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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辫子，穿西装：晚清学校的易服风尚

黄薇

2015-01-18 08:53

来源：澎湃新闻

近代中国发生的社会变革，影响遍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着装作为一种综合了意识、观念、文化礼仪和交流方式的重要现象，深刻地反映着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型都市，西式服装的输入与融合成为近代中国人理解西方文化的重要构成，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尚风向标。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并不存在今天我们所谓的“时尚”着装。服饰的选择不仅出于个人喜好，更有一套细密严格的规定，自上而下不同等级的冠服样式、质料、颜色、饰物、纹样、绣品均有区分，甚至服饰镶边用什么颜色的布料和线都有明文规定。只有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的开放，租界等地方不再受到地方官的约束，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传统社会舆论、村社监督机制减弱，才使得服式制度渐渐松弛。

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迫于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清廷对原本严苛的辫服体制也有所变通，主要涉及军、警、学界，渐次影响到社会大众。有些人不惜仿冒军警和学生的服饰招摇过市，也有人坚决抵制、态度强硬，变还是不变相互交织在一起，成为近代社会生活转型的特殊风景线。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末的大都市里，传统的华夷之见与排斥心理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西式大餐、各种西式生活用品早已悄然流行起来。但服饰一事由于涉及“华夷之辨”，碍于晚清政府尚存，人们对于西式服装的探究和模仿依然带有猎奇的性质，相关的议论也是半遮半掩，欲说还休。此时，走在易服风潮前端的学生群体，又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亲身参与其间的呢？

留学生的着装“叛逆”

晚清学生中的易服剪辫行为，最初是部分留学生的个人行为。1854年，跟随传教士留学美国的广东中山人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身着西服自纽约启程回国。18年后容闳又作为72名官派留美幼童的留学监督重回美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些在冲龄之年远渡重洋的孩子，甫到美国首先面临的就是服饰差异导致的尴尬，长衫马褂、布鞋布袜、小瓜皮帽加上长长的辫子，让他们每每被讥笑为女孩。在容闳的默许之下，留美幼童纷纷换上了西洋着装，不少人还剪去了辫子。

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的钟文耀早年在耶鲁大学学习时的留影。

但这种行为被人以叛君背祖、大逆不道而上告朝廷，最终使得留学还未期满的幼童被强行撤回。当时已经卸任的驻美大使伍廷芳专门为海外华人请命朝廷，叙述了海外华人因为辫子“被外人讪笑，甚且加以种种不美之名，有时竟为妇孺所谑弄”的遭遇，希望朝廷能“明降谕旨任官商士庶得截去长发，改易西装，与各国人民一律，俾免歧视，且使将来归国，故乡父老不敢责其异己而有所为难”。可惜，这样的呼声未能获得回应。

回到国内的“留学生”们，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只得脱下西装，蓄起辫子，回归“正统”。曾任民国外交总长的颜惠庆，父兄都曾在美国留学期间剪辫易服，但回到国内后也只能再次改回中装并留起了辫子。

钟文耀1904年陪同溥伦王子访问美国时的留影。

进入20世纪以后，剪辫易服的风潮又再掀高潮。1903年春节，马君武等人在东京的留学生新年垦亲会上的一场激进演说，就使留日学生纷纷“以去辫不去辫为尊王、革命两党之一大标识”。然而，着装作为一种固有的生活习俗，绝非如此轻易就可以被接受和改变，大部分的普通百姓对此仍然采取排拒的姿态。

鲁迅在日本剪去辫子后回乡探亲，就曾遇到过这种尴尬的境地。据周建人记载，当时周围的人得知鲁迅从国外回来，“第一要紧的事，便是来围观他的头发，好像看稀奇的动物，那眼神里真有说不出的味道”。次日出门时，鲁迅穿上衣衫，戴上假辫。台门里的族人或是碰到的路人，“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发现它是假的，就一声冷笑”，更有人喊着告官去。鲁迅索性废了假辫子，重穿回西装，走在街上，“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这冒失鬼’、‘假洋鬼子’”。在较为发达的沿海港口城市天津，虽然身为社会名流，但剪发易服之后的英敛之同样遭遇到了周围人的嘲弄。

不过，这些仍然阻挡不了那些准备出国的留学生，在行前换上西式服装。1910年，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70名考取了庚款的留学生，在上海作行前准备时，不仅换上了西装，还一刀剪去了长长的发辫。

教会学校学生的“谨慎”选择

在国内，朝野上下兴起了仿效西方兴学育才的热潮。张之洞等人在湖北等地兴办文武大、中、小学堂及方言、农、工等新式学堂，在文人士子中提倡尚武精神。为了适应新式学堂设体操、兵操乃至乘骑的课程，学生们必须抛弃传统的长衫，穿着便于活动的西式操衣，此举为以后学界易服埋下伏笔。

戊戌维新高潮时，康有为甚至大胆向光绪帝提出了“断发易服”这一触动清廷祖制的建议。戊戌变法失败后，断发易服的风气并未因此终止，甚至成为学生中的“时尚”风气。

而本就与西方渊源颇深的教会学校，对着装的规定和选择也与时代变化互相呼应，颇可玩味。一般而言，教会学校多崇尚质朴的生活风气，要求学生穿着儒雅素洁的衣服。以天主教徐汇公学为例，在服饰方面，修士们着修士服，色彩沉稳，款式庄重；学生们则穿着中式服装，颜色素雅。即便是到了民国年间的汇学校园，“至若西装革履，穿得阔气非凡的，这里极其少见。” 新教的教会学校中，风气更为开放，也更强调让学生接触和适应西方的生活方式。所以在着装的选择上，学生也较为大胆。

从下面这些拍摄于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课堂上的照片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教室中学习，还是在化学实验室中做实验，学生们基本上都中规中矩着中式长袍（或外加马褂），留长辫，戴瓜皮帽。即便是在教会学校的环境中，也没有任何学生敢于公然穿着西式服装。

1899年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课堂

而在另外一张该校1899级教员的合影上，可以清楚地发现学校教师的着装，也同样泾渭分明，洋人着西装，华人着中装，毫无混穿的情况出现。

1899级教员合影

不过，与传统的中式学塾不同，作为一所西式的现代大学，学生在学习之外，还有相当多的课外活动。学校拥有鼓乐队、唱诗班、田径队和足球队等各种社团组织。为了配合活动的性质，每个学生组织都拥有各自不同的制服，一般在样式上都采用中式，只是为了方便行动舍弃长袍采用改良的中式短衣。

鼓乐队、唱诗班和田径队合影

但也不乏“折中”的做法，比如20世纪之初学校足球队的队服，下身的短裤、长袜和皮鞋几乎完全是西方式样的。但上半身的长袖服装，却采用中式长衫的无肩和大襟设计配上了西式的翻领。这种奇特的组合，恐怕也只会产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了。进入民国之后，同样是学校足球队的队服则已完全西化，与同时代国外球队队服甚至今天AC米兰的队服相比，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1902年与1922年的足球队合影

更有意思的是一帧摄于1900年的同学合影，画面上有7位男同学，其中三位已经换上了全套的西式服装，剪去辫子；另外四位则仍是传统的长袍马褂，但其中有一位应该已经剪去了发辫，将多余长发直接披垂在两肩上，正是当时由留日学生带回国内的非常“时尚”的发型。

1900级学生合影

这种颇具“混搭”之风的造型出现，与当时的社会风潮相关。不过，这种“踩界”的着装行为，显然并未得到校方的鼓励。除了这一帧照片外，其余1903、1904、1906等年级的学生合影中都难觅学生着西服的身影。教会学校的校园内，真正转变成以西式服饰为学生日常着装还是要等到民国成立之后。

新式学堂及其社会影响

从甲午战败至晚清覆亡的十多年间，无论清政府是有意引导还是强烈禁止，剪发易服从报章纸笔间的讨论，渐次走向由新式学堂与学生以及开明人士的实践行动。

与教会学校的谨慎小心相比，社会上的新式学校和自发团体对于剪发易服的态度倒是更为直接和激进。如：1902年11月，南洋公学退学学生成立爱国学社，社员改换操服，练德式兵操。翌年春，黄炎培等人在南汇境内创办的讲学会上，也在宣传维新思想的时候鼓励人们改换西式装束。

这股风潮也由校园内影响到了一些社会团体中，20世纪初的上海城外，每个周日都有无数人短衣西制，聚在一起练习体操。 1906年之后，上海还相继由商人组成华商体操会、商业体操会等，不仅制定西式操服，也制定了西式常服。

晚清最后十年，大量女子学堂的出现，对于女性“时尚”的着装影响更为巨大。当时的女子学堂大多模仿欧美或日本，都明确提出不缠足和衣饰整洁的要求。在上海这样的大型都市里，女学生的装饰打扮也成为一种别样的时尚，仿效者甚众。

1913年8月3日，《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专门介绍中国时尚服饰变化的长文，并配发了7幅着各种新式服装的中国女性照片。其中，处在核心位置的就是一位手拿书本的女学生。文章极其细致地描摹了都市“时尚先锋”们的着装变化，从服装鞋帽到女性发式，甚至脚上穿的长短袜子，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当时虽然已经是民国初年，但大部分的都市女性依然不敢将全套西式女装穿着上身，而是采用了十分聪明而又隐蔽的做法。比如，穿着西式长裙外罩中国上装，配上西式的阳伞；或者中式的外套配上西式的皮鞋和袜子。上海的南京路俨然已经成为了远东的纽约第五大道，中国女性也以其特有的灵性，将东方与西方，新式与传统做了完美的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时尚着装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