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弗里德曼和科斯错得一塌糊涂，但不代表他们不伟大

        演讲人：张五常（经济学家）

        主题：从哲学角度看经济解释

        时间：2014年12月26日

        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编者按】

        “24岁之前，我没有念书，在街头巷尾到处跑，这对学习物理可能没什么帮助，但是对经济学很有帮助。”近日，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厦门大学开做了一场题为《从哲学角度看经济解释》的讲座。讲座中，他以幼年在广西农村成长的经历与后来享誉学界的《佃农理论》之间的关联为例，指出经济解释不能高居庙堂之上，而应该深入街头巷尾。讲座中，他还提及了自己在78岁时完成的著作《经济解释》。张五常说，这本推翻了很多传统经济学理论，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经济解释。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张五常讲座内容的摘录：

深入街头巷尾的观察，对经济研究很有帮助

        现在从事不同经济学的人有很多，我现在都不想批评他们了。就像我的老朋友黄有光，他从事的是快乐经济学，想证明人是不是那么快乐。几年前，我批评得很厉害，我说，这算什么学问。可是人各有志，他喜欢搞快乐经济学，我们又不能不让他快乐。所以我只想说说自己搞的经济学。

        我走这样的路线是有很多原因的。每个人的际遇不同，我的际遇也很特别，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对经济学怎么看，是跟我的成长有关的。你们知道，大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日本人打到香港，香港沦陷，我就去了广西桂林，后来去了柳州，最后去了一个叫平南的地方，在农村住了一年。那时候没有吃的东西，连稀饭都没有，番薯要吃烂的。听过木薯吗？这是有毒的，需要在水里泡好久。我过了一年饥荒日子，在农村长大，天天在田野里跑。但是这一年，对我后来写论文很有帮助。

        看看国内出版的我的论文第八章，这是最让老师震惊的一章，而不是我的理论的那章。理论那章，在美国引起争论，但是我的老师对第八章感到震撼。你怎么证明在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中，如何管制土地的分成率？怎么可以证明到边际产值？地主自耕跟在佃农的土地上种植，有什么不同，从何证明？这是很难的。关于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资料很多，不同地区，产量各是多少，什么产品，每年都不同。这些资料在台湾土地资料年鉴中很详细，当年有这么详细的资料给你，你怎么证明边际的大小和方向？不可能做到。这都归功于我在广西的经验。那一年，我天天在田野里跑，看农户怎么种植。甘蔗、茄子、白菜、青豆，我都见惯了，所以当我拿到数据的时候，我的头脑中就浮现出那些画面，于是就证明出来。我解释到这里，我的导师都震惊地跳了起来。

        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位亨利•约翰逊教授，他很高傲。我说我论文的第八章，就是来证明土地的边际产量怎么变，劳动力的边际产量怎么变的。他在我的文章开头写，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人发神经。但是他看到最后，再写评语，说这一章真伟大！但是我没有用到任何统计分析，回归分析，我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数据怎么支持，经济怎么改变，就是因为我在广西的那一年，那些数据对我才有意义。因为我去农村住过，所以看到数据，一幅幅地图就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一个人的际遇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个人际遇如何，会影响到以后的经历。当年我没有机会念书，后来念书也不成，战前战后到处跑，还跟父亲做生意。这些生活，我对街头巷尾的这些观察，对我以后的研究都很有帮助。那些名校的博士，让他们到大街上看看，他们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让我去看看，街头走一圈，我就知道经济状况如何，我就能写几篇论文出来。

在科斯错的地方学的比对的地方更多

        我在24岁的时候，才有机会去读大学本科，已经超龄五六年了，还要从头开始学英文。所以哪里要我我就去哪里。我去加州大学，就是现在名气很大的UCLA，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的，我开始都不知道这个学校的存在。进去以后，我拼命努力，两年后，就本科毕业了，进入研究院学习。这时奇迹开始出现了。当时的UCLA经济系实力非常强，很多当时籍籍无名的学生后来都成了有名的经济学家。那时候学习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有一本书，Price Theory（《价格理论》米尔顿•弗里德曼著），是很重要的书，进教室人手一本，都不用老师介绍。第一章很短，从第二章讲起。一打开有一张需求曲线的图表，讲消费者盈余。美国课堂提问不需要举手，我就大叫说，这个图错了啊！全都证错了！老师让我到黑板上证明，结果证明弗里德曼确实错了。下面的同学看了我的证明，就写了一封信给弗里德曼，告诉他书上写错了。再次出版的时候，弗里德曼就特地感谢了那位同学，其实应该感谢我哦。当然后来我跟弗里德曼成了好朋友，我也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我的婚礼也是他主持的。其实他的很多理论都错得一塌糊涂，但是不能说他不伟大。错误不代表不伟大。

        再比如科斯定律，没有一篇比它更重要的文章了。我读了好多年，纸都翻烂了。后来我见了科斯，跟他说这非常重要，他后来拿诺贝尔奖的时候，特地说，是我告诉他这理论的重要性，一开始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但是这么重要的文章，错得一塌糊涂，它假设交易费用为零，研究市场的行为，但是交易费用为零根本就没有市场啊。科斯同意我的观点，但是那篇文章还是百年一见的好文章。那些批评科斯的人根本没有弄懂科斯在讲什么，而我在科斯错的地方学的比对的地方更多。

物理中的均衡是事实，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

        在加州大学，也是出奇迹的地方。很多名师都花心思教我，比如卡尔纳普，是最厉害的哲学大师，在教本科一年级，我也去听他的课。他也是从事逻辑哲学的研究，关于经济学的哲学研究在加州大学也是热了几年。我在念本科之前，经济学的定义是马歇尔给出的。我去念本科的时候，就改用伦敦经济学院罗本的定义了。1960年代，经济学是有定义的，但是我不知道经济学的定义。我后来去书店看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你去问十个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定义，大家的答案都不同。

        关于经济的解释，去街边问，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但是从哲学逻辑角度看，我这一种是很特别的，在比较狭窄的角度来解释。你信风水吗？这也是一种解释，确实有人相信，它才会存在几千年。但是它是科学吗？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科学，但也是学问。那些盗墓的，都是先找风水先生去找出好的墓穴，这是很神奇的故事。因此解释是有很多种的，我还是用我的际遇来说明。24岁之前，我没有念书，在街头巷尾到处跑，这对学习物理可能没什么帮助，但是对经济学很有帮助。就像现在我批评价格分歧理论，我认为全盘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细节。这个世界很复杂，如果不了解细节，是很无稽的。我了解这些细节，就能发现很多理论的不足之处。譬如说贝克尔，我很佩服它的分析能力和想象能力，但是他这么大名气，看他讲中国，说成傻子一样。

        再讲一个例子，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票价理论，主要讲为什么优质座位价格比较低。写这篇文章我只花了几个晚上，调查了没多久。写完我自己觉得很有趣，把论文寄出去给朋友看。座位是分组定价的，好的座位价格高，差一点的就便宜。但是我发现贵的位子都是先卖完的，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便宜的卖不出去呢？我想到的很简单的解释是，假如好的位子价格不偏低，卖不出去的话，那些买了便宜座位票的人就会坐到优质座位上去；而好的位子卖出去，观众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座位不被其他观众占用。我到香港的剧场去看了几个晚上，跟那些卖黄牛票的也交流了一番。回到美国之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优质座位为何价格偏低》。文章很有趣，后来碰到贝克尔，他说芝加哥大学看了这篇文章的所有人都说这文章错了。我说为什么错？所有人都认为我错我就错了吗？我有没有理论假设，有没有验证，是不是很有趣？他说“是”。我说，那你还要求什么？这都是所谓芝加哥学派的天才，他们的品味的确很平凡。这种文章不需要对的。后来我就提到香港置地问题，香港有个很大的置地公司，把土地以比市价低百分之十的价格出租，让人排队去租他的地，因为这样的话，现有的租户迫于压力就会及时交租金。所以我最后的结论，优质座位价格偏低，先坐满了，监管的需求就下降了。我只写了两三笔，但是后来被人继续发挥就成了效率工资理论，拿了诺贝尔奖。但是我认为效率工资理论都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很难吗？一点都不难，每个同学都能写出来，不需要什么天才。这篇文章发表于1976年，有30几年了，还存在。文章要传世不是那么容易的。有音乐天分，作曲能传世，苏东坡的文章很好，也能传世；但是经济学的文章传世不容易。单从好奇心来写的文章，以我的经验，要传世是容易的。被逼着写的文章，为研究资金而写的，被人管着写的，那些文章都不行。看我当年写的《蜜蜂的寓言》，《佃农理论》都还在，但是有人说我写中文文章不算学术。我的回应是，你们写的英文文章读起来就跟中文一样，我的英文文章就是英文文章，文采斐然。就像杨小凯，说我不会用数学，他说如果张五常会用数学早就拿诺贝尔奖了。我的回应是，杨小凯用数学用得多的原因就是他不会用英文。不能把经济学当成物理来搞，物理中的均衡是事实，但是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

        我生平做过很多事，摄影、书法、收藏、写散文、搞经济学。我个人的感受是，写字写出好的作品，或者拿金牌，三天后就忘了，满足感、高傲感很快就没了。经济学是不同的，我四十年前写的东西，当时的感受现在还在。《佃农理论》也是我一个晚上想出来的，一个图表一个答案，那种兴奋我现在还记得。我所有发表过的英文文章，都比不过我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因为这里面都是没有人讲过的，我把传统经济学都推翻了，它给我带来的兴奋会持续到我死去。

经济学是一门需要验证的社会科学

        谈到哲学角度的经济解释，经济解释可以走自然科学的路，所以可以这么说，经济学是唯一用自然科学的路子的社会科学。什么意思呢？就是公理性，其它的社会科学，历史、社会都不是公理性的，只有经济学是。公理性的科学有能够验证的需求，即可证伪。没有公理性怎么验证？所以经济学就是一门需要验证的社会科学。有甲的出现，根据公理推出，有乙的出现，没有乙就没有甲；假如没有乙就有甲，那就推翻了。我走的是验证这条路。

        这个问题，我跟我的老师也有分歧，跟一些名家朋友也有分歧。在验证的问题上，假如你说下雨天上会有云，如果没有云就有雨，那就推翻了你的假说。我跟老师分歧的地方，后来很严重，而且我开始不满意贝克尔的分析。一个问题你要能够验证才可以。1968年，我在芝加哥，老师也在，我们吃中饭的时候，我跟他提出，我为什么会提出佃农理论分层合约。我想到偷懒这个问题，举出香港的例子。一个人抬石头下山，一次50斤，两个人一起能抬130斤。但是如果合作的时候甲乙把重量互相往对方推，就连100斤都抬不到了。这个卸责，也就是偷懒的问题我现在还不明白。人为什么会偷懒，这都涉及到博弈论，机会主义。但是云能看到，雨能看到，博弈论和机会主义我怎么去证明呢？看不见的东西怎么证？在物理学上的均衡拿到经济学上，就从能看见的东西变成看不到的了。经济学哪里有什么均衡？记得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我也去听，一个南美的学生，眉飞色舞地分析外汇市场的均衡。我听不懂，拍桌子站起来，我说你看看外面的市场，哪里有什么均衡？我看不到，你怎么这么厉害？不变就是均衡吗？芝加哥这么出名的大学，怎么教这么多垃圾？全场鸦雀无声。后来一个日本教授出来圆场，说我们教的不是经济学，是数学游戏。

        所以，有公理性的科学是需要验证的。还是甲乙的关系，甲乙一定要能看得到，否则怎么证明呢？经济学走自然科学的路线，就会遇到这样的困难。经济学中，均衡看不见，需求曲线中的需求量就是个概念而不是一个事实，又讲效用最大化，可是效用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在观察这件事上，我跟传统分歧很大。我最近写的这本一千多页的书，说明传统经济学都是错的，倾销是错的，垄断是错的，来来去去都是这样的。看不到的东西是很难搞的。

        所以为什么我的理论跟别人不同呢？第一，我重视观察的真实性。无从观察的量，一概不用。我唯一用的是需求量，这一点不能不用，其它都不用，而且就是这一个量，我也想到了改进的办法；第二，我重视交易费用。这一点不可忽略，要怎么处理它。我永远不会假设交易费用为零，永远会考虑它重要与否，重要的就用，不重要的就不用。我认为传统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是有问题的，比如科斯定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第三，我重视细节。不重视细节怎么解释经济问题？价格分歧理论，捆绑销售，都错得一塌糊涂。要从整体上，把细节都看清楚，整幅图画都描绘出来。我写蜜蜂那篇文章，开始十几页我都在说蜜蜂怎么飞，蜂房多重。写完后，美国最有名的报纸编辑说，他要发表，但是要把开头删掉，我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节，这是细节；第四，我重视合约的结构。不管是成本还是什么，你需要知道合约是什么样子的，这样才能知道经济状况。我喜欢从监工合约角度来看；最后一点，我重视租值消散。但是这么重要的文章只有我自己在写，怎么解释租值消散，适者生存。

        经济学的东西，一定要用事实来解释。比如成本的概念，要用人的行为来解释，去问那些商贩成本是什么。就好像十几年前提出的一种成本概念，不是我的理论，是马歇尔的，不过完全错了，我拿来解释，大家就都认同。所以在经济学上，很多东西都是空中楼阁，你要想怎么样才能把它整理出来，那些无稽的东西我从来不用。要多了解真实世界，那些公理你要去了解，不是有公理才解释那些行为，而是要用人的行为，去对公理加以阐释，这些才是花时间的。

        现场问答：

        问：如果经济现象是可把握的，为什么从来没有经济学家登上福布斯富人榜？

        张五常：假如经济学家可以看到市场，准确推断的话，这个市场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另外，时间上的问题是很难掌握的。我一早就看到中国楼市的形势，但是1991年我代理一个基金进行投资，南京最好的一部分地，却全都输光了。时间上没有把握好。

        研究经济学的人比一般的人赚的多吗？我讲两个故事。菲利普•费雪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曾经赚到过1亿美元，但是最终以破产收场；凯恩斯正好相反，开始赔钱，但是以赚钱收场。他们两个人都是从事金融的，都拿到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妈妈不识字，可是很少人投资跟她一样厉害，如果识字可能就不得了了，这是意识的问题。有些人意识就很好，比如李嘉诚，但是不一定是那么聪明。所以经济学家一定比别人赚的多吗，不一定，比街边的人高一点。不过这只能说明很多经济学家是不行的。我的投资回报率呢？因为我用的不是自己的钱，是基金，所以成败无所谓。虽然成绩最终是好的，但这跟我搞经济学有关吗？不知道。有些不识字的人比我厉害得多。所以，经济学家能看清大势，但是时间上很难把握。

        问：您现在是否还有兴趣到内地农村，去看看现在的农村与您当时经历过的农村有什么变化？

        张五常：你在外面找，没有多少我这么长命的。79岁了，你要我去哪里。农村的问题，你们年轻人应该去关注。几年前在贵州，很穷的一个农村，村长请我吃中饭，结果争论起来，到底有多少人是离开农村去城市工作了。我说四个人得走三个，他说没有这么多。结果我们都对。从全村人口来说，四个人没有走掉三个，但是从工作年龄人口来说，四个人确实走掉了三个。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现象，农民不转去工业，那怎么实现发展。我当年说过，85%的农业人口，要减少到20%才有希望。每个人都当我是傻子。而现在事实上，工作年龄人口四个当中离开三个。

        这又让我想到大学的制度问题。我们有很多出名的学生，很多出名的年轻人，为什么中国的大学还是这样子？数文章的制度是最坏的制度！教授升级要数文章，如果当年我被逼着数文章，我一篇都写不出来。大部分文章是不经过评审的，不能算数，那你来写给我看看！而且高傲一点说，有谁有资格评审我的文章？我当时写的文章，稿子还没写好，每个学校都抢着要。假如你真的懂经济，哪有时间去评审文章？会写的话就不会去评。现在大学太复杂，又搞课题又搞人际关系。假如大学制度不改的话，真是不行的，这么多重要的年轻人怎么办。但是你们对中国怀疑吗？科斯对中国从来没有怀疑的，科斯这么喜欢我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学校的制度要改的话是可以改的，可以等。

        （本文根据厦门大学讲座网提供的内容整理，未经演讲人审订，录音整理：赵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