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浦江：北大中文系同学最热爱的历史系老师

        【编者按】北大历史系暨北大中古史中心教授刘浦江先生于1月7日凌晨病逝。多位同事及学界同人深为痛惜，更有北大中文系学子称，“中文系同学最热爱的历史系老师走了，再没有人警醒我们‘中文系没文化’了。”下面选摘两位北大中文系学子回忆刘浦江老师的文章，以为悼念。

何蕴琪：《我的年日窄如手掌》（节选）

        文学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它需要纯粹理性以外的感受力，但历史学显然更偏向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实证精神，在刘浦江先生身上，我获得了在智性方面的启蒙训练。

        刘先生所开的是中国古代史，实际上到了学期末，有没有能讲到明清时期已经不太记得了。事隔多年，我还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情景。刘先生是很直接的人，到了课室，介绍了自己，连开场白都省了，马上开讲。他当时仿佛是在害咳嗽还是怎样，讲话断断续续，口音也有一点，声音又小，一节课下来大家都云里雾里。

        和现在相反，当时我对历史的兴趣远没有文学浓厚，但回望过去，这门课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好像课一开始的时候，讲夏商周吧，刘先生讲着讲着正经的（这么说不代表以下的就不正经），就不知怎样说起了当时的一个科研项目断代工程。怎么说的我居然想不起来了，但这是刘先生的一个重要风格，比方说他讲某个历史人物，比如黄巢，他总会加上一点史迁之笔，而这些，往往才是精髓。但他也非常重视史实，以至于回忆中的中国古代史课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段时间是无微不至的对史实的进入——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某事，非常具体，另一段时间则是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观察和评论，对象就无所不包了，对人对事、对国家民族、对时代，而这些都是从史实中生发出来的。

        特别好玩的是，刘先生讲课是时空穿梭的，可能上一分钟在讲唐代农民起义，下一分钟因为某个逻辑联系马上就跳到了冷战时期的俄中关系，然后再下一分就能无缝连接到原来的命题。为了跟上他的思路，你必须手疾眼快，还须头脑敏捷，所以一堂课下来特别精神，仿佛做了一次智力体操。最让人有成就感的是你看到自己的进步：刚开始听都吃力，笔记记得吭吭吃吃，上完课基本等于没上；上了1/3学期，你基本知道自己是在上课，可还没有适应这种节奏，更谈不上明白先生在讲什么；再过了1/3学期，你开始跟上了他的速度，但每次一旦想与他同步的时候就发现下一个关键问题已经漏听了，只好赶紧放下跟上去；到了快学期末，你感到一切越来越顺畅，基本上可以理解先生的话，有时候还有可能蹦出来一些自己生发的问题，但仅仅一念而已。只可惜这个过程没有能持续，要是能再上一个学期的课，那有多好呀。

        一个从当时就开始形成、到现在对我仍然有效的印象是，觉得怎么知识分子那么有型啊，他们把上下五千年都搞懂了、弄通了，仿佛历史都是他们手里的一块小糖果——但越到后来越发觉，中国知识分子手里的这颗糖果特别沉重甚至苦涩——那是历史的原因也是他们自身的原因吧。当时和我一样崇拜刘先生的还有我们班一个天资特别聪颖的同学——课程结束的时候她因为论文写的优秀，成为被刘先生唯一一位点名表扬的学生。记得她还站了起来，刘先生对她说了一句非常赞许的话，大意好像是你这娃儿以后必成大器、自当努力的意思，让我好生羡慕。我持续了很多年现在已经结束的对知识分子的膜拜怀疑就是从这个“颁奖仪式”开始的。

        刘先生对学生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他认为，假如一个人能找到他真正投身的事业，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有的人到40岁才找到，而有的人一生都没有找到”。这个言论对我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很长时间里，我都走着和同龄人不同的、可能是更曲折的道路。但到现在，我仍然是这个思想的信徒。

        大一下半学期，我特别希望“献身”成为一个学者，但遭遇着极大的矛盾，不知道前路应该怎么走，就给刘先生写了好像有7页纸的信寻求他的指引。刘先生有回信，但怎样说的居然我已经忘记了。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现在没有成为一个学者，实际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为了刘先生的同行——不知道他会否同意记者是当代的史学家这个观点。一次课上，刘先生说，要这样，看看当时的一方怎么说的，另一方怎么说的，还要看看第三方又是怎么说的。现在，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时常想起刘先生的话，并常常以对一个历史记录者的要求来量度自己的工作是否称职。

        刘先生戴一副金边眼镜，小眼睛、肤色比较白，喜欢穿藏青夹克衫，毕业我离开母校之前，还在燕园碰见他，一样的装束，骑一辆自行车，好像还带个小孩子坐的尾架，一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中年人模样。

        （收入钱理群主编《寻找北大》，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

陈恒舒：《记北大中文系的几位先生》（节选）

        写中文系的事情，先要从一个非中文系的老师写起——刘浦江先生。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刘先生给中文系的本科一年级学生开设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他有两点特别出名，一是要求严格，相传中文系有“四大名捕”，就是抓不及格的学生抓得特别狠的那种，说法有很多个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刘先生的大名都赫然在列——据说有人重修了四次还没有及格呢。

        二是他每年开学的第一节课都会说这么一句：“我一直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是比较没有文化的……”当时听到这句话，整个教室一片哗然，尽管此前已经有师兄师姐给我们打了预防针。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说中文系的学生没文化，大约是讲了一些个人经历，发现中文系的学生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知识是颇为匮乏的。于是在这个学期的课程中，他很注意对我们古代文化基本素养的训练，比如干支纪年甚至于纪月、纪日，比如读写繁体字，现在想想，对于日后的学习确实获益匪浅，而当时那一句当头棒喝对于刚刚进入中文系的洋洋自得的我来说也有相当的必要。

        第二年C君拉着我跑去听他的第一节课，他看见我们俩坐在下面，开始先敷衍了一些别的话，显得有些拘谨，但后来还是没忍住，很突兀地崩出一句：“我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比较没有文化……”整个教室又是一片哗然，只有我和C君相视一笑——这大约也是新生与老生的区别之一吧。记得刘先生说完“中文系学生没文化”之后还有一个补充，大意是说他的夫人也是中文系的，但是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所以还算有点文化——后来我选择了古典文献专业，不能说没有这句话的影响。

        随着这门课的深入，我才越来越觉得他说的话并非无稽之谈。历史课大家从小都学过，但中学的历史教育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把一些尚无定论的东西武断地下了结论并强行灌输给我们，同时还灌输了不少陈旧甚至错误的结论。而刘先生在课堂上常常能为我们破除这些“虚妄”。有一次他拿起讲义念道：“恩格斯说……”大家一听是恩格斯的话，赶紧埋头去记。等到记完手都酸了，这时刘先生放下讲稿，慢条斯理地说：“现在的研究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大家全崩溃了。当然，重要的不是结论，而在于你能够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去研究去分析——这就是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不同。而刘先生也很重视我们自己的观点，在两次大考中，他各有一道分值很大、灵活性也很大的题目，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者都可得高分，我想这也是把我们从高中那套为了应试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下解放出来的重要环节之一吧。

        如果一个老师仅仅能传授知识，那便算不得好老师，充其量算个平庸之辈——因为这是所有的老师都可以做到的。而刘先生身上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有一次不记得是讲什么问题，他提到了92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一位北大的教授从某栋教学楼上跳下去了。这时下面传来了些许轻蔑的笑声。刘先生面色凝重地说：“你们不要笑！人家敢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你们敢吗？”声音不大，却把整个教室镇住了。刘先生在那一刻突然变得高大无比。

        刘先生在课堂上还有无数的妙语，我现在竟记不得几句了。C君当年记笔记的时候，笔记本每一页正面记授课内容，背面专记先生的妙语。后来C君跟我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把这些妙语拿出来一看，能越看越开心以至于可以消愁解忧。还有一位Z君，自恃国学根底扎实，上课一句正经话不记，专门记刘先生的妙语。待到某一天把两人的笔录拿出来整理出一本《浦江公言行录》，定是一本极有趣的书——刘先生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品与学品应该是在那里的，而并非我拙劣的笔法可以勾画清楚的。

        有时和C君行走在校园里，会忽然听见他喊一句：“啊，那不是刘浦江先生么？”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蹬着自行车、跨着公文包、背有些微驼的熟悉的背影渐行渐远。对于大一新生来说，一位“精神导师”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刘先生绝对无愧于这样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