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与教授》：两名经济学家的真挚友谊和思想影响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两位杰出思想家。《异端与教授》一书叙述的，主要是这两位思想家私人交往和思想影响的故事。

《异端与教授：休谟、斯密与塑造现代思想的一段友谊》，丹尼斯·C.拉斯穆森 著，徐秋慧 译，格致出版社2021年5月版。

在国内外学术界，休谟主要作为哲学家而闻名，斯密则作为经济学家而著称。事实上，他们二人都是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休谟还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只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休谟的哲学思想和斯密的经济理论。在主流经济学界，休谟只是偶尔作为斯密某些经济思想的先行者而被提及。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都是苏格兰人，休谟年长斯密12岁。按我们中国人的生肖来说，二人同属兔，休谟的年龄比斯密整整大一轮。据本书作者考证，休谟和斯密初次见面是在1749年秋天，当时斯密应邀在爱丁堡举办修辞学和文学系列讲座；此后二人交往和学术交流频繁。他们从相识、相知，到成为莫逆之交，友谊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直到休谟1776年8月25日去世。

斯密和休谟不仅在年龄上差得不少，而且性格迥异：休谟性格乐观开朗，和蔼合群；而斯密这位未来的政治经济学之父则常常心不在焉，容易走神，喜欢自言自语。二人之所以走到一起，成为终生挚友，是源于共同的学术志趣和学术思想。

斯密14岁时（1737年）成为格拉斯哥大学学生，1740年作为斯内尔奖学金的获得者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直至1746年毕业。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由于受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影响，斯密在一系列主修课程中，最感兴趣、花最多功夫研究的是伦理学和法理学。休谟和斯密那个时代的道德哲学包括四个部分：自然神学、伦理学、法理学和政治经济学。可见，斯密进入学术殿堂的第一站，并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道德哲学。而且，斯密学术生涯的前半段也主要是研究道德哲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

1751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得的第一个教职是逻辑学教授，次年便转任道德哲学教授。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就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斯密是在1764—1766年作为巴克卢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旅行访问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期间，才把他的主要研究兴趣转向政治经济学。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使他获得“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声誉。

在斯密完成格拉斯哥大学学业前夕的1739-1740年，休谟出版了他人生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道德哲学著作《人性论》。《人性论》的作者原本期望该书的理论成为所有道德科学（即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中心。不幸的是，该书由于主张无神论被教会指控为异端邪说，出版以后遭到学术界的冷遇，读者寥寥。正是在休谟为他的《人性论》遭到“死寂一般”对待而饱受煎熬的日子里，斯密作为牛津大学学生正在偷偷研读《人性论》！显然，《人性论》中的某些思想吸引了斯密，使他和作者产生了共鸣。这是斯密和休谟的第一次神交。这意味着，早在斯密和休漠1749年第一次见面的大约10年之前，斯密就已经通过研读休谟的著作而结识了休谟。

斯密和休谟都接受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强调法治，主张有限政府、言论自由、宗教宽容、私有财产和商业活动；他们都支持当时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倡导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

斯密哲学思想和经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受到了休谟思想的深刻影响。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斯密撰写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引导与指导哲学探究的原理》（斯密去世5年后才出版），该书不但谈到了休谟的《人性论》，而且还重述了《人性论》中的某些思想。休谟的同情心概念、自然法思想、人性论、功利主义学说等，都对斯密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从斯密的经济人假说、“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自然秩序观、自由贸易学说等方法和理论上，都可以看到休谟思想影响的印记。虽然斯密和休谟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虽然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体系创建和理论创新上大大超越了休谟而成为现代经济学鼻祖，但是休谟对斯密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长久的、深刻的。

在某种程度上，休谟是斯密迈入经济学殿堂的间接引路人。1766年2月中旬，斯密陪同巴克卢公爵一行人到达巴黎。在休谟推荐下，斯密很快加入了巴黎的一些学术沙龙，结识了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其中就有当时法国的主流经济学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弗朗索瓦·魁奈、德·米拉波、阿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等人。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时就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内容，而当时理论成就达到顶峰的重农学派，以及对当时法国和欧洲兴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地考察，无疑进一步激发了斯密对经济学的兴趣，加快了斯密的经济学研究进程。1766年11月返回英国不久，斯密就开始了经济学的思考和研究，花费了9年左右的时间，终于写成了《国富论》这部政治经济学巨著。

《国富论》于1776年3月出版。该书受到休谟的大力支持和热情称赞。休谟在1776年4月1日给斯密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斯密先生：我为您感到高兴，仔细阅读此书后，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由于您、您的朋友和公众都对此书期望甚高，我一直对其出版感到极其焦虑不安，现在终于如释重负了。”（见本书第247页）

斯密非常尊崇休谟，斯密“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一直认为休谟是人类的脆弱天性所能企及的、最接近无上智慧和完美道德的人”。（见本书第354页）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在生前分别在各自的遗嘱中指定对方为其遗稿管理人，把身后大事托付给对方，可见他们的友情和彼此信任度非同寻常。差不多两个半世纪以来，这两位著名思想家的友谊一直在学术界作为美谈佳话传颂，二人的友谊和思想也是学术界持续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本书则是这种关注和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

本书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仔细考证了休谟和斯密从相知到相交再到成为终身挚友的全过程，认真分析了他们友情发展的原因、社会和学术背景，以及这种友情对二人学术发展、对当时乃至后世学术流变的影响。本书既是一本休谟和斯密的学术简史或人物传记，也是一本18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英国乃至欧洲大陆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简史，它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哲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状况、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以及学术思想潮流。

本书不仅仅讲述了斯密和休谟二人交往和思想影响的故事，也讲述了与二人相关的其他学术名家、学术界和社会背景的故事，例如：休谟与卢梭的公开争吵；休谟两次应聘教授被拒；当时教会与学术界的关系；休谟和斯密在法国的生活、见闻和思考；休谟的《人性论》和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在当时的社会反响；以及这些名著对当代学术和社会的影响；等等。

本书译者徐秋慧博士长期研究西方经济思想史，在这个专业方向上积累深厚，在学术期刊和网络上发表过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她主持翻译本书，使本书的学术质量得到了保证。本书译文流畅，表述准确，可读性甚佳。我相信阅读本书的读者一定会大有收获。

（作者方福前为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讲席教授，本文为《异端与教授》一书推荐序，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