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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的复仇：冯玉祥杀害了徐树铮？

陈新宇

2015-01-15 09:11

来源：澎湃新闻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结束。在中华民族举国欢腾的身影中，有一儒雅清瘦、步履微跛的中年男子，其脸上既有国耻得雪之喜悦，更有终得抉择后如释重负的超脱。“这一天，终于要来了”，他喃喃自语。

这位中年男子，名叫徐道隣，是以宪法和法制史研究传世的著名法学家，时任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这一天，是他苦等二十年的复仇之日。

十一月三日，阴霾细雨，常见的山城天气，徐道隣出家门但并非往行政院履职。在此之前他已经递上辞呈，此行的目的地是重庆北碚法院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他递上的，是一纸诉状，控告的对象分别是张之江和冯玉祥，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控告的罪名：杀人罪。

二十年前，徐道隣的父亲徐树铮遇害于廊坊，凶手是自称“为父报仇”的陆承武。但徐道隣知道，陆承武只不过是个傀儡，“稀里糊涂地唱了一出孝子的戏”而已。幕后的黑手，实是当时手握京畿兵权的冯玉祥。杀人案的执行者，则是冯的下属张之江。

这是民国时代的一件名案。其背后，是一位法学家的复仇故事。

徐树铮枪毙陆建章，外甥冯玉祥记仇

徐树铮

故事须从徐道隣之父徐树铮谈起。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北洋名将，人称“小徐”，以便与曾任民国总统的“大徐”徐世昌区分开来。徐树铮是清末秀才，弃文从武，为段祺瑞所赏识，被着力栽培，成为段最为信赖的股肱之臣。段视其如己出，为了推荐他，甚至不惜当面与袁世凯翻脸。

民国八年（1919年），官任西北筹边使的徐树铮兵不血刃，使受沙俄控制而“自治”的外蒙回归祖国怀抱。这是他人生的高峰，功劳之高，连孙中山先生也认为堪比汉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和“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等卫戍边疆之名将。

徐氏书法遒劲，诗词雅致，精通经史，与当时名士林琴南、张謇、柯绍忞、马通伯谈学论道，相交甚笃；并擅昆曲。1925年访英，在皇家学院以“中国古今音乐沿革”为题进行演讲，连《泰晤士报》亦大表钦佩。可见民国时的武人，既有如“狗肉将军”张宗昌那样粗鄙不堪者，也有如徐树铮一般文武双全之人。

有才者不免恃才，恃才者则易傲物，傲物者往往跋扈，乃古今才士的通病。徐树铮之张扬，甚至连总统都不放在眼里。据说某次人事任命，黎元洪偶然问到被任命者的出身历史，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徐树铮竟然很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章，我的事情很忙。”这一性格缺陷，为其人生的悲剧结局埋下伏笔。

民国七年（1918年），徐树铮在天津先斩后奏，以《惩治盗匪法》为由，枪毙了同为北洋袍泽的陆建章。陆建章是天津小站练兵出身，曾任军政执法处处长，杀人如麻，有“屠夫”之称。据说他曾请人吃饭，送客时从背后将人开枪打死，故其请客红帖有“阎王票子”之谓。

陆建章为人固非善类，被传有通匪之嫌，但徐树铮忌之杀之，难免牵涉背后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且不经审判，即就地正法。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原是徐树铮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夫人亦是同学，两家关系本不疏远。所以徐树铮此举，于法于理，均未允当。徐道隣回忆，出事后他的母亲非常难过，徐树铮也从不谈及此事，从此亦再未杀人。

陆建章之死，震动官场，不免人人自危，引起恐慌。仇恨的种子，更在一个人的心中深深地埋下，他就是陆建章的外甥，颇受其恩厚的冯玉祥。

陆承武冒名顶罪，徐道隣走上政坛

民国十四年（1925年），徐树铮考察欧美、日本回国。其时北方局势不稳，但顾于考察成果丰硕，他正踌躇满志，执意回京复命。至京述职完毕，他又不听劝阻，执意南返。据说当日段祺瑞案前曾出现“又铮不可行，行必死”的字条，段急派人送徐，徐并不介意，并拒绝军队护送。一而二，二而三，生机一失再失，命乎？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徐树铮的专车行至廊坊，被冯玉祥指使部下张之江挟持而去。风雪之夜，随着一声枪响，一代枭雄，竟曝尸荒野，终年四十有六。徐是政府专员，身为同僚的冯玉祥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杀人，而是电报政府，云：“徐上将有功国家，不幸在路上为匪人劫害，其死甚惨，请政府优予裹恤。”其间，更有陆承武呼啸而至，自称为父复仇之一幕。冯之杀徐，据徐道隣事后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徐访欧筹得款项，有望东山再起，冯对此颇为忌惮，先下手为强；二是徐反共立场鲜明，冯当时已经与共产党合作；三是冯欲报陆建章的知遇提携之恩。

冯玉祥

古经“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春秋公羊亦有“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复仇的重任，便落到了徐道隣的身上，这是他需要去做也必须去做的。亲属复仇，是贯通不同类型文明，贯穿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伦理法则，国家出现后，固然会通过法律来限制私力救济，但是情法的辩难，不会因为制度日趋精致而消减，却是长时间地存在着。一方面固然是制度并非万能，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人之本能就不是能够被制度化的。此时的徐道隣，弱冠之年，正在德国留学，回国奔丧，再默默返德继续学业，其内心果真平静如斯乎？非也！他暗中查明真凶后，复仇便成了他以后人生的主题。在其提出诉状之前的二十年间，未曾开口说过一次“冯”字，这样的仇恨，何等的彻骨！其内心深处，何等的翻江倒海！

徐道隣曾在《二十年后的申冤》一文中总结自己的心路历程：

凡是读中国书，听中国戏，看中国小说的人，对于他，没有一件比替父亲伸冤报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时知道，对于我，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冯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我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谈报仇？想要报仇，必须努力向上，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地位，然后才能作此想。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先拿报仇的精神去读书。等书读好了，再拿读书的精神去作事；等作事有点成就，再拿作事的精神去报仇！

所以，尽管他以《宪法的变迁》顺利地拿到柏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尽管当时他的公法学造诣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德国学人（其中不乏后来执德国公法学牛耳之才俊），但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公法的学术之径。等他数十年后再执教鞭的时候，已经转向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尚在襁褓之时坠地伤足，因乳媪匿而不告，数年后遂成痼疾，终生不良于行，故无法如父亲一样投笔从戎，这是徐道隣的憾事。那么要“作事”，就只能是从政了。

君子复仇，二十年未晚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徐道隣回国。因徐树铮与蒋介石的交谊，他被蒋招至麾下，历任国防设计委员会、行政院参议、中国驻在意大利代办、考试院铨叙部司长、行政院政务处处长。十几年间，职务几换，也曾忝列智库，也曾叱咤外交，也曾司局干部，似乎很活跃、很风光，但书生参政，个中滋味，恐怕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在三十年后发表的《论政治家与学人》一文中，他谈到“世上竟有不少有前途的学者，放弃了他们有把握的学问不做，而到没有把握的政治里去翻筋斗，真是使人难解”，这番感慨，叹息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复仇的机会并非没有，韩复榘曾找上门来，愿助“一臂之力”，但徐道隣何等聪慧之人，如陆承武般的假孝子，他是不愿意做的。“七七事变”，民族抗战，前线部队不乏冯玉祥的旧部，一个中央现职人员若状告冯玉祥，会对军队产生什么消极影响？他们是否会误解中央？他犹豫了。从政并没有给徐道隣带来期待的权力，反倒束缚了他的拳脚，国仇家恨，他需要斟酌衡量。

二十年，杀人罪的追诉年限转瞬即到，好在天可怜见，倭寇已灭，他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提起诉讼了：父亲，今天的复仇，是以法之名。

军事委员会的批示下来，依据民国十四年适用的刑法，杀人罪的告诉时效是十五年，也就是说，法律以技术手段，委婉地拒绝了徐道隣的诉讼请求。徐氏马上以抗战八年时效中断为理由提出抗诉，但无论是军事委员会还是法院，再无下文。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徐道隣谈道：

我在递状子时，原就担心不会有结果。但是我一定要向社会指出，谁是那个一直躲在他人背后指使杀人的主凶。他纵然有胆子行凶，但是在二十年后，有人指出他杀人罪行时，他却没有胆子承当，他这种狼狈喫蹩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只是含冤二十年，既未能手刃父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终不免抱恨终天，惟有祷告和希望历史的制裁，永远在人间发挥其正直的力量。

与古典时期一样，民国时代的子女复仇，仍然具有很强的伦理正当性，在舆论上也颇能获得支持。所以施剑翘杀孙传芳，郑继成杀张宗昌，乃至所谓陆承武杀徐树铮，抛开其背后或许隐藏的政治阴谋不说，杀人者或被特赦，或不被追究，皆可说明此点。与施、郑的快意恩仇不同，徐道隣的复仇显得比较独特，或许这与徐受过法学教育，受其规训不无关系吧。他的隐忍，他的坦荡，他的气节，是这个并未成功的复仇故事中让人最为印象深刻之处。我又想，当他投出诉状的一刻，不管成败，他都已经获得了心灵的解脱，“以直报怨”，这是君子之风。

法律的婉拒，或谓不幸，又何尝不是幸运？

段祺瑞在爱将徐树铮被害后的沉默和不作为，曾使徐道隣颇为不满，但后来对情况的了解使他逐渐释怀，相信段并非无情之人，相信段自有他的分寸，其中就包括了解到段祺瑞信奉“轮回”“因果”。佛家学说与古典思想的结合，使得中国的“报”具有宿命与来世的更深刻的意涵，这或许多少能缓和现世的情法冲突，抚慰孝子们内心的愤懑吧。

当陆建章送出“阎王票子”的时候，可曾想到徐树铮背后的一枪。当徐树铮下令就地正法的时候，可曾想到廊坊的风雪之夜。当冯玉祥发出截杀密令的时候，可曾想到黑海上的阴谋……我想，谁都不曾想到。但报应的因果，已经种下。

据说小徐死时，大徐的挽联是“道路传闻遭兵劫，每谓时艰惜将才”，吊诡的是，之前祭奠陆建章时，他亦曾送同样的挽联，是徐世昌的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为，堪耐玩味。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这或许就是拨弄芸芸众生的命运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