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杂志谈创新|Skype创始人：创业文化与共享经济

        作为一个瑞典耶尔菲拉人，尼古拉斯•曾斯特姆（Niklas Zennstrom）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了商业、物理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前往瑞典电信公司Tele2 的丹麦分部时，他雇了Janus Friis 管理客户服务部门，不久之后，他们两人决定合作创业。他们在2000年创办了点对点的文件分享公司Kazaa ，又在2003年创办了互联网电话公司Skype 。2006年，曾斯特姆创办了Atomico公司，对全球的技术创新公司进行投资。2007年，他和妻子凯瑟琳共同创办了曾斯特姆慈善机构，致力于保护人权和环境。在11月早些时候，曾斯特姆与外交杂志的编辑基顿•罗斯（Gideon Rose ）通过Skype进行了这次访谈。

创业者的品质

        记者：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曾斯特姆：勇气——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者，你正在做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很多人将会试图打击你。你需要很大勇气迈出第一步，在挑战中仍然坚持你的选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一个重要的是好奇心——对事情是如何运转的好奇，关注当下社会，试图理解世界未来可能的样子。还要有怀疑现状的能力，去探究为什么事情不能以另一种方式完成。

        记者：很多人即使具备了这些能力也没有成功。除了运气和时机之外，是否有可预见的事情把成功者和失败者区分开？

        曾斯特姆：就像打篮球或踢足球一样，赢得比赛有时需要一些运气。但是时机非常重要。创业者们在正确的时机提出的想法，比那些或早或晚提出想法的人更可能成功。但是，不放弃非常重要。还要有远见、清晰的想法，并且专注于你想完成的目标。这是区分成功者与失败者的不同点。

Skype的由来

        记者：你已经涉足了许多公司，其中一些最后被证明非常成功。这些公司还在萌芽期时，你是否知道已经这些公司日后将会成功，还是你也惊讶于他们日后的成功？

        曾斯特姆：当我们在2000年创办Kazaa时，我们已经注意到Napster 公司，我们认为它对音乐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混合的点对点模式。我们受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启发，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正陷入与音乐产业的矛盾。我们想，这非常有趣——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更高效的完全的点对点技术，但是我们不打算从音乐行业着手。我们打算做任何一种媒介产品，包括所有的视频、照片或者软件。

        我们曾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但事实证明并不是，因为当Napster被关闭，人们从使用Napster转向使用Kazaa 下载音乐。所以尽管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获得了大量用户，但这却是一个失败的商业模式，因为音乐和电影行业决定关闭一切文件分享服务。

        几年之后，苹果公司开发了iTunes商店, 之后，YouTube网站出现。这也正是发生在文件分享软件被传媒产业关闭的当口下，但是正是这时，他们似乎认识到互联网可以涉足传媒产业，但他们需要一种与传媒公司合作的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出YouTube处在一个极好的时机，而这时推出Kazaa却是一个坏的时机。但是，我从未放弃，因为我认识到即使它不能被用来传输文件，我仍然以另一种方式使用这个强大的技术。

        所以我们继续寻找，最终提出了一个可以颠覆通信产业的想法。当我们把目光投向Skype，我们想，你知道吗？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宽带。2002年，人们开始从拨号上网方式逐渐换成宽带联网，而且人们开始使用WiFi。大家开始使用现在被称作智能手机的产品，那时，它们被称作个人数字助理（PDA）。并且开始有其它的技术可以确保网络通话服务可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是推出Skype的最好时机。

        之后，我们的项目正式上马，我们的成功当然也得益于其他技术。例如，除了Mac电脑之外，笔记本电脑通常没有麦克风。但不久之后，所有的个人电脑和笔记本都开始配备麦克风。我们正式推出视频通话的那年，正好是所有的笔记本制造商开始装备摄像机的同一年。你可以说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受益于其他科技，从而确保我们的成功。我们走在潮流的前面，驾驭潮流，这确保我们获得了网络效应和群聚效应。你称之为幸运？技巧？这是时机。虽然我们不可能预见所有事情，但我们相信我们将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记者：如今，Kazaa 、Uber和Airbnb等软件得到了很大关注，它们是“共享经济”的先驱吗？

        曾斯特姆：是的，它们是。但是Napster 是一个创新者。Napster是第一个混合的点对点模式软件，可以让人们互相分享音乐库。我们把它带到了更高的级别。这才是共享经济的必要部分。这个模式的问题在于，很多情况下，你正在分享你可能无权分享的东西。

创业与创新

        记者：创业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曾斯特姆：它们当然是相关的。几乎所有的在科技领域的成功的创业者都有一些创新。在其他领域，金融或房地产，他们可能不涉及创新。但是在科技领域，总会有一些创新。有时比其他创业者更深入。在互联网业务里，创新更多是关于产品和商业模式，而不是基础技术。

        记者：熊彼特认为创业精神不仅对个人、对公司很重要，对整个经济来说也同样重要——创业者是那些推动社会和经济向前发展的伟大的男性和女性。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曾斯特姆：当然同意。我认为这是经济的巨大引擎，因为在成熟的行业，将会有成熟的公司提高利润。可能他们在各处一点点成长，效率慢慢增加，他们生产的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但是创业者要做的是以一张干净的纸或者一个干净的白板开始，并思考“我们怎样以不同的方式做这件事？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或技术遗产，我们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做这件事吗？”。他们可以创新地提出一种商业模式或者一种产品，它只花费现有产品成本的十分之一，却提供十倍于现有产品的效率。共享经济，是提高未被充分使用的资源的使用效率的一种创新。这是伟大的事业，它正在提高经济效率。

        记者：总的来说，你的公司试图颠覆现有格局，这对经济和社会是一件好事吗？

        曾斯特姆：颠覆性创新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某个事情以某种传统的方式进行。然后创新的创业者站出来，说“嗨，你可以用极小的成本和原来十分之一的雇员，以更有效的方式做这件事。”对于消费者，这非常棒。但是，人们也会因此失去工作，对他们来说并不好过，并且很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然而，从长期来看，如果你没有颠覆性创新，你将会成为一个充满不思进取的人的国家或市场，最终被其他人所颠覆，这将会是最坏的结果。所以，总的来说，颠覆性创新是好的。

        记者：许多人认为科技创新和创业都是美国人，特别是硅谷的专长。你是一个科技创业在全球展开的例子。你觉得你们是一个例外，或者你们才是新的法则吗？

        曾斯特姆：这是我很感兴趣的方面。八年前我创办Atomico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证明Skype不仅仅是一个例外，创办全球性科技公司在硅谷之外完全可行。

        硅谷是第一个被创造的科技生态系统，它已经有超过50年的历史，并最善于孵化成功的科技企业。在互联网和软件行业，我们对最近十年来的十亿美元级公司的地点来源做了研究。我们发现40%的公司来自硅谷，60%在硅谷之外。我的预测是，在未来十年内，硅谷公司所占的比例将不会超过40%。

        想要繁荣的科技生态系统，你需要有鼓舞人心的人；你需要有创业楷模；你需要投资；你也需要有渴望来到这里并且为创业者工作的人才。这些情况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产生。在中国北京，是第二个硅谷。但是，在最近十年，瑞典是第三个世界上产生十亿美元级互联网和软件公司的地方。

        在其他的地方也从不缺乏天才，科技教育到处也都很好。十到十五年前，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互联网创新者或创业，你需要打包行李，买好到硅谷的单程车票，最后可能在硅谷功成名就。今天，你不需要这样做。你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同样可以获得成功。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你认为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伟大的科技企业正在其他各地被创办。

营造支持创业者的文化

        记者：相比于其他国家，在某些国家创业会更容易吗？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提高创业的规模和质量吗？

        曾斯特姆：硅谷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有支持创业者的文化。一些国家有更多的怀疑创业者的文化，无论是在欧洲或日本——在这些国家，成为创业者是不受鼓励的，他们被认为应该有一份稳定的事业或工作。但是，这些情况正在改变。我们看到，在英国伦敦，在斯德哥尔摩，在柏林，在中国都正在形成一个非常有利于创业的文化。在东京，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文化。

        政府在鼓励创业者方面承担了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吸引公众关注，帮助创造创业偶像。但最终，最大的改变在于创造一个吸引成功的创业者到来并且为下一代创业者投资的良好生态系统。为第一代创业者工作的人开始创办公司。之后，工程学的学生们为新创办的企业工作，而不是为那些大公司或者银行，然后，你可以开始看到成功。政府可以促成此事。在英国，政府非常专注于使这个国家成为一片创业者的乐土，伦敦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棒的科技中心。我不会说政府已经创造了这样的环境，但是政府被证明非常有用。

        例如，在创办公司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招聘到有用的并且最优秀的人才。在英国，政府已经使从其他国家雇人更方便。另外一个大的挑战是在证明他们的生意成功前筹措资金。（一旦证明了他们的生意，筹钱就没有问题了，因为许多投资者将会出现。）所以，政府可以做的不是投资他们，而是让私人投资者向他们投资更容易。例如，通过减少对新成立公司的资本增值税。新起步的公司通常没有很多钱，所以你可以用股票期权支付员工工资；政府可以确保这些股票期权的监管成本不会太高，同时确保尽可能少地向他们收税。这样他们可以更容易做成功跨越国界的生意。

        记者：许多美国企业家和科技界人士把市场和国家看成困在零和博弈赛场上的敌对双方。北欧模式似乎超越了这种看法。众多的瑞典企业家是否证明了同时拥有一个大型而慷慨的政府部门同样可以创业成功？

        曾斯特姆：瑞典总是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家，甚至在一个世纪前。阿法拉伐公司和伊莱克斯公司都是全球成功企业的典范，他们今天仍然很有活力。在几代人之前，有利乐、宜家和H&M这样的公司，今天你正在目睹科技企业的潮流。我认为，这一定与我们国内市场有限，人们必须在年轻时学会说外语有关，而且因为我们国家的严寒气候，我们趋向于出国旅行。所以瑞典企业家容易去思考如何夺得世界市场而非仅仅专注于国内市场。

        在过去十年，瑞典的税制改革受到了创业者和他们的投资者的欢迎。当你投资一家私人企业的时候，不收取资本增值税、财产税、遗产税。我不知道瑞典的税制改革与其众多成功创业者之间是否有联系，但是这可能是这些创业者没有移居国外的原因。

所有产业都可以被颠覆

        记者：Atomico的调查表明一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更具颠覆性，如企业软件、电子商务和社交通信，而其他领域，如医疗卫生、教育和房地产行业，至今很少见到很多颠覆性创新。那些第一产业是否让他们具有天然地免受颠覆的特性，或者仅仅是时间问题，我们应该期待其他产业的跟进？

        曾斯特姆：我相信这是时间问题，这应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经济领域的所有产业将会以某种方法被颠覆。有些产业则会更容易被颠覆。一旦有了宽带，就更容易在互联网上发布媒体，正是这时，媒体产业被颠覆。之后，发布报纸和文字、图片之类的材料也都变得相当容易，所以它非常容易被颠覆。一旦人们开始使用宽带、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颠覆电信行业也相对简单。

        医疗健康行业相对难颠覆，但是我们也已经开始看到许多创新。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被改变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低效的市场。软件、生物化学和生物学是交叉的，不同学科之间将会提供一些非常有趣和颠覆性的事情。

        教育也同样，它正在开始被颠覆。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使我们通过一部智能手机来接近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成为可能。Knewton（我们投资的公司之一）这样的公司正在运用算法提供适应性学习。这意味着你可以及时得到适合你学习模式的课程资料，也意味着你可以得到高效的学习。它现在虽然没有削弱教育行业，但是这正是我们在未来十年内确定将会看到的改变。

        记者：你是否看好未来的技术创新？

        曾斯特姆：我认为现在是成为科技人员和投身这个行业最好的时机。我的说法可能在未来十年内都不会改变。我认为科技的渗透率将会增加，科技的大厦的不同层级之间相互紧贴，重新结合，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效率。如果你是一个商业领袖，如果你开始认为不再会有更多的创新，你或许应该退休了，因为你已经被颠覆。

        记者：你是否担心在新时代创业，将会越来越不平等，因为报酬从新项目流向越来越少的位居顶层的人？

        曾斯特姆：一些公司可以在短时间内身价倍增，从而让少数在正确的时机并且足够幸运的聪明的人一夜暴富。发生这些的同时，我们社会中的一些人仍生活在贫穷之中。但是科技自身并没有创造贫穷。如果有的话，科技让东西廉价，使人们生活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并接触到更多机会。

        不久之后，世界上将会有和人口数量同样多的移动电话。甚至很多低可支配收入的人也会有智能手机，因为它们是如此廉价。如果你手中有智能手机，同时你失业了，你可以免费学习线上课程。你可以学习一些像软件编程的技术。你不需要去麻省理工学习，如果你有时间和愿望，你可以从在智能手机上做这件事。我认为互联网和科技正在让世界变得更平等。他们确保人们能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你不需要有良好的家庭环境或者进入好学校，因为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得到最好的教育和训练。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纯粹的有利的事情。

        记者：曾斯特姆慈善机构其中一个支持的重点是气候变化。你认为科技能够提供答案吗，或者它需要国家行动或国际协定吗？

        曾斯特姆：这是我的愿望。多年以来，我们知道需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是政府没有做到应该在减少排放方面做的事情。所以在短期内，世界将会不幸地变得更糟糕。但是我相信在长期内，创新和创业将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随着时间增加，他们将会使再生能源比化石燃料更廉价。当这个临界点发生，人们将会购买再生能源。

        我认为消费者的行为也将会发生改变，受到互联网的驱动，世界将会变得更加透明。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间，任何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公司将不会被接受，能源也是这样。年轻的消费者——不是你或我，而是下一代人——他们将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因为他们在一个高透明度的世界里长大。这是我的期望。我不知道是否正确，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我有时有一种感觉，一种期待，创新将会让世界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本文首刊于《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2015年第1期。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