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弄堂大学”到“红色起点”，回望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国共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它在危机中创立，前后办学六年，条件简陋，还被称为“弄堂大学”。这所身在闹市的学校，聚集了邓中夏、瞿秋白等名师贤达，激荡起五卅运动风云。

在《收获》编辑、青年作家吴越看来，历史无处不在，如烟似雾，渗进骨髓，上海因其独特历史、地理原因，堪称一座活的现代史矿区，而仅仅存在了六个年头的上海大学，是其中一座极其丰富、但迄今还不太为世人熟悉的矿藏。

5月29日，在新华传媒举办的建党100周年系列活动“上海·故事”读书会之“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第四期上，吴越来到上海书城福州路店，为读者讲述五卅运动策源地：上海大学的历史。

吴越

属于青年英烈的革命历史

瞿秋白、邓中夏、于右任......在上海大学的历史上，留下过无数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在吴越看来，除了这些历史名人，她还需要一个合适的人物来串联、引导读者进入老上海大学的内部空间，“而他必须是深深打动过我的人。”

此时，一个在1920年8月挤在宜宾出发的小火轮来到上海的青年走进她的视野，这个原名刘炽荣的青年以“刘华”的名字，如同一颗闪耀的流星划过20年代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天空中，也成为启迪她写作的灵感之源。

“我想书写的不只有大人物，更有无数为革命奉献生命的青年英烈，他们不该被历史忘却。”吴越坦言。她提到，上海大学的学生在入学前，大多有着救国的理念和抱负，都十分关心政治形势的发展，来自广东、四川的最多，东北、西北和山东的也不少，俨然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红色革命的大本营。

学习氛围也十分好，同学们按照各年级自己组织学习会，由自己班级的同学主持，开会可以随便提问，问生字、问名词概念、问老师讲课中的疑问也好，只要提出来，就交大家讨论、研究并作解答。有时谈谈报上看来的政治消息，有时介绍期刊中某篇文章的内容。总之，就事论事，言无不尽，会议开得非常活跃。

从宜宾来到上海后，刘华在中华书局做了一段时间学徒工，在深夜印刷传单时了解到马恩思想，听说上海大学读书不要学费，就去找教务处长邓中夏交谈，邓中夏免除了他的学费，让他在上海大学附中读书，他很快成长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学生领袖，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成为敌人眼中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一九二五年底，刘华在龙华被秘密枪决，时仅二十六岁。

正是青年们的英勇斗争，让五卅运动成为点燃革命的燎原之火。“何秉彝们掩埋了因反对国民党右派而牺牲的黄仁，继续前进；刘华们掩埋了五卅当天倒在南京路街头的何秉彝，继续前进；而现在，刘华也倒下了。夜色甚至因为掩藏了这样赤诚的鲜血而苍白和不安了。天空出现了一组明亮的星宿，那是上海大学年轻的烈士们的英灵。”在书中，吴越动情地写道。

用非虚构还原历史真实

“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与九十多年前的上海大学相距如此之近。”吴越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她第一个工作的单位《文汇报》位于静安区威海路陕西北路交叉口，距离原上海大学西摩路校区几乎是抬脚就到。瞿秋白所主持的社会学系，黄仁、何秉彝、刘华等烈士居住过的过街楼，原址就在现在的恒隆百货商场一带，她十年来经过不下千次；上海大学的青云路校址，则与她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居所直线距离不到两公里。

而在动笔书写《上海早晨》之前，她却对上海大学背后的历史所知甚少。从2018年春节期间动笔写作，到去年1月正式出版。这本10万字不到的小书，整体的写作却耗费了三年时间，背后凝聚着她的细致的研究和心血。“这是一个业余的、首次进行历史非虚构写作者非常拿不出手的一张时间表。”

“对一个业余写作者来说，最难的是去认识到要写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吴越表示，在她看来，这本书不是专业学术著作，不是通俗历史读本，不是教科书的注水版，而是一段立足于史料、与当下引起联结和共情的结构性叙事。她希望自己的角色是一位导游，带大家走进“老上海大学”这个历史空间，让大家能用全新的视角，理解这段空间，铭记过往的历史。

曾经是新闻记者的经历，也使她获益良多，引导她通过历史资料寻找路径和逻辑的真实，在动笔前，她曾买过一套两卷本、180万字的《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从老上海大学的史料出发，把前后所有关联的人名、地名、主要事件全部标记出来，做成单独的笔记，以此为关键词，再去买书、看书、做延展，寻找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为的是让笔下的每一个细节显得更真实，不辜负先烈们的牺牲。

“上海没有名山大川，没有历史名胜，但它也有它的壮丽景观，那就是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和这么多在此奉献了热血和生命的英灵。某种程度上，这个与西方时尚最接近的城市同时也有着最‘中国’的一面。”吴越说。写完此书后，每当听到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时，她都会联想到那些为了国家理想而竭力抗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年轻人，“真真切切第一次听懂了《国歌》，眼泪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