带，把其部众纳入行政编制，制造编民齐民。本书则指出，“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二者背景相同，因为除了窟咄之外，离散对象几乎都是拓跋族的外家部族，如道武帝的妻族独孤刘氏诸部，母族贺兰贺氏诸部，祖母族慕容诸部。“子贵母死”是为避免后族干政的论断，就因“离散部落”的考察而强化了。田先生还把更多现象，例如乌桓族的“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则无相仇报故也”的风俗，史官记述早期拓跋史迹时的直笔与曲笔纠葛，北魏中后期的母后专权等问题等，跟“子贵母死”联系起来了。

        《东晋门阀政治》的政治史方法，即考察集团、事件、人物的方法，被继续用于北朝民族史上来了。也如对东晋门阀家族的研究，最终归结到“门阀政治”上来，《拓跋史探》的民族政治史研究，也指向了某些结构性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在草原部落向国家进化的历程中，一族与其他部族的姻戚、结盟、共生等关系，对国家形成过程的各种影响。甚至在国家、王权诞生后，这种影响还可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一向是先秦史的热点之一。近几十年有先秦研究者提出，中国学者一度以阶级斗争解释国家起源，然而夏商周的国家形成过程中，看不到激烈的阶级斗争，反而是各部族间的联盟、对抗与征服分外活跃。面对中国北方草原民族，人们看到这里存在着探讨国家演生规律的又一个空间。《拓跋史探》的方法与结论，为跨入国家门槛时的相关各部族的政治关系，提供了一种富有创意的研究范式，可以激发很多联想。

        由一个“子贵母死”的历史细节而顺藤摸瓜，这种治学之法和写作笔法给人的观感，也如《东晋门阀政治》给人的观感一样，即由“王与马，共天下”一句谣谚而牵出一系列重大问题。“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由小见大，由微知著，这是田先生的典型风格。他经常以“读书得间”教导我们学生，即读书治学，首先要在字里行间细细玩味，发现微妙线索，然后努力将之深化、拓展、升华；而不是预定纲目，照章填充。故田先生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很多重要论断，都篇幅不长，甚至寥寥数语；引证史料亦极简洁，只截取其最核心部分。是所谓“牖中窥日”、“得其英华”，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与穷其枝叶、连篇累牍、喋喋不休者有异。

        《拓跋史探》的相关书评认为，“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胡宝国：《在题无剩义之处追索──读〈拓跋史探〉》，《读书》2004年第6期）；《拓跋史探》“通过细密的思考捕捉到看似孤立的历史现象间的密切联系，发掘出影响拓跋百年历史进程的重要线索”，“为深入认识北魏早期历史，乃至整个北魏史开辟了新的途径”（侯旭东：《田余庆著〈拓跋史探〉评介》，《中国学术》2005年第1辑）；是一部“提出了许多问题的著述”，展示了洞察力和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提炼能力（楼劲：《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读后》，《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田先生的学生罗新教授还评论说，由于是老年写作，《拓跋史探》在选题、分析和文字上未能超越《东晋门阀政治》，然而也凝聚着深刻的时代体验和历史反思。而且“与《东晋门阀政治》的乐观昂扬不同，《拓跋史探》浸透了对未来的疑虑和对往昔岁月的感伤。前者表达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人的热情与希望，后者则源于乐观情绪被打消之后的沉郁深思”（罗新：《推荐〈拓跋史探〉》，《南方周末》2008年7月6日）。虽然田先生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客观的学术研讨，但作为国人而论国史，有时也会以寥寥数语，如罗新教授所云，流露出历史反思时的时代感受。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结尾之处，看到的是这样的论述：

        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是北方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学人庆幸度过了时代曲折，对未来抱有热望。田先生的上述论述，也展现了对“历史终将克服曲折”的乐观信心。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拓跋史诸文，则不相同了。对拓跋史上那些违背天伦人性的逼母杀妻、“子贵母死”做法，田先生多次使用“残酷”、“野蛮”之辞，并怀着“文明孕育于野蛮”的苍凉之感，表达了这样的沉重祈望：

        在野蛮孕育文明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部族、一个社会群体走完了进化过程的某一阶段而高奏凯歌之时，它们在精神上还可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隐藏着由于他们的残酷行为而留下的心灵痛楚。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历史的进步。

        数十年来风雨波荡，田先生的所感所思，有时就会以微妙的方式，体现在古史论述之中了。又如《论轮台诏》一文，评述汉王朝的政争几乎都伴以屠杀，汉武帝用屠杀为政策转变开辟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评述孙吴培植受益阶层以充实统治机构，其时选官鱼龙混杂，而主事者暨艳不识时务、不容忍腐败，故结局悲惨。像这样的细微之处，在长篇历史考索中虽然只是偶出数语，读来却有会心之感。附带说，田先生跟学生们的日常闲谈中，也常涉及时政，在对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追求上，师生的信念是共同的。

        我在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师从田先生。因时代原因，起点太低；又因性格原因，天马行空的空想太多。回想起来，专业上入门甚晚，只是在田先生的门下长期耳濡目染，才稍知门径。曾为《拓跋史探》一书的日译本写过一篇《田余庆先生的介绍》，今就中文原稿修改扩充，以成此文。为田先生的逝世拟了一首挽联，附记于此：

        郁郁乎文，析汉晋拓跋，穷微阐奥，著文足以不朽；

        岩岩其志，宁有恨无悔，播火传薪，遗志是当长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