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秘书黄美之：一段近代史， 令人喝彩也叫人落泪

        【编者按】黄美之的名字不为人所知，但她的经历却串起一段传奇的近代史。她的表舅是著名报人成舍我，表哥是经济学者成思危，她母亲的同学兼好友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向警予。她本人曾任抗日名将孙立人的秘书，与之发展出一段感情，并受孙立人案牵连入狱十年。2012年，定居美国的黄美之与她的朋友、旅美学者明凤英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谈，回顾自己动荡而精彩的一生，这也是她生前最后的访谈。2014年7月16日，她在美国的家中离世。本文为访谈节选。

黄美之去世前一个多月在美国家中的留影。        黄美之（1930－2014），旅美作家，学名黄正。出生于湖南长沙，南京金陵女大历史系肄业。1949年初到台湾时，曾短期任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英文秘书，并在其“女青年大队”工作，与孙立人将军有过一段乱世情缘。当时黄20岁，孙50岁。1950年，她与姐姐黄珏以“泄露军机”罪名，双双入狱，在牢中度过10年。出狱后曾任复兴电台编辑，台湾“内政部”国际劳工组织员。1963年与美籍外交官傅礼士结婚。1960年后开始小说散文创作。著有游记《八千里路云和月》、短篇小说《流转》、散文集《伤痕》等。 

        明凤英，旅美学者，1956年生于台湾。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比较文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加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现任教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题记】过去五六年来，我和美之有不少机会在一起聊天。多半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工作结束的夜晚，如果月色好，我就绕道去敲她家的门。多半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经常聊到深夜一两点，像宿舍女生那样唧唧喳喳的。

        美之家前有两排高大的樟树，把整条街盖成翠绿色。美之家后院，有甜美的橘子和红石榴。美之门上有个小窗，窗下悬着叩门用的一叶小锤。我总把那小铁锤敲出五短二长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嗒”。美之听见，就在里面喊起来：“哎呀，小英哪，你把我想死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两人面对面，她笑我也笑，笑出声来。       美之比我大二十几岁。照理说，我应该跟其他朋友一样，叫她“美之姐”。但我叫不出来。因为她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个天真可爱、傻笑傻问、“不与红尘结怨”的——帕萨迪纳最可爱的女孩。        

        后来两人都说，平白这样傻笑傻问，人家要说我们是疯子吧，还是要做点事情才行。于是我们做了这篇访谈。是在美之得病前写成的。经过她亲笔二度修改。      

        大女孩的智慧、深度和雍容，只有在面对人生苦难的关头，才看得见。        

        我是知道美之的。——2014.07.20 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

访谈作者明凤英与黄美之的合影。

黄美之大家族的民国岁月        

        明凤英：谈谈您的民国岁月吧，您的家乡、母亲、父亲和家庭。您的家族后代，现在都做什么呢？        

        黄美之：我父亲的家族人不多。父亲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湖南大学当教授，后来一直做湖南省的行政官员。抗战时期，父亲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派回湖南，为第四行政区行政专员。那时己是抗战末期，国军赶走盘占常德的日军，我父亲第一个走进那座仍危机四伏的常德城，安民清理，并开始湖南这当时最大行政区的行政工作。为此得到中央政府的褒奖，报上登了很大的字。我尚在中学，有同学看到，忙叫我去看报架上的报。我有很深的印象。

        父亲有一兄一弟，一直住在洞庭湖畔沅江县的老家，守着祖产过日子。听说我祖父是专门替人写状子打官司的，当时叫刀笔吏。大家都说我的祖母是个西洋美人。他们是在“桃花江”边生长的。我的父亲、叔伯父看起来都不似汉人。曾有研究发现，以前确实有一群波斯人到中国，走错了路，到了现今湖南的桃花江边，和本地人通婚，落地生根。2004年，我的右眼曾患一种眼病，眼科医生都奇怪，说这不是中国人应得的眼疾。后来，一位退休的医生朋友，特别跑去纽约最大的图书馆，查出此种眼疾是中亚细亚人的眼病。而我父亲也只吃牛肉，这使我相信我家可能有波斯血统。中华民族基本上是一大混合的民族。       

        我母亲的家族很大。我的曾外祖父有六个儿子。大外祖父和二外祖父，我很少听说。只知道二外祖父有一个孙子是海军，也到了台湾。三外祖父因在新疆做过好些年的县长，后来回来，带回来一位很漂亮的新疆外祖母。那外祖母不完全是汉人，另一半血统可能是俄国或土耳其，也可能是维吾尓族人。我不知她从前有多美。她是名影剧明星唐若青的亲外祖母。       

        我的姨父唐槐秋，就是唐若青的父亲，被三外祖父送去法国学航空工程，却迷上了法国的话剧，久久不归。后来他老爸只好请一个在法国即将回国的朋友帮忙，把他骗回来。那朋友要姨父送他上船，然后把姨父灌醉了。等姨父醒来，船已行在大洋上了。他在上海下船时，手上只有一根打台球的棍子，这使他那时已十六岁的大女儿唐若青很失望，很久以后，她还说给我这个小表妹听。        

        姨父回国后，中央政府和东北的政府都要请他出来搞航空事业，但他却自顾自组织一个中国旅行话剧社。他父亲宣布和他脱离关系，他便领着中国旅行话剧社，带着妻子和若青去北平演话剧，上演《茶花女》。若青演茶花女，在北京一炮打红。后来再回上海演，简直把大家都迷疯了。这时他父亲也很高兴了。        

        我三外祖父尚有一位儿子是陆军少将。我自己的外祖父排行老四，但他很早便去世，都说他早夭是因为太聪明，又漂亮的缘故。他的前妻留有两个女儿。我的外婆是继配，却是民国时报界巨人成家的小姐。外婆嫁给我的外祖父，只生了我母亲一人。成舍我即我表舅，他在抗战时在重庆办《世界日报》，简直是人民喉舌，国共两党都要看的。后来他到台湾来，想重新办报，但蒋介石不准，说他尖酸刻薄。他就办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来在他女儿成嘉玲手中，办成了世界新闻大学。现在台湾的媒体人才，多是这学校出来的。他的独子成思危曾留学UCLA，是中国的经济专家。        

        第五外祖父，曾为湖南溆浦县县长。我妈妈的同学兼好友向警予是溆浦的富绅，所以我妈妈和向警予两人便在溆浦那样闭塞的地方办女子学校。向家出钱来支持，而我母亲则因五外祖父的缘故，有些地方上的势力。后来向警予去法国留学，我母亲一人也撑支了一些时候。向警予从法国回来后成了热诚的共产党，而母亲那时觉得女性要真正与男人平等，光办教育是不行的，一定也要有参政权，便一人去竞选省议员，四处演讲。终于成了中国史中第一位女议员。        

        我的五外祖父家出了好几位优秀的工程师。十一舅吴家铸是航空工程师，也和槐秋姨父一样是留法国的。抗战时，他是飞机制造厂厂长，先是在桂林。那时要中国制造飞机是不可能的，但只要那飞机可修理，十一舅的厂一定会修好，因那时飞机对中国真是太宝贵了。后来美军空军受损的飞机也拿来修，他真是白天黑夜都忙。工厂本在桂林，日本人来了，所有车辆都要用来运机器材料去贵州，十一舅便只好带着他的家小走路从桂林走到贵州的独山。后来这工厂在成都再开工。

        五外祖父这一家人一定有科学头脑，十一舅之外，六舅、十九舅、二十一舅都是很好的不同性质的工程师。而且这一支还有一位姑爷，竟是伞业的改良者，他名叫潘岱青。湖南的伞本只有粗人可用，经他的改良，有一种名“菲菲伞”的伞，是他用绢来做伞，并请画家设计图样。真是又美又灵巧，深为仕女们喜爱。他拿去世界博览会去展览，得到很大的奖。那时又有几人知道世博？六舅的长子是国民政府的空军少将。        

        六外祖父是位学者。黎元洪做总统时，他是国会议员兼财政部长。所幸那是一短命的内阁，因六外祖父总是讲学问，对于财政他是外行，也无兴趣。他最推崇孔子的大同主义，常和他的子弟们谈大同主义。没人要听他的，他便替他自己立一墓碑，上面刻着他自己写的“大同主义信奉者吴剑丰之墓”。全族的人都哈哈大笑。但他也为族人做了一件大事，替他们的祖母，也就是我母亲的曾祖母，出版了一本诗集。

        明凤英：大家都说湖南人最勇敢。他们有什么特质呢？您觉得自己是民国的产物吗？您和同时代的人，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黄美之：湖南人有驴子脾气，是有名的。人家都说：“这个湖南人是一根肠子通到底。”意思是不会转弯抹角。说什么，就做什么，比较实在。其实，湖南也出过政治家曾国藩，但还是以军人最多。因湖南人的性格作军人最相宜。孙立人将军就喜欢湖南人的部下。戴笠情报局长也最喜欢湖南人，他曾选一个湖南女子，特别送她去美国求学，就是预备将来娶她为妻的。可见湖南人一定也有智勇双全的人才，邵阳人蒋廷黻便是一个很成功的外交使节。

        我想，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人才，只因湖南人一般都有突出的性格，好的坏的都令人难忘而已。我这个人糊里糊涂，但是从来不会嫉妒。这点应该是我最大的长处。小时候，妈妈重男轻女，我也不觉得被歧视，后来长大了想起来才觉得是这样。我母亲那个时代的女性有她们自己的问题。我爸爸那里，我母亲也要留神注意一点。

        我想我是正宗的、货真价实的民国产品。因从出生就逃难，先是国共两党难以互信，后是日本人的侵华。抗战胜利后，兴高采烈地去考大学，那已经是乱哄哄的局面，但我还是在金陵女大过了两年优雅的大学生活。后来，我又仓促地到了台湾。学校尚未开学，遇到了一个值得敬慕的抗战大英雄孙立人将军，结果他老人家原也四面楚歌，先是我和姐姐以匪谍之嫌囚禁，后来说是泄露军机，被秘密囚禁牢中十年。我1963年成了美国公民，安享美国人的太平世界。但是我仍很骄傲，我身体内流的是百分之百的中华民族的血液，而且知道我的人也都说我很湖南人，连湖南口音也常流露出来。

对民国时期大学校园的回忆

        明凤英：您和姐姐都考入当时教会办的私立贵族学校，有名的金陵女大。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是怎么样的？学生想的都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人物和趣事吗？

        黄美之：当时在北京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有：南开大学。上海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有：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般称为金陵女大。武昌有武汉大学，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重庆有四川大学，成都有华西大学。中央大学在南京，是很好的。中央政治大学更难进，是国民党党校，成绩要很好的人才能进去念书，一毛钱学费都不用缴，以后是要派出去做干部，做官的。长沙有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那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分院。其附设的医院是长沙唯一的医院。设备很好。战时湘雅医学院曾搬去贵州，战后又搬回长沙，仍是很优秀的医学院和医院。

        抗战时期，有名的大学都迁移至大后方。北京、清华和南开这三个大学，在昆明合为有名的西南联大。重庆沙坪坝有中央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和几个教会办的学校，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都搬到成都去了。都位于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大学校园在一起。华西大学也是教会学校，教会大学学费不便宜，算是贵族学校。每个学校虽在同一个区，但各做各的。

        那真是年轻大学生的黄金时代。日本人好像也没有炸到成都去，大家都穿得漂漂亮亮，骑个脚踏车，很好看。那时候真是不一样。我是抗战胜利以后啊，才有机会去看看。我姐姐当时正进入金陵女大，我去看过她一次，好大一片地方。华西大学校园很美，地方很大，上海医学院也在那里，和华西医学院合并。

        1989年秋天，我跟我姐姐又回去看了一次，可是已经整个不一样了。医学院的学生一面走路一面吃饭，已经没有当年年轻人的好看。那时候大家讲究穿着和manner（举止、礼貌）。现在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

        明凤英：当时的大学生在战乱中求学，他们所思所想，跟现代年轻人不一样吧？

        黄美之：我不知道我这一代的人幸还是不幸，反正是在战乱中成长的。有好吃好玩时，会及时行乐，很自立。时局乱了，也能镇定以对，反正有父母可靠嘛。我们这一代真正是在内外战争中成长的，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悠然，因为那个时代真正变化莫测，也看不到未来会是什么。至少我是糊糊涂涂不闻不问地过那年轻人天真无邪的快乐日子。我认识的同学都是这样。因为内战的战火并没有真正逼到我们身边来，真正南京危险的时候，我们已经都跑掉了。很多都是国民党的家属，跑得快！

        不过，那时候，我们大学生常有“反饥饿大游行”，公立学校真的开不出饭来。他们的钱，政府按月给。但是我们金陵女大是私立教会学校，学费是一开学就缴了。他们把米什么的，一开始就买好了。最苦的时候，我们本是四个菜，只是改成两个菜而已。我们的学校，就是美国Smith College的姐妹校。学校不大，几百个人而已。哈金写的那本《南京挽歌》(Nanjing Requiem)。就是以金陵女大为背景的。还有一张金陵女大的地图。宫廷式的建筑，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去年我去过一次，仍叫金陵女子学院，但属于南京师范学院的行政体系。

        明凤英：男女学生的交往很自由开放吗？

        黄美之：很自由的，好像我们金陵女大的，差不多都有男朋友。一下课，就有男生站在门口等。我们跳舞，多半在同学家里，大官小孩的家。我们还蛮会打扮的，那时我们已扎马尾，在学校穿平底鞋，出去就穿高跟鞋。我从小就喜欢跳舞，也没怎么学，就会了。大学时候大概跟男朋友跳，很快就会了。后来南京乱了，不能读书了，中山大学可以接受我们这些学生，我就去了广州。那时候，还有不少同学也是从南京去的，有朋友。哎呀，真是好玩。所以，我虽然坐了10年牢，但是坐牢以前还是玩得蛮过瘾的。

        明凤英：有人说民国时代的人，风度品位是很不错的。

        黄美之：我想当时若没有战争，中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那时候封建势力的旧习惯还有些存在，而且还讲究排场。我想，穿着、仪态、manner，都是重要的。现在，凭良心讲，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派头的。民国时候的那些清朝的官派还是留下来一些派头，还有学者们也是。

在金陵女大时，黄美之穿着自己做的衣服。        

黄美之和姐姐黄珏。

        明凤英：刚才您说抗战时候大学生玩得厉害。我以前听见人说八年抗战，都是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啊。

        黄美之：八年抗战时是很苦，但我这一代尚在中学，而中学都在很宁静不愁吃穿的乡下。至于那些大学生，相反的，他们生活虽清苦，仍是充满了希望和快乐哩。1948年冬天，局势就开始紧张了，考试也就马马虎虎了。日子过得糊里糊涂的。1948年冬天，那就很紧张了。从1948年到1949年，我们及时行乐，但是那时候我们确实也好可怜，不知道做什么好，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大家在那里讲谁谁谁要到台湾去。记得有一个同学说她不能去，她的父亲被调到重庆去了，她也要去。不久就听说重庆大火，不晓得他们怎么样了。我们大学生就逃难，有的去了广州中山大学，也有人去广州的岭南大学。我们金陵女大所有的文件都早送到Smith College去了，所以其实学校早就知道政治上的局势了，只是我们学生傻乎乎的不知道而已。

        明凤英：及时行乐的背后，是严酷的战争。

        黄美之：大学生当然知道时局很乱，很担忧，但也不知道做什么。又担忧，又及时行乐。我从小就经历战乱，先是抗战，后来是国共内战，所以也习惯了。反正不来轰炸我们就做自己的事，来轰炸了，我们就跑。习惯了。

        国民党政府搬到广州，第一个承认共产党的就是英国，可是他们又刚刚才送了两条兵舰给国民政府。有一个小一点的舰，就叫“灵甫舰”。那时候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张灵甫，在山东被共产党包围，打不过，就自杀了。他是美男子，太太很年轻，才17岁，肚子里怀着孩子。老蒋最喜欢他，纪念他，就是因为他自杀，后来孙立人有几个部下从大陆回台湾来，老蒋把他们关起来，说，人家张灵甫能自杀，你怎么不自杀？那几个人是打不过被俘虏的，后来到了台湾。

        老蒋那时候，总叫人为国捐躯，他自己不也是往台湾跑？他到台湾的时候，军舰在海上转来转去不敢登陆。陈诚告诉他，那时候还不安全，不能登陆。老蒋打电话给孙立人，孙立人说，你走高雄码头上来，我亲自到码头去接你。你看，后来老蒋却把他软禁了30多年。无毒不丈夫啊。

十年冤狱结束之后的生活

黄美之出狱后不久拍摄的照片。

        明凤英：您坐了10年牢，出来以后是什么情况呢？

        黄美之：我从牢里出来，每天到处玩，好开心。我姐姐没有我痛快，她因为有男朋友一直在等她。出来以后，很快就结婚了，要带孩子，没得玩。后来，我的姐夫，就是黄珏的丈夫，说，你快点找一个人嫁了，我懒得每天晚上给你开门。我家里人不给我钥匙，怕晚上几点回来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家还有一个退伍军人看门，叫老徐，他每次来给我开门，都说，“哎呀，太好了，四小姐你回来了，我可以去睡觉了。”因此，我也不敢太晚回家去。从牢里出来，我在复兴电台做编辑，每天写稿子，简直都要江郎才尽了，便转去美国顾问团工作，后来就跟Bob结婚，跑到美国去了。

        那时候刚从牢里出来，我和姐姐还不敢单独跑到台北去。在新店，哎呀，觉得好快乐。我认识了一个同事，是空军太太。那时候她在学做头发和化妆，找我做模特儿练习。做好了头发，大家都说好看。那天我刚好穿了旗袍，坐公共汽车回家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一个很小的照相馆，就跑进去照了一张照片。就是《烽火俪人》的封面照片。那照相馆连底片都给了我。

黄美之的小说《烽火俪人》的封面。

        明凤英：您的散文书取名《伤痕》、《不与红尘结怨》、《欢喜》、《深情》等，侧笔写战乱年代，一个美丽单纯的女知识分子的十年冤狱。

        黄美之：我的散文，差不多写的都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我写的小说也总有其时代背景。我真正认真的写作是在我退休以后。写散文多半是写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小说也不都是空穴来风。

        我不知为何会写那篇《月白刀传奇》。但真是一气呵成，还真有读者每天等着要看那篇传奇。其实是因为一天，我偶然想起了一段往事。记得在屏东孙立人将军家时，看到他室中的一日本方桌上，摆着一刀架。架子的上一层摆了一把放在黑皮鞘内的刀。应是一尺多长吧。架子下层放了一把一个式样的短刀，也在黑色皮鞘内。我虽不懂日本文物，但我有审美观，先以为是兵器，但愈看愈觉其美。只是觉得大刀应在下一层，小的应在上一层。我试着搬动了一下，但看看还是原来的摆法好看。我又摆了回去。孙将军站在我后面看着，这时他说，这是日本的武士刀。有他们一定的格局的。我说大概是的。

        我又很不知上下地说：“我好喜欢这刀，你有那么多的兵器，这个便给我好吗？我一定好好保管。”我以为他一定会说NO，但他很开心地笑道：“很少有女孩子会喜欢这种东西的，你喜欢，这就是你的了。”我开心地跳了起来，他也很高兴竟有一同好者。但我并没有把那刀搬到我自己房中去，因我的房间没有这种同样的空间。但不久，我离开了那里，没有再回去。有时想想，大概那刀也不愿跟个女人走天下。

        后来我发觉我的丈夫也爱收集刀，不过他收集的不是酋长送他的，便是原居民给他的，或者是他自己在乡村野店买的。后来他生病了，对他的刀也不再膲一眼，即算我从蒙古买了把银刀给他，他也只说了声谢谢,并不曾把玩。也许是因为这些拉扯，使我想起，我不是有一对很有分量的日本刀吗?也许那把真刀会使他快乐一点。

        姐姐来美国时，我便请姐姐回台湾去时和静姑姑说。静姑是政大的教授，孙将军的堂妹。我请她去她二哥那儿说，我要我的刀，请他交给静姑，再交给你帮我带来。我姐姐果真告诉静姑。她果真跑去台中见她的二哥。孙将军深深叹了口气道：“唉，我出事的那一年，所有的枪刀都没收掉了。若还在，当然还是她的。”同时他又告诉了静姑，在他出事前，叮嘱过军需，每月从他的薪晌中，扣点钱送去给老太太，不知老太太有没有收到。静姑说，“二哥，没这回事的，谁敢去送？老太太又常搬家，她告诉过我只在两个女儿刚出事的那两个月，收到她们两人的薪水，以后，就再不曾见公家有人送钱来过。她自己刻苦地过日子，金子也不能乱花的。还得想到后来的日子啦。”孙将军听后，长长地叹气。这便是我离开孙将军后和他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间接地通了一次情况。

孙立人将军。

与孙立人将军的一段情

        明凤英：时隔多年，您在80岁那年出版《烽火俪人》，以小说的文体写出60年前，在国共政治党派纠结，各派势力缠斗的氛围里，与孙立人将军不为人知的一段情。这段恋情公开之后，各方的舆论和压力想必不小？

        黄美之：我是80岁后才写《烽火俪人》的，写我那段青春岁月的茫然和奇妙的甜与苦。我写《烽火俪人》不是未经考虑的，也许因为年纪大了，回看那一点情，也是温暖令人难割舍的。写下来就没有遗憾了。一种真正的放下和解脱。我很客观地认为我能十分冷静的来面对那段理还乱的情绪了。这书我本名为《小楼札记》，但出版社说这样的书名不会有吸引力，坚持要换成《烽火俪人》。我当然只有听从专家的话，有一些可爱的好心人很欣赏我的作品。他们是真正站在一种情的定位上来看我的这本书的。

        明凤英：可以多跟您谈谈这段感情吗？您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当初和孙立人将军的感情，是少女的“醉了，但是醒来却很痛苦”。

        黄美之：爱情确实是一个让人迷惘的问题，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也还弄不清爱情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在台湾那栋小楼里的一段时间，是很值得珍惜的。我想孙将军也应该很珍惜那段在小楼的岁月。

        明凤英：战乱的年代，年轻女子求生存，寻找自保，爱情是不是很脆弱呢？是不是身不由己，自己也不能完全掌握呢？您描述到故事里的女主人翁感到迷惑，似乎有罪恶感，也不知道该称呼自己喜欢的人为长辈、情人，还是将军。您那时候是不是也感受到道德的困境呢？

        黄美之：乱世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和际遇。这不只是情欲和虚荣心的故事。每个人带着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故事，在那历史的时空里，有一个交集。这个短暂的刹那和缘分过去以后，故事也就消散了。我原来的书名，是《小楼札记》。到现在，我都还很珍惜那段日子。我很崇敬孙立人将军，而对戎马生涯的孙将军来说，我大概也是新鲜的空气吧。

孙立人将军和妻子张晶英。

        孙立人将军是有家室的人。孙太太好几次跟我说，她是不会离婚的。她说在台湾，除了孙立人是她的丈夫之外，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听了非常难过，身为女人我当然是同情她的。所以我想我一定要离开，走得远远的，最好是出国。他是个可爱的男人，说我不爱他，那是假的。但我是读过书的，有年轻学生的志气，绝不能当人家的姨太太。孙将军是有道义的人。但是，我很痛苦，也想过自杀，干脆死掉算了。

        明凤英：那个时代的感情，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黄美之：时局混乱，战争和新旧交接的时代，一切都很迷惘失望。是的。他给我一种安全感。再说，20岁左右，懵懵懂懂，谁真的懂爱情？那时候只要你跟一个男人跳舞，别人就说那是你的男朋友。回头看，上帝对我也还不错。在牢里关了十年，后来跟Bob结婚以后，全世界到处跑，也好好玩了十年，算是弥补过来了。你关我十年，我就玩你十年，也不算吃亏。只能这么想。

        明凤英：您觉得自己是个有韧性的人吗？您似乎总能在人生的某个死角，发现生机？

        黄美之：有人在我的网上骂我，我也无所谓。因他们并不是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但多半是一些年轻读者，如我当年那样年轻的人，欣赏我的作品。他们是真正站在一种情的定位上来看我的这本书的，是真正懂得情和爱的有文学爱好的人。我也不生那几位骂我的人的气，因这些人会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的。我并不以我这段情自豪，心中总有份怜恤。一位在复杂的政治情况中，曾经坦荡的，为国拼命流血的将军的寂寥，我并不真正了解，但总为他有所牵挂。1955年，也许是1954年，他调成参军长后，定有所觉，送了三百元台币给在牢中的李鸿将军，三百元给陈鸣人将军，还有所有跟李鸿将军一同坐牢的军人。他们都住在我和姐姐的隔室。我和姐姐便很不平地说，奇怪了，为何不给我们两人呀？

        但他要陈良埙把他唯一的一本Gen.Joseph W.Stilwell写的《The Stilwell Papers》送到我妈妈家，要我妈妈转寄给我们。我们收到那本书便很生气，说谁要看这书。但我稍稍翻一下，就明白了。他要我们知道，他曾为国家，为世界都出过力的。因此，我一直好好地保护着这书。若看守长来查牢房时，我便把这书放在枕头下。其实那看守长是一个很知情达理的人，这书既可送进来，便不是禁书了，何况是英文的。

        女作家赵淑敏教授曾跟我说：“你还可以和一些人谈谈你心中的委屈，但不管他（孙立人将军）身边有什么人，都无法提及你们两人的那段情，和他深心内的那种牵挂。”是吗？淑敏，我相信你是对的。若他的家人想要把这本书要回去，放在他的纪念馆，我也很愿物还原主。只请不要把我留在上面的字涂抺掉了。

        明凤英：现在回顾，还是感慨？

        黄美之：当年，我母亲和姐姐很顺利地到了屏东，一切都充满了阳光似的，却没想到结果是如此不堪。我和姐姐莫名其妙地坐了十年的黑牢。父亲匆忙来到台湾，见到我们的情况，竟是束手无策，就急死了。我母亲独自承担一切。

        回想那年我到屏东不久，有一次随车去火车站接从台北回来的孙将军。他坐进车时，一语不发，车开后，突叹了口气说道：“就是找不到学儿童福利的人，托人在台北找了这么久，也找不到。”我说，“我姐姐便是学儿童福利的，才毕业。”“在哪儿？”他惊讶地掉转头来问我。我说：“她在广州的联合国儿童福利园工作。”他惊喜地道：“快请她来。陈参谋，快打电报去广州办事处，去请她来，她住在什么地方？”我说：“那儿童福利园的地址我不记得了，早两天你不在家时，我的侄女婿王军长来过，说我的母亲已到了广州，现在我姐姐陪我妈妈住在爱群酒家。”“那好找。”他马上吩咐坐在前面的陈参谋快打电报去广州办事处，把她们母女找到，即刻送来台湾。

        我急着说：“快呀快呀。”陈参谋笑道：“不问你还不说，现在又这样着急了。”“我不知道去哪儿申请入境证呐？早两天王军长才来告诉我的，说我妈妈只知道她家的四小姐是来台湾找他的，现在却杳无音讯了，因怕共产党马上会到广州，便预备先和另一太太去香港看看房子，真希望她们尚在广州。早不知道你们可以申请到入境证。”孙将军，陈参谋，连司机田排长也笑了。

        1955年孙将军也被软禁，直到经国先生去世。现在一切落幕了，所幸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们，在朱浤源教授的引导下，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本厚重的《孙立人上将项目追踪访谈录》。这是一段七彩缤纷的近代史。令人喝彩，也令人泪下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