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最后的日子：病榻迷糊时提及“奥运”却能令他短暂清醒

        由于病情较重加之药物副作用，病榻上的何老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但与奥运相关的任何话题，对他而言都是一味清醒剂。

        这位老人浑身上下插满了人造血管，每一次血透，都耗尽了体力。当胸前的插管口因出现血栓而被迫弃用时，烟头大小的洞眼无声告诉你老人承受着怎样的病痛折磨。可即便如此，何老仍是积极而乐观的。

        身边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何老在80多岁高龄的情况下仍然为了南京青奥会的举办奔波，为此他还一度中断过治疗。而在最近几个月时间中，何振梁还在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申办。

        2015年1月4日下午，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巨大贡献者，中国首次申奥成功的决定性人物何振梁老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6岁。

        何振梁被誉为体育外交家、新中国体育先行者、新中国体育历史的见证者，他参与了1993、2001两次北京申奥的陈述。

申奥过程中的两次泪水

        “主席先生、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无论你们今天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种决定可以创造历史。你们今天这个决定可以通过体育促进世界和中国友好相拥在一起，从而造福于全人类。”

        13年前的2001年7月13日，何振梁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为北京申奥所做的最后陈述已经被当做范文。开头这几句话，直到现在很多人都能够脱口而出。

        莫斯科之夜，北京是最后的胜利者。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口中念出“Beijing”后，作为中方陈述人的何振梁眼含热泪，与排着队上前祝贺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逐个握手、拥抱，轻拍对方的后背。

        当中国台北委员吴经国含着泪水走过来与何振梁拥抱，并说“中国人最高兴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时，何振梁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当年72岁的何振梁说：“北京拿到了奥运会举办权，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

        这是何老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为奥运流泪，这一刻他或许想到了1993年北京申奥失败的那一刻，萨马兰奇宣布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是悉尼，何振梁迈着缓缓的脚步，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第一个走向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与他握手祝贺。

        晚上，何振梁和夫人梁丽娟从会场返回饭店后，许多朋友打来电话向他们表示慰问。何振梁总是压抑着伤感镇静地交谈。

        直到深夜北京的女儿打来电话：“爸爸，我看了电视，您别太难过了，要保重身体，我爱你们。”这时，何振梁的泪水夺眶而出……

        1993年何振梁已经是北京申奥团的陈述人之一。当时北京代表团的所有发言，由何振梁亲自用法语和英语交替串联。首先他深有感情地说出了这样的开场白：“1981年，当我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庄严宣誓——我愿意竭尽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的时候，我心中升起一个愿望，就是看到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在我的祖国——中国举行……”

        8年时间，何振梁终于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梦想，“1993年，我是强忍着泪水去应对世界上所有的媒体镜头和采访，等到四周没人了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从8年前的两票之差到现在的得票情况创造纪录（得票远远高于第二位城市），何老的脸上荡漾着微笑，他说：“这次不同，自己是幸福与激动相交在一起，用情不自禁的泪水，奔放而自由地表达和宣泄自己的感情。”

        其中的艰辛，或许只有何老自己才能体会。第一次申奥期间，何振梁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特殊身份，频繁地与各国奥委会委员接触，超负荷地运转着。

        在3个年头里，他多次出访，累计飞行路程超过64.6万公里。最紧张时，他连续作战，三天之内竟两次迈出国门，这对于当时已过花甲之年的何振梁来说，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都已是超负荷了。

        2001年申奥前5个月时间，何振梁有69天在国外或飞机上，出访11次，走了20多个国家与地区。北京申奥研究工作，更少不了请他参与。送交国际奥委会的重要文件、20多万字的《申办报告》，何振梁是英法文审定者之一。

        为了使北京的申办报告更为出色，他以自己精通英、法语言的优势字斟句酌。申办报告完成了，他却因过度劳累住进了医院……

        “我对自己说，小车不倒只管推。”何振梁说。

从领导人翻译到国际奥委会委员

        何振梁在1993年申奥最后陈述中说自己是在1981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彼时他如何与奥林匹克结缘？1980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推举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

        中国奥委会考虑到何振梁熟悉国际体育业务，又懂法语与英语，便推荐他为候选人。

        1981年在德国巴登城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代表大会上，何振梁用流利纯正的法语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震动了全场，之后他以全票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小时候的求学经历让何振梁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底子，1929年12月29日出生于江苏吴锡的何振梁在1938年搬到上海法租界，他转到离家近的中法学校就读。

        好学的何振梁在中法学校上初级班时，曾跳过三次班，中法学校7年为他日后的法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聪颖的何振梁顺利考上入了上海震旦大学，选读的是理工学院电机系，虽然全部课程用法语讲授，对从中法学校升上来的他来说并不困难。

        1950年4月，青年何振梁听从新中国党和人民的呼唤，被团中央选调到首都北京，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当翻译。

        很快他就与奥林匹克结缘：1952年何振梁与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起前往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他从事代表团的翻译工作，当时代表团中有团中央书记荣高棠。

        回国后何振梁继续做翻译工作，担任过毛主席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翻译。 后来国家体委成立后，荣高棠调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为了给国家体委寻找人才，新官上任的荣高棠马上想到了与自己同往赫尔辛基的得力助手——“翻译官”何振梁。

        在他推荐下，何振梁被正式调到国家体委国际司。其实，在被推荐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前，在国家体委工作的何振梁已经为奥林匹克在中国的进程努力。

        1978年，萨马兰奇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还未恢复，为了让中国早日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何老与身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萨马兰奇积极沟通，邀请后者说服欧洲国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接受中国奥委会。

        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终于恢复。

        在国际奥委会，何振梁的地位很高，1985年他以全票当选执委，1989年又以全票当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像这样在短时间内连续“三级跳”的委员在国际奥委会内是不多见的。

        1999年6月，他第四次被全票当选奥委会执委。他两度被德国体育周报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体育领导人之一”；1993年被亚奥理事会授与奥林匹克勋章；

        1999年年底，奥林匹克论坛在世界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进行20世纪五大体育领导人评选，何振梁是前30位入围人选，亚洲入围的仅有4人……

最后几个月还在关注冬奥会申办

        “今天下午3点50分，何老去世了，悲痛欲绝。从1990年亚运会前夕跟随何振梁，25年了，何老将奥林匹克理想传递给我们，又和许多热爱奥林匹克的人民把奥运会带到中国。何老今天走了，很是伤心。”

        4日傍晚17点左右，中体产业竞赛集团副总裁、中体明星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明星足球队领队王奇怀着悲痛地心情在朋友圈和微博敲下了上述这番话。

        何老去世了，很多人都对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媒体上很少出现关于何振梁的消息，最新的消息来源于何老的家乡媒体《无锡日报》，2014年9月5日，《无锡日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协和医院帅府一号院516室，这个房间是何老的病房，文章是这样描述何老当时的状况的：

        由于病情较重加之药物副作用，病榻上的何老时而清醒、时而迷糊，但与奥运相关的任何话题，对他而言都是一味清醒剂。 渐渐地，何老与我们的交流不再局限于眼神、握手等肢体语言，而是有了倾听，有了简单的语言回应，诸如：“好！”“可以！”“很好！”“同意！”等等，虽然言语简单，但响亮而有力。殊不知，这位老人浑身上下插满了人造血管，每一次血透，都耗尽了体力。当胸前的插管口因出现血栓而被迫弃用时，烟头大小的洞眼无声告诉你老人承受着怎样的病痛折磨。可即便如此，何老仍是积极而乐观的。

        “他这几天状态不是很好，元旦的时候住进了ICU，我多少有一些思想准备。”王奇对于何老的离世非常难过，在他眼里何振梁对国家的忠诚是任何人无法相比的。

        令王奇印象深刻的是，何老在80多岁高龄的情况下仍然为了南京青奥会的举办奔波，为此他还一度中断过治疗。而在最近几个月时间中，何振梁还在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申办。

        “他是一个无私的人，从来不为自己，是奥林匹克的传播者。”王奇说。

        “他是中国体育外交史上，能将中国的体育走出去，又能将奥林匹克带进来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划时代的人物。”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大杨扬眼中，何老的形象是亦师亦友，“他原来是我的领导，但没有官架子，我第一次当选青奥会评估委员会主席时，他还给我打来电话，特别祝贺了我，能够得到老人家的认可非常开心。”

        “对于何老的去世，北京冬奥申委深表哀悼，他生前对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为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也是成功申办和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功勋。”北京冬奥申委4日在何老去世后表示，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是何老的愿望，“我们将全力以赴，扎实工作，用实际行动挖成申办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