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去世，国家体育总局为何如此“冷静”？

        中国申奥功臣、原国际奥委会执委何振梁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在老人家逝世后，国家体育总局几乎没有任何专门针对何老的悼念或者缅怀。总局官方媒体《中国体育报》当天也并未对何老的辞世做报道。

        这些不寻常第一时间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部分《中国体育报》采编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是上面不让报道。而中国体育圈曾经和何老有关一些争议口水，也被再度放大。

        事实上，一些在国际舞台上出尽风头的中国体育官员，回到国内往往免不了遭遇冷落。

国家体育总局有点“冷静过头”        

        与总部远在欧洲的国际奥委会相比，中国体育总局的反应慢了不止一拍。

        直到1月5日，体育总局才在官网相对不起眼的“消息发布”栏目上公布了《何振梁同志逝世讣告》，其正文部分即便把“特此讣告”都算上也只有123个中文字，与国际奥委会的相关报道形成了鲜明反差。

        而在官网的其它位置上，也看不到任何专门针对何振梁的悼念或者缅怀。

        这说明中国已经忘却何振梁老人昔日的诸多贡献吗？当然不是。在各大门户网站对于何振梁逝世进行报道的新闻之下，都有大量来自于普通网友的留言，人们纷纷感谢何振梁为中国体育事业尤其是申办奥运所做出的贡献。

        包括霍震霆、魏纪中等人在内，还有不少老朋友也专门对于何振梁进行怀念。

        但在这些声音中，唯独缺少了来自国家体育总局以及高级官员的表态。包括与竞相介绍何振梁生平的市场化体育媒体相比，在国家体育总局主管的《中国体育报》的1月5日版面上，依然只有不咸不淡的各类会议报道，却没有为何振梁留出任何空间。

        要知道，就连《人民日报》当天都在体育版用了将近半个版面报道《那个助力中国圆梦奥运的人走了》。与之相比，《中国体育报》对于版面和文字的吝惜实属异常。

        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与国际奥委会、中国民间以及其它部门相比，国家体育总局如今的态度似乎有点“冷静过头”。

与何振梁有矛盾的未必只有一个袁伟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不由得想起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袁伟民在2009年出版的那本《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书中曾指责“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在主席选举过程中没有听从组织安排，还质疑“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动机究竟是什么”，这被外界视为将矛头指向了何振梁。

        对于上述内容，何振梁之后曾经进行过驳斥，也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与袁伟民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实际上，与何振梁之间存在矛盾的未必只有一个袁伟民。早在2007年，也就是举国迎接北京奥运会的特殊时刻，《中国体育报》就曾刊发一篇名为《申奥六鳞》的文章，其作者是原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

        文中同样暗示何振梁不该享有“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等美誉。有媒体记者表示，体育总局内部还有其他官员表达过对于何振梁的不满，理由则是不喜欢对方总拿国际规则说事，认为这并不应该成为何振梁对于各类事务指手画脚的理由。

        对于以上争执的孰是孰非，在何振梁老人已经故去的今天，也许没有必要再进行各种探究。但问题在于，无论在行事风格上存在多少争议，至少对于何振梁曾经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国家体育总局没有理由熟视无睹。

        在各方纷纷表示哀悼的大环境下，哪怕仅仅出于最起码的礼貌，似乎也不应当像如今这样进行“冷处理”。会被这种冷漠伤害到的，并非仅有何振梁及其家属，更包括还对中国体育报以热情的各界人士。

国际规则游刃有余，却难以招架“潜规则”

        仔细回想起来，一些在国际舞台上出尽风头的中国体育官员，回到国内往往免不了遭遇冷落的下场。

        比如在“抽进世界杯”的2001年，张吉龙曾被无数球迷戏称为“龙哥”，其在民间的威望达到了顶点。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张吉龙在中国足协内部被逐渐边缘化，昔日功绩反而成了“功高盖主”的把柄。

        接下来尽管足协掌门人如同走马灯般地被更换，可张吉龙的地位始终尴尬。甚至即便在他代理亚足联主席期间，依然难以获得来自国内的鼎力支持。

        如今张吉龙仍然拥有国际足联执委的头衔，但是他只不过是一位已经在总局退休的体制外人士，并没有多少让对方“发挥余热”的打算。

        那些在国际规则中游刃有余的人士，却未必能够适应国内体坛的种种“潜规则”。

        比如何振梁、张吉龙遭遇的种种非议，何尝不是因为北京申奥成功和国足世界杯出线的缘故？

        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在前，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国家体育总局态度的关注，并不只是为了替何振梁个人讨取应有的礼遇，更希望借此在国内体坛唤醒最起码的感恩之心。

        抛开曾经的争议，善待每一位曾对中国体育做出贡献的人士。相比在奖牌数字上的丰盛收获，为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道德标杆，可能才是中国体育当下更应当做到的事情。 

（本文系作者授权刊载，原载于凤凰体育方正宇专栏，部分措辞有调整，小标题为编者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