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何振梁｜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中国奥运金牌战略的弊端

        1月4日，德高望重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领导人、毕生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做出卓越奉献的何振梁先生因病过世。

        尽管对此噩耗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很长时间通过透析等手段与病魔斗争，但都无法抑制悲痛的心情。

        作为一名普普通通、从事体育新闻工作三十多年的记者，回想起与老何多次接触，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要回忆老何生前对体育事业的贡献和事迹，这哪里是一篇文章所能容纳的！

他早就提出淡化金牌意识

        奥林匹克运动的本质是什么？相信直到今天，很多人也不甚了了，包括我自己，自以为一直在用笔墨宣传报道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还有诸多误读。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与国际奥委会分道扬镳，也让国人对这个组织毫无好感。恢复合法席位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急切心情激励体育界用竞技体育成就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

        直到1984年中国运动员在洛杉矶实现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后，随着奥运夺金势头和实力越来越强，奥林匹克更被简单理解为竞技体育最高层次的发展战略。这是时代的必然和局限。

        老何以自己多年与国际奥委会同事交往的心得，逐步深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认识和理解，后来，萨马兰奇主席邀请他主持国际奥委会文化委员会的工作。他利用多种场合和机会，经常向人们阐释奥林匹克运动文化教育的本质属性，指出没有文化的体育只能是野蛮的体育。

        在中国体育界，他很早就提出淡化金牌意识。

        老何是非常认真的。我曾先后到他在北京八面槽和法华寺的家中访谈。长辈的热情和谦逊让我感到面前是一位老师。说话不紧不慢，但很注意选择最能表达本意又最容易让听者理解的用词。

        譬如，关于参与和取胜同样重要，有各种版本的译文，有的还译为参与比取胜更重要。老何讲到这里，起身从书柜中翻书，一点不马虎。

        他曾经多次在奥运会颁奖仪式上亲手为中国运动员挂上奖牌，真诚表示祝贺，也多次在演讲和论坛上强调弘扬奥林匹克运动要重视对年轻人思想文化的教育功能。我以为，这在老一辈体育工作者当中并非多见。

搞体育要交农民朋友

        奥林匹克运动与农民有关系吗？既然奥林匹克运动是全民的，是社会的，在中国，当然应当将农民这个规模最大的社会群体涵盖其中。

        老何曾经担任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副主席长达10年之久，后来担任顾问。每年农民体协的年会，他都要到会发言。

        他说，中国农村从沿海到内地，经济与文化的条件相差很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应是农民体协组织农村开展体育活动的原则。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举办全国农民运动会的国家，农运会的宗旨是团结、进步、文明、小康。金牌的价值在于体现战胜自然和超越自我。参与应当是全力拚搏的参与。中国农民有这种精神，才能彻底摆脱几千年小农经济带来的精神枷锁。

        农运会要改革，要发展，要办得更好。

        记得1997年的农民体协年会，他提出疑问──体育要从福利型向消费型转化，尽管这是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但是到底符合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老何说，不同的提法都要从中国的国情和九亿农民的实际出发，如果在广大农民中行不通，这样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

        他说：“我国农民有富裕的、不太富裕的和过得去的，也有温饱尚未解决的。体育完全变成消费，不知在农民体育的开展中究竟有多大现实可能性，何况体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老何主张坚持国家办、社会办、个人适当投入的方向，既不能完全搞成福利型，也不应都是消费型。他非常赞同设立农民体育基金的办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国家持续不断投入，积极争取社会支持，逐步增加个人投入，但绝不能增加农民负担。

        我以为，像老何这样身居体育界心里有农民，在老一辈体育工作者当中非常罕见。

一切以大局意识出发

        老何从国家体委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后，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和其他活动，凡出国，必须经体委相关部门审批，且每年有天数和次数的额度限制。这自然带来诸多不便和国际组织的不解。

        体育必须服从于大局，服务于大局。长年在体育界担任领导职务，工作接触高层和全局性事务，不同意见和磕磕碰碰总会发生，既要团结周围同事，又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其实并不容易把握。

        老何能在国际体坛政治斗争中机智勇敢地处理难题，捍卫国家利益，但也遇到过自己无法理解的非常情况和事件。

        2009年，一位原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人在著书中提到了老何，事关中国与国际奥委会关系。老何看到书中对自己的指责，尤其感到不能让不符合真相的内容如此流传。他很少这样动怒，决意召开新闻发布会以正视听。

        我从没见过老何这么愤怒，但两位体育高官打起口水仗，显然于事无益。于是，建议老何借参加公开活动的机会约请几位记者，只对书中涉及的事情讲明真实情况，为大家提供判断正误的依据，不做可能引发矛盾加剧的回击。

        老何接受了这个意见。

        不久，他在不大的范围中平静地向记者们介绍了真相。已经80岁高龄的老人能够这样面对他人的指责，体现了自身的素质和涵养。我以为，这在中国体育高层官员当中，也不多见。

        老何走了。我的案头放着老何的赠书，封面上是他慈祥的微笑，扉页上是他的亲笔签名。2012年，我编纂的一本《马拉松的魅力》，想请老何题写书名，又担心他的病体。老何欣然接受，仔仔细细地写下了书名的六个字，完全看不出是一位83岁的老人病中之笔。

        看着这书，这字，想着老何留给大家的太多太多，敬意再生。

（注：本文作者系原《人民日报》体育部副主任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载）

背景资料：

        2009年《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公开发售，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书中称中国申奥之父“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险些给北京申奥成功造成负面”。

        虽然书中袁伟民并没有点名，但就是直指何振梁先生。

        在事后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何振梁说：“历史是由事实来写成的，不是靠某些人编造出来的。他爱炒就炒吧。我想说的话只有一句：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