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日本文豪的家：居住环境决定了他们的写作风格

【编者按】

        作家的生活对他的作品内容、风格肯定有所影响。最近，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文豪之家》一书，用大量的图片和文字，介绍了36位日本文豪的私人宅邸，以及他们日常所有之物。翻书党获得授权，摘录其中四位大作家，管窥他们的生活。

太宰治之家：对逐渐消失的“家”的哀伤

        出生于青森县屈指可数的富豪之家的太宰治，可以说是出于对出生门第的反抗才使得他开始确立自我。从对左翼运动的热衷到之后的受挫，多次的自杀以及为情而死未遂……简直是仿照典型的毁灭型文人的人生。但太宰的“家”所拥有的保守、安定、平静的形象，乍一看却与这样的人生很不相符。作为流浪人暂时的归宿，或作为无法融入社会的人避世归隐的住所，唯有这样的“家”——正如作品《黄金风景》中在千叶县船桥面对“泥海”的家——才与太宰那“多耻辱的一生”相吻合吧。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一味地用满是厌恶的眼光去看待太宰的故居。在他的作品《回忆》中描述的幼年时期细致到甚至刻意暴露缺点的自画像中，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于父亲，以及在父亲去世后转而对长兄的敬畏。这样的“家”象征了一种家长统治家族成员使其服从的“家父长制”。不能否认，“家”的重要性是爱恨交织的太宰文学形成的基石。因此，东乡克美所指出的“通过作品《津轻》的取材和创作，太宰第一次颠覆了把故乡等同于故居这种内心的固定成像”（“太宰治与他的故乡——关于《津轻》之旅的文学性意义”，《太宰治研究》，一九六四年十月），是具有强大的说服力的。

        同时，在太宰治夫人津岛美知子的回忆里（“回忆的片段”，《太宰治全集别卷》，筑摩书房，一九六六年），对初次携美知子夫人回家时太宰精神高涨的样子做了以下的介绍：“虽然我回答说‘比事先听说的样子雄壮数倍，真让我吓一跳’，但他似乎不太满意。可能当时我如果回答‘真是把我吓得站不起来’就好了。”在这之前“太宰对出生家庭的自夸”也能让人联想到“小公子坐着马车驶入了祖父的公爵城堡”这种壮丽的景象。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四月，由于空袭激化了战争，太宰离开了东京，与妻子一起搬进了美知子夫人的娘家——甲府的石原家。然而，空袭也波及了甲府，最终在七月，一家人被疏散前往津轻。借住在祖宅的附属房的日子夹杂着日本战败的消息，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冬天。在此期间，太宰治发表了《竹青》、《潘多拉盒子》、《冬季的烟花》三部作品。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参加完病逝的四姐的葬礼后，太宰治回到了三鹰的家。

        三鹰市下连雀的家附近有井之头公园、玉川水渠的堤坝，是个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的地理环境。而且，在武藏野高地上，西沉的夕阳的强烈光芒似乎深深打动了太宰治的心，从他晚年的杰作《斜阳》的标题中便能感受到太宰的这种兴致。在《斜阳》中，战败一事在这片土地上逐渐被淡忘，太宰娓娓诉说了对贵族阶级人士的哀愁。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太宰很有可能在此处加注了对故居的复杂思绪。

        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谷崎润一郎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搬家狂人。他的一生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迁居而精彩万分。不仅如此，他的居住环境还决定了他的写作风格，这在作家中并不常见。

        昭和初年，出版业发展景气，谷崎润一郎离开故乡东京，搬至关西。在他看来，这里原本旨在描写建筑风貌时作为参考的景物，竟然比想象中的更为秀美。

        从他的文风也能看出，他过着高调且奢侈的生活。有报道称他的宅邸曾因为没有交纳税金而被没收。他这种超出了收入水平的挥霍浪费也是导致他屡次搬家的原因之一。不过，在他的一生中，也曾有过生活拮据、几度离婚、人际关系多变的时期。可以说这位高收入的作家之所以能给世人留下数量众多的作品，完全是因为被物质条件所迫，让他不得不坚持写作以维持生计。

        但这也说明了他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没有丝毫妥协。正因如此，他才会一直心无旁骛地寻找理想的居住地。这个从未降低理想标准的文豪，正是在下文的故宅里度过了他写作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间。

        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至一九四三（昭和十八）年间，谷崎润一郎从当时在神户领事馆工作的比利时人Lenore处租来一套宅子并居住于此，他还借用第三任妻子“松子”之名，将这套宅子命名为“倚松庵”。因为受到当时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房屋整体呈现出东西合璧式建筑风格，《细雪》（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的一部分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这套宅子也因房间内部的各处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有所体现而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有趣的是，《细雪》一文描写的是典雅的和式生活，但作者却是从这间现代主义风格的房屋中获得生活的灵感。二层的和式房间用于起居生活，一层的西式房间则用于家人聚会，这种东西结合的现代生活方式在这间宅子里得到了最初的体现。

        二战结束后，谷崎润一郎将家搬到京都。从一九四九（昭和二十四年）年起，直至一九五六（昭和三十一年）年他搬往热海，这期间他一直住在京都的“潺湲亭”（后被称为“石村亭”）。“潺湲亭”是木制平房，包括书院式构造的客房和茶室构造的正屋。正屋中有休息室，周围建有单独的茶室、书房，站在回廊上还能将整个环游式庭院尽收眼底。“潺湲亭”的建筑样式别具一格，对于谷崎润一郎来说，这无疑是最理想的创作之地。在他的晚年作品《少将滋干之母》和《梦浮桥》中也有关于“潺湲亭”的生动描写。

        很少有作家能像谷崎润一郎一样，在一生中创作大量与住所密切相关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以开放的户外为舞台的作品并不多见。他将想象力锁定在屋内，他笔下的人物也都在室内演绎着他们的故事，不论是人物设定还是情节发展，甚至观察视野以及描写角度都紧紧围绕着自己的住所。可以说，谷崎润一郎是当之无愧的“家之文豪”。

江户川乱步之家：妖人喜爱的幻影之城        江户川乱步（本名平井太郎）出生于三重县名张町（现为名张市），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文发音与侦探小说的创始人埃德加·爱伦·坡的名字相近的笔名，从此开始了侦探小说的创作。

        以发表《二钱铜币》为机缘而成为日本首位专门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江户川乱步在刚开始创作该作品时正处于失业状态，并且和妻子一起寄住在大阪父亲的家里，而当时他的毕生挚友横沟正史也正好住在神户，乱步成为作家的最初的据点便是在关西。

        他在一九二六年（昭和元年）搬到了东京，一开始租住在牛込区筑土八藩町，辗转于早稻田大学和户塚町一带，并且还同时经营出租房生意，之后搬到了芝区车町的土藏洋馆，最后的落脚处是池袋三丁目一六二六号的租屋。在此期间混迹于东京的这段经历，不仅涵养了乱步所谓的“浅草趣味”，也成为了乱步奠定战前侦探小说基础的原动力，此后，乱步的战前侦探小说被再次定义为“都市浪漫”。而作为终点的池袋的住家，在乱步迷的心中也变得如缠绕着妖气的幻影之城一般。内部藏有古今东西的奇书、珍本的土窑仓库抵御了东京大空袭的轰炸，和乱步如妖人般的形象一起被世人编纂出了许多的传说。在德国文学家种村季弘有名的随笔《乱步住过的家》（《附刊幻影城》，一九七六年八月）中，对少年时代在乱步宅邸前说的话作了如下的引用：“此处变得如仓库（原文如是说）一般，据说乱步在白天拉上深红色的窗帘，只点亮蜡烛的火光，然后开始创作侦探小说。”“椅子、地毯、天花板也都是正红色，在这样的环境下据说乱步还喝着如血一般赤红的葡萄酒。”

        与位于车町的西式的土窑仓库不同，有着“纯和式风格的土窑仓库”的池袋住宅，它的书斋兼书库，是乱步非常中意的一个地方，但在战争中，为了节约用电，他决定不再使用暖气设备，所以此房间也不再作为书斋使用。

夏目漱石之家：终生租房而居        夏目漱石曾说过： “我这一生的目标并不是要建造自己的家。”这是与这位不追求地位与安居，只一心一意在生活道路上前行的大文学家非常相符的一句话。然而，上述谈话的后续却如下，“若是想挣钱什么的，我终归还是想要试着建个自己的家。”（“文人的生活——夏目漱石氏”，《大阪朝日新闻》，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虽说如此，漱石却终生过着租房而居的生活。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出去寄养，两岁时成为了别人家的养子。这位理应成为近代文学的一大推进力量并且注定要出生的“文豪”，他在松山住过两家，在熊本住过七家，在伦敦住过五家，归国后寄宿过三家，如此辗转地租房，体现了他认为现世无常的孤独的生活方式。如此流转的足迹，也赋予了漱石文学在时空上兼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深度。

        漱石归国后所租借的第一处住所在本乡区千駄木町五十七号（现为文京区向丘二丁目二十番七号），森鸥外在此处一直居住到一八九二（明治二十五）年，此住宅如今拆迁新建至明治村，因俗称为“猫之家”而受到欢迎。由于夏目漱石在此创作了漱石文学的代表作《我是猫》（以下简称为《猫》），因此实际住所中的房间布局和周边的环境等，在作品中随处可见。

        书斋里，主人苦沙弥先生打着瞌睡，把口水滴在了书籍上。客厅里，欢聚在一起的全家人与陆续到来的奇人、怪人们把客厅变成了气氛高涨的舞台。厨房变成了无名小猫“我”与老鼠们交战的战场。从隔着后院篱笆而毗连的落云馆中学（郁文馆中学），无数的球越过围墙突然闯了进来。不过，若是从与面朝玄关的大街直角交叉的坡道上走下去，与父母分离、被他们所抛弃的“我”便会变得穷途末路，最后伤心懊恼地来到池塘边。

        漱石于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搬入了最后的安身之地，牛込区早稻田南町七号（现为新宿区早稻田南町七号）。此地作为“漱石山房”而被熟知，与漱石的出生之地只有三四百米的距离。

        这家赁屋在一千一百多平方米的地皮上建了个将近两百平方米的平房，房东是一位医师。这是一栋和式与西式相结合的建筑，走廊将“如寺院般的书斋”（出自《文鸟》）围了起来，而走廊的三个方向均被阳台所围绕，这种构造与院中种植的芭蕉和谐地相辅相成，充满了现代的气息。《坑夫》以后的一系列作品均诞生于此“书斋”，从“书斋”中经常会响起漱石与来客及年轻门生们互相的谈笑声，还时不时会响起文鸟的啼叫声。于是，漱石在写作时，孩子们都小心翼翼，然而他们还是会时常偷看，想设法探询父亲在做什么。孩子们“拿出母亲的短外套和包袱皮”，如同化妆游行般地装扮自己，边弹奏小提琴边结队缓缓走过外走廊（《永日小品》及《行列》）。

        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辈菅虎雄的怂恿下，一八九六（明治二十七）年，漱石从松山转职到了熊本的第五高等学校。最初并没有租房，而是住在了菅虎雄的家中，次月搬到了市内下通町一百〇三号。但此家中曾发生过与人私通的妾室将丈夫杀害的事件，漱石在住了四个月后还是搬到了市内合羽町二百三十七号（现为坪井町二丁目九番地十一号）的租屋。新居内的房间数量异常之多，镜子夫人在回忆时称其为“粗野的修建”。刚于同年八月在第五高等学校任职的长谷川贞一郎也一同居住于家中，每晚夫妻俩都用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但不知为何只有喝酒的时候喜酒的长谷川才会焦急地说“把酒盅满上”（夏目镜子《漱石的回忆》）。即使因为落榜的校友导致自己也没有合格，五高学生时代的寺田寅彦还是前来家中进行了拜访。漱石在一八九七（明治二十八）年九月进行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饱託郡大江村四百〇一号（现为熊本市新屋敷一丁目十六号）的租屋，是汉诗诗人落合东郭的无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