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学术民工：当我们抵制日货，我们在抵制什么？

        这次，三个民工将带你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在三个民工上次的专栏我们提到：从传统贸易数据看，中国在2009年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是从OECD-WTO的增加值贸易数据（TiVA）来看却不是这样：尽管出口规模很大，但从增加值角度来看，即使在2013年，中国出口作为第一还是有些勉强。

        那么，这个结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能太过高估了出口对中国的重要性？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内外的一些专业研究者也从类似的角度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结果发现：由于存在大量加工贸易，而且这种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所以中国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下面的事实：如果少出口一部手机，不仅仅张全蛋的心情会受影响，也不仅仅是日本东芝公司向富土康少出口了一块NAND闪存，还意味着东莞某个工厂向东芝公司也少出口了一个半导体组件，同时，富土康工厂镇小巷子里的早点摊也会受到影响！另外，NAND闪存的生产减少，引发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进口的能源也会减少，接着俄罗斯石油大亨的收入下降，然后也会影响到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如是云云。

        所以，如果只是简单的说中国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这种描述过于粗糙。即使在iPhone的例子中，除了富土康，还有很多其他上、下游生产者，都在通过不同的渠道、甚至是以超越当事人自己想象力的方式，参与到了这个全球价值链条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金融危机期间，也就是2008年末到2009年初，出口贸易在某些月份刷出了－40% 的同比增速！转眼间，之前的过热变成过冷；“民工荒”也转变成了数千万农民工的返乡潮。这种实际冲击程度，大大超出了事前部分专业人士的预估水平。

        再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审视一下“抵制日货”的双向影响。假设相关部门禁止日本企业在中国生产各种液晶面板，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日本企业放弃了在中国的液晶面板生产基地（注意，是假设），那么这时候：两国之间，相关的中间品贸易就会明显收缩，也就是中国对日本出口、日本对中国出口都会下降；在此基础上，中国和日本的就业、以及两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也会减少。

        2014年，有一篇论文认真的分析了《中日关系紧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虽然这篇论文并不是全球价值链角度的研究，但其结论还是与这个角度契合的：假定中日关系维持在2010年撞船事件之前的水平保持不变，那么由于双边关系紧张，2012年中国对日本出口潜在损失约为316亿美元；而日本损失约为374亿美元，高出中国约18%。

        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从上面的数据来看，在这场互戕中，中国似乎获得了惨胜。不过对于三个民工来说，数百亿美元的出口损失，还只不过是个抽象的天文数字。在这些数字背后，到底对应着多少的贸易增加值，这个价值链上损失的就业又是多少？

        从出口总值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率来看，日本和中国分别为85%和67%。按照这个比率进行粗略的估算，则2012年中日两国由于出口损失，导致国内增加值的损失分别为：213亿美元、319亿美元。这么看来，日方损失是中方的1.5倍！惨胜似乎要改写成完胜。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双方的就业损失是多少？如果按照人均创造增加值的口径——人均GDP，则2012年，日本是4.7万美元，中国为0.6万美元。根据这个口径，日本和中国损失的就业分别为68万和350万。这是因为日本的人均GDP更高，所以实际上，相同的出口贸易减少，对中国就业产生的影响会更大。这里对中国就业的实际影响，便是日本的5倍之多！

        但实际上，人均GDP还不算是严谨的计算依据。因为一个国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参与到就业市场当中。让童工工作，这是非法的；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一般也不会去投简历找工作。一般地，认为15岁到64岁之间的人具有劳动能力，即便在这个年龄段当中，也有很多人在读书，或者自愿做全职太太。

        所以，实际就业人口数量会大大低于该国总人口，而每个劳动力平均生产的GDP，也会大大高于人均GDP。世界银行提供了各国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数据，根据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两国每个劳动力生产的GDP，然后再计算得到：2012年日本和中国的就业损失分别为26万、154万。中国的就业损失，接近日本的6倍！

        计利当计天下利。不过以三个民工的升斗视野，总是难免过于狭隘。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在我们抵制日货时，我们到底在抵制什么？全球价值链，则是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的角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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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学术民工”——本专栏由徐奇渊、李晓琴、杨盼盼倒班为您特供。专栏主要生产全球价值链的科普文章，也顺带打磨世界经济热点。希望用谈风月的心情谈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