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子忆刘浦江：他的目光如手术刀般锐利

        我是在今天（编者按：1月7日）早上上班的路上，突然得到刘浦江老师去世的消息的。起初是不信：不是说情况没有原先想象得糟吗？不是说上次化疗之后有所好转吗？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了呢？后来才听说，浦江老师一个月前病情突然恶化，于是放弃治疗，安顿好自己在校的学生，回到重庆老家，安静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我并非浦江老师的及门弟子，只不过是一个修过他两门课的“门外汉”，对浦江老师的学行修养、学术造诣都没有说半句话的资格。大约十年前，我曾经有过一篇写浦江老师的文章（《陈恒舒：记北大中文系的几位先生》，澎湃新闻报道《刘浦江：北大中文系同学最热爱的历史系老师》一文中曾节选刊登——编者注）。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懵懂懂、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小本，对浦江老师的了解也有限得很，只是上过一门中国古代史，记住了一句“中文系没文化”。那篇文章据说昨天又开始疯转，虽然我对自己这篇“少作”颇有不满，但现在动笔修改也不合时宜，只好任由它引发大家对浦江老师的怀念，并在这里补记我在浦江老师另外一门课上的经历，以寄托我的哀思。

        第一次听浦江老师的“《四库全书总目》研读”是在2006年秋天，当时我研一，并未选课，只是旁听。开课的地点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报告厅，因为经常要开投影，灯光不能太亮，所以在我的印象里，这里总是昏暗甚至略有一点压抑的。第一堂课是介绍《四库全书》和《总目》的概况。浦江老师说：“大家知道，《四库全书》一共有七部……”然后对旁边一个瘦瘦的男生说：“陈冠华，你知道这七部《四库全书》的情况吗？”冠华兄很流利地回答了。浦江老师说：“很好。”然后向四下里扫视了一圈，带着一点得意的语气说：“看看，这是我们历史系的本科生。”这话大概是说给在场非历史系的同学，特别是“没文化”的中文系同学听的，或者说，这就是“中文系没文化”的翻版。起初听到多少有点不悦，但随即就释然了，因为中文系文献专业的学生，但凡修过目录学的，都能回答这个问题。这恰又应了那个后半句：“文献专业还算有一点文化。”

        浦江老师对于历史系的优秀学生从来都是赞誉有加的。比如冠华兄，又如我常常在图书馆古籍部见到的一位拄拐的男生，2009年秋天又在浦江老师的课堂上见到，浦江老师在他作报告之前特地介绍说，他叫马清源，是历史系非常优秀的一位本科生，与骨癌斗争多年，刚刚做了截肢手术，但多年来一直苦读不辍，已经以专业第一的成绩保送读研云云。至于其他学生，如果有学术方面的专长，浦江老师也会在他们作报告前向大家介绍，而且从不吝惜赞美之词。

        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浦江老师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之严格也是出了名的。这门课的要求是每个同学轮流作报告，内容是讲一篇提要。讲提要，绝不是止于串讲大意，而是要句句落实，考查源流，辨正讹误，必要时还会旁及其他。最“可怕”的是，浦江老师会在你讲的过程中随时“发难”，而且往往是连珠炮般的咄咄逼问，常让人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如果准备充分，对答如流，自然可以给老师留下不错的印象；但如果不幸出糗，老师也绝不会顾及你的颜面。有一次，浦江老师突然问一个刚刚考博来到北大历史系的女生：“你是宋史方向的博士，《隆平集》该读过吧？”女生迟疑了一下，说：“读过。”浦江老师紧跟着问：“读的什么版本？”女生又迟疑了一下，说：“中华书局点校本。”浦江老师紧跟着又问：“中华书局出过《隆平集》的点校本吗？”女生无言。答案当然是“没有”——中华书局到2012年才出版了王瑞来先生的《隆平集校证》。虽然屋内光线昏暗，但我依然注意到了浦江老师手术刀般锐利的逼视目光。整个课堂沉默了许久。浦江老师缓缓地说：“作为宋史方向的博士，《隆平集》还是要读的。”声音有些嘶哑，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不被浦江老师问到卡壳，一篇百余字的提要可能都要花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来准备。你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经过审慎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博学、审问、深思、明辨，一个都不能少。这个过程是很锻炼人的。一门课下来，我深深感到，历史系的学问，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方向，其扎实程度，在全北大是数一数二的。我2009年做的那次报告还算顺利，历史系的朋友私下告诉我，浦江老师对我的评价还不错，但那大概是因为我领到的《绍陶录》这部书确实比较简单，我甚至一度觉得浦江老师是有意照顾我们这些“没有文化”或是“只有一点儿文化”的中文系学生——他的得意门生雷博兄领的可是《历代名臣奏议》和《庆元党禁》这两块难啃的硬骨头。后来我也曾几次试图组织《四库全书总目》的读书会，按照这个方法来读《总目》，最近一次努力是在去年四月——我毕业已经快一年了，都未能成行，至今仍是个遗憾。

        如果说浦江老师当年中国古代史课那句“文献专业还算有一点文化”只是影响了我的专业取向，那么这门“《四库全书总目》研读”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方法。我的博士论文几经周折，最终定位在“四库学”领域内，主要的功夫也都下在史料的爬梳、考证上，很显然，都和这门课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浦江老师对我北大生涯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而且绝不亚于中文系的老师们。

        这门课之后，我和浦江老师见面并不太多。我曾在文史楼内和他探讨过中学历史教育问题（那会儿我们都在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阅卷），在中古史中心和他聊过《通鉴辑览》和《永乐大典》，在物美超市门口和他说起过我的论文，更多的则是在未名湖畔和骑着自行车去吃饭的他擦肩而过……最后一次是在2013年春天，那时正是我博士论文的攻坚阶段，我在图书馆古籍部见到他，向他请教有关清代钦定《三史国语解》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句半句说不清楚，你去看我的论文吧，知网上就能找到。

        斯人已逝，言犹在耳，言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