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上的孙中山：两次被调侃，偶尔挤进边角料

        在汪精卫和儿子孙科的劝说下，孙中山回到铁狮子胡同。这时候，胡适带来了一位叫陆仲安的名医。陆大夫医术高超，好用猛药，贬他的人称其为“蒙古大夫”。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孙中山一生信奉新时代医学，与中医都有些势不两立。可人之将死，没有坐以待毙的道理。

        1925年2月21日，礼拜六，孙中山按时服了陆仲安的方子，又进补了少许滇系军阀唐继尧送来的鹿茸，再打一针吗啡。突然就有了精神，也有了一点胃口，甚至可以坐了起来。

        很显然，这不过是回光返照。我们之所以将目光有意识地停留在这一天，是因为在地球的另一端，曼哈顿四十五街一栋脏兮兮窄小的大楼里，一本爱抖机灵，爱小道消息，毫无忌讳的刊物诞生了。

        这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纽约客》。第一期的杂志封面画着一位高帽硬领，穿吸烟服，举着单片眼镜的翩翩公子。这是《纽约客》的自画像，吃穿用度万事讲究，眼界高端品味洋气。一转眼，九十年过去，公子熬成爷。谁也想不到，一本早年不大严肃的幽默杂志，未来可以一统文化新闻的媒体天下，让全世界的中产阶级们都趋之若鹜。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即便在回光返照，如有神助的日子里，也想不到这位淘气的纽约公子哥将如何调侃中国，调侃自己。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那时候，大本营也在纽约的《时代》周刊已办得风生水起。它派出的记者一路直击大元帅的葬礼，特别提到从莫斯科特别定制的棺木，中央公园前长得不可思议的送殡队伍，对中国时局的揣测也有理有据。可《纽约客》还很稚嫩，销路不稳，财务吃紧，几次到了要关张的地步。它要讨好的读者太多，怎么说话心里没底，一会儿紧张， 一会儿活泼，拼凑得很潦草。孙中山死后的一两个月，《纽约客》里没有讣告，有关中国的种种评论也索性按下不表。

        “Sun Yat-sen ”（英语世界提及孙中山，总用粤语发音的“孙逸仙”）几个字，第一次在《纽约客》露脸是1925年的8月。这时的《纽约客》已开始轻描淡写地提到五卅和沙基惨案。那一年夏天，中国的外国佬煽动是非，屡次镇压工人运动。可“孙逸仙”的名字，和这些生死攸关的大事一点不沾边。

        8月15日的“本周赛事”，《纽约客》一边报道少年马球、秋季赛艇会和业余高尔夫联赛，一边又笔墨铺张地写了一场赛狗大会的选秀花絮。五百多条怕难为情的小狗，被主人拉扯着，跳火圈走独木，吓得半死又热得要命。最后的赢家是艾普顿先生家的一条松狮，芳名“孙逸仙七世”。

        究竟是如实报道，还是记者突发奇想的冷幽默，今天再也无从考证。松狮又叫唐犬，在1920年代的美国，萌态可掬的松狮还没有被熊猫抢了风头，是代表中国的第一福物。但松狮再可爱也是狗，怎么可以和中国的“国父”相提并论。

        “国父”第二次遭遇调侃，在大萧条之后的1932年。

        有一位营销能力高超的运动经纪，要包装某个初来乍到的西西里拳手。他猛地想起有一位孙逸仙博士，推翻了满清王朝，引领人民向西方。经纪人就着自己对孙中山仅有的知识和想象，把连一句“唔该”也不会说的意大利小伙，一夜之间包装成了广东来的“阿黄”。假阿黄头顶小圆帽，穿了臃肿的黑棉裤，扇着纸扇，由中国佬们欢呼簇拥着翻上拳台，《纽约客》一句话最促狭，“到底孙先生英明，剪了中国人的辫子，不然还要粘假发。”

        为了帮衬一个一肚子坏水的小人物，孙中山先生接连躺枪。唯一一次，孙先生能在《纽约客》跻身世界伟人之列，是在1940年，一则癌症咨询委员会的公益广告里。这篇《常识与癌症》，要大家“切莫护疾忌医，记得丧钟为谁鸣。拿破仑，德昆西，孙逸仙……怕是伟人也逃不过”。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孙逸仙”偶尔挤进《纽约客》的边边角角，像卡在牙缝里绿油油的葱花，一张嘴吓一跳，看得人心里别扭。去世前不久，他在神户演说，夸口自己麾下的革命党，“推翻了满清的旧皇帝，消灭了袁世凯的新皇帝……甚至推倒了曹吴大军阀”。孙先生的自夸弄得这么大，却落得在《纽约客》的杂碎里，捉襟见肘地应付生活。

        没有人能未卜先知，孙中山以后会变得如此重要，他的继承人蒋介石，在短短几年间，像个暴发户一样，轻而易举得了中国的天下。进入1940年代，《纽约客》很快便意识到，自己早年轻薄，该对“孙逸仙”使的力气，统统浪费在玩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