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冤冤相报何时了：巴以冲突停火后的冷思考

持续11天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停火，但对于巴以双方以及整个世界来说，都没有轻松的感觉，更无对持久和平的奢望。停火后苦涩的和平似乎只是此次冲突与下一轮冲突之间的间歇，巴以关系、尤其是屡遭以色列军事重创的加沙地带，俨然已经成为一座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活火山。

自2000年以色列总理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以来，美国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的无所作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三者之间的复杂矛盾不断趋紧，都使巴以和谈陷入了困局，而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则进一步导致巴以问题在中东事务中日趋边缘化。

2009、2014、2021年三次较大规模的加沙战事都遵循了相同的逻辑：以色列在犹太定居点（背后核心是领土问题）、耶路撒冷等问题上的激进行为给哈马斯的激进反应提供口实；以色列不仅对哈马斯还以数十倍的报复性打击，同时也使巴以和谈的环境荡然无存；而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对巴以和谈基础的颠覆性破坏，更使巴以和谈的国际环境遭到致命打击。

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是巴以和谈的基础所在，亦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拥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是，残酷的现实在于，巴以关系已经陷入了冲突周期性爆发的怪圈，追求和平的理性总是被激进和暴力的冲动所取代。尽管笔者对此也深感困惑，但还是试图从近代以来国际与地区格局演变的视角，对巴以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逐步被边缘化的过程进行分析，并对导致巴以问题困境的原因进行思考。

国际与地区格局的演进与巴以问题的复杂化

把巴以问题放到一战以来国际格局演进的进程中加以观察，可以发现巴以问题是近代以来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演变的产物，而每次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都导致了巴以问题复杂化。

（一）一战至二战期间：英法瓜分中东与巴勒斯坦问题的缘起与易手。

在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在中东的西线，即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也称新月地带，即大叙利亚地区和伊拉克地区），主要是英法争夺并分割黎凡特和阿拉伯半岛边缘地带；在东线则是英国和俄罗斯共同争夺伊朗。

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是英法宰割黎凡特地区的产物：1916年塞克斯-皮科协定，英法对新月地带进行瓜分；1917年英国通过《贝尔福宣言》，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家园”，巴勒斯坦问题开始产生；根据1920年《圣雷莫协定》，英国对伊拉克、约旦和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实行委任统治。1921年伊拉克独立；1943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1946年约旦独立。

巴勒斯坦是英国实行委任统治中最为失败的地区，英国在支持犹太和阿拉伯之间摇摆不定，最终把问题移交给联合国，事实上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导权从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手中转移到新的世界霸主美国手中。回看这段历史，西方列强围绕黎凡特地区的种种肮脏交易，是导致巴勒斯坦问题不断复杂化的根源。

（二）冷战时期前期（1945—1979）：美苏两大阵营在中东的对抗、四次中东战争、埃及与以色列建交与巴以问题的复杂化。

在冷战期间，中东的美国阵营主要是“北层国家”伊朗和土耳其以及亲西方的君主制国家沙特等；苏联阵营主要是南方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当然有些国家有变化，如1958年革命前的伊拉克追随美国，后受苏联影响大；埃及先亲苏后亲美。而阿以冲突尤其是四次中东战争都深受这种体制制约。

中东地区格局的最大变化是1967年战争，阿拉伯国家战败失地导致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使阿以冲突逐步向巴以冲突转换，而埃及1979年和以色列单独媾和揭开了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边缘化的序幕。在此期间，阿以冲突的重大事件包括：1948、1956、1967、1973年四次中东战争；1964年巴解组织诞生；1967年战争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耶路撒冷，重创阿拉伯国家，领导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一蹶不振；1967年和1973年联合国通过第242号和338号决议，成为解决巴以问题的基础性文件；1970年巴解组织与约旦的“黑九月事件”（约旦把巴解组织驱逐出境），巴解组织与阿拉伯国家矛盾加剧；1978年美国主持埃及和以色列对话的戴维营会谈，1979年埃及和以色列建交。

（三）冷战中后期（1979—1989）冷战体制松动、美苏在中东均遭遇深刻挫折、阿拉伯世界分化、哈马斯产生标志着巴勒斯坦内部发生分化，都导致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1979年，苏联发动阿富汗战争并深陷阿富汗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使伊朗从亲美走向反美。中东形势变化导致阿拉伯世界分裂加剧，并使巴勒斯坦问题更加复杂：两伊战争导致阿拉伯世界分化，如叙利亚支持非阿拉伯国家伊朗；两伊战争使阿拉伯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下降，海湾地区在中东政治中的地位上升；巴勒斯坦内部分化开始，巴解组织开始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而1987年哈马斯诞生，标志着巴勒斯坦内部分化的加剧，即巴解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与哈马斯的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分化，双方围绕建国方案和斗争方式的矛盾日益凸显。

（四）海湾危机到 “9.11”事件（1990—2001）：美国确立中东霸权，中东和平进程虽曾取得重大进展，但最终功亏一篑。

海湾战争后，国际与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美国独霸中东，美国依靠“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政策主导中东事务；美国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矛盾激化，“基地”组织因美国军队长期进驻沙特与美国对抗，直至2001年“9.11”事件爆发；海湾战争导致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时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中支持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是巴解组织在阿拉伯世界进一步被孤立的原因。

在此背景下，中东和平进程经历了从进到退的变化。首先，美国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1991年西班牙马德里会议召开，1993年《奥斯陆协议》确立“两国方案”和“土地换和平”的原则；1994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城市实现自治，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成为自治政府的执政党。其次，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后，以色列右翼势力崛起使中东和平进程面临严峻挑战。1994年2月，犹太极端分子残杀巴勒斯坦人的“希伯伦惨案”；1995年拉宾遇刺；2000年9月，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持续近四年之久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再次，在巴勒斯坦方面，随着巴以和谈启动，哈马斯从事暴力活动、反对巴以和谈，与巴解组织矛盾加剧。2000年以后，由哈马斯不断制造自杀性袭击事件，以方加大了对巴激进派别的打击力度，频繁实施“定点清除”行动，巴以关系进入持续至今的恶性循环

（五）从“9.11”事件到“阿拉伯之春”爆发（2001—2011）：在小布什时期美国中东战略转向反恐，奥巴马时期美国寻求从中东战略收缩；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走向江郎才尽。

在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方面，“9.11”事件后，美国中东战略的重心发生变化，反恐成为美国中东战略重点，美国错误发动了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反恐和民主作为美国中东战略的两大相辅相成的主题，使美国的软硬实力受到重创；奥巴马上台后，基于重振遭到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实力，从中东收缩、缓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2003年后伊核问题成为美国面临的另一中东难题。

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力图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但已经明显力不从心并收效甚微。2007年召开的巴以问题安纳波利斯会议失败，美国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已经江郎才尽。

在巴勒斯坦方面，其突出的问题是内部矛盾更加突出。2004年阿拉法特去世后和2005年以色列军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后，巴解与哈马斯分裂不断加剧：2006年1月，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第二届立法会选举胜利，引发巴政坛地震；2006年3月哈马斯单独组建自治政府；2006年6月，哈马斯宣布不再执行巴以停火协议，以色列借机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2007年3月，巴民族联合政府成立，但是两派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解决，双方的暴力冲突反而愈演愈烈。2007年6月，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解散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同时组建新的联合政府，巴勒斯坦陷入了约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加沙由哈马斯控制的严重分裂。

在这一时期，巴以冲突的新特点已经形成，即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模式形成。2008年6月，在埃及的调解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了为期半年的停火协议，但双方均未严格执行；12月20日，哈马斯宣布不再延长到期的停火协议，并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旋即对加沙发动“铸铅行动”，直至2009年1月18日才告结束。巴以冲突的间歇式爆发模式由此形成。

（六）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美国谋求从中东战略收缩，地区主要阿拉伯国家核心关切转移，导致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而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严重倒退为新冲突爆发不断累积条件。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始终面临“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战略收缩之间的矛盾：“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尤其是埃及等盟友政权倒台、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伊斯兰国”异军突起，都导致美国在中东陷入战略犹豫，即主观上抽身中东的战略诉求与中东地区格局剧变之间的矛盾，使美国抽身中东的战略欲罢不能、进退失据。

在奥巴马时期，巴以问题已经被严重边缘化。“阿拉伯之春”使阿拉伯国家转型和地缘政治博弈成为中东事务的核心，地区国家对巴以问题的关切严重下降；2012年第67届联合国大会给予巴勒斯坦联合国观察员国地位，引起以色列强烈不满；2013-2014年，美国推动巴以双方举行的华盛顿和平谈判无果而终。与此同时，伊核协议成美国主要关切，达成伊核协议成为奥巴马执政第二任期力图打造的外交遗产。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其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

涉及巴以问题的政策内容包括：首先，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企图强推解决巴以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其中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承认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主权；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美国拟建立一个解除武装、没有军队，即主权不完整的巴勒斯坦国，这完全颠覆了巴以和谈的基础。其次，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分化阿拉伯世界。2020年~2021年，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阿拉伯世界由此进一步分裂，在巴以问题上联合的能力和意愿遭到严重削弱。

对巴以问题陷入困境的几点冷思考

（一）大国关系陷入僵局、大国协调失灵是巴以问题僵持难解的国际体系根源

当前美俄在中东的大国博弈呈现出“美难退、俄难进”的复杂局面，俄美进退乏力的状况使双方在中东的博弈，以及它们各自与中东力量的关系呈现出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复杂局面，进而使美俄及地区力量围绕中东事务尤其是诸多热点问题的分化组合更加混乱，并导致热点问题久拖不决。

当前，巴以问题面临的严重困境之一在于如何消化特朗普的遗产。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颠覆巴以和谈基础、抛弃已有的中东和平机制，企图把所谓的“世纪协议”强加给巴勒斯坦，是导致巴以和平机制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拜登政府对此轮巴以冲突的政策来看，其纵容以色列，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给达成共识制造障碍的做法，都严重破坏了联合国安理会在呼吁巴以停止暴力、实现和平方面的作用，也不利于其他主体和其他机制发挥作用。这也反映了当今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也就是旧秩序失灵，新秩序难以建立的困境。

（二）矛盾丛生的地区格局和盘根错节的地区大国关系无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

在美国对中东事务主导能力下降的背景下，沙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区强国为寻求自身安全，不断扩张地区影响力，进而导致地区国际关系的剧烈分化重组。

当前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包括：首先，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其次，土耳其与沙特争夺中东地区领导权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矛盾；再次，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导致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巴勒斯坦很难再寄望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统一政策，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建交恐将成为巴勒斯坦无法规避的现实。

（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不断衰落是巴勒斯坦问题日趋边缘化的根源之一

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一直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追求阿拉伯统一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另一种是追求各自利益的地方民族主义（亦即“国家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叙利亚民族主义），这也恰恰是阿拉伯民族统一性和地方性特征并存的反映。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由盛转衰是“阿以冲突”变成“巴以冲突”，以及巴勒斯坦在巴以斗争中更加艰难和孤立的根源之一。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是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思想武器，在1948、1956、1967年的三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叙利亚作为重要的“前线国家”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希望通过阿拉伯民族的统一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也多听命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埃及的领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民族主义构成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代表，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最高成果即1958-1961年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短暂统一，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但很快因矛盾分歧而解散。

除此之外，其他阿拉伯统一的尝试也屡遭失败。1963年4月，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掌权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宣布组建阿拉伯联邦的决定，但未等协议生效便宣告失败。1969年卡扎菲（Muammar Muhammad Abu Minyar al-Gaddafi）发动军官革命后，尝试推动埃及、利比亚、苏丹三个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统一，但因1970年9月纳赛尔逝世而受挫；此后，卡扎菲提出的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组建“阿拉伯共和国联邦”（1971年）、埃及和利比亚合并（1972年）、利比亚与突尼斯组建“阿拉伯伊斯兰共和国”等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日趋衰落，其主要标志性事件包括：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惨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伊斯兰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构成严重冲击；1970年约旦驱逐巴解组织的“黑九月”事件；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导致阿拉伯世界严重分裂，埃及退回到维护自身利益的埃及民族主义；1980-1988年两伊战争导致阿拉伯世界围绕支持伊拉克和伊朗发生分裂；1990-1991年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几乎宣告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死亡；2003年伊拉克战争，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覆灭；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界走向严重的碎片化。

正是伴随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日趋下降；而阿拉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国家民族主义”的上升，使巴勒斯坦问题已经难以成为阿拉伯民族和阿拉伯国家的共同事业，不断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或关系正常化也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的表现。

（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不成熟使巴民族解放运动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具有混合性、混沌性和摇摆性的特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当时并不存在以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为目标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它主要依附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大叙利亚民族主义而存在。20世纪30年代至二战结束，才有了相对清晰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但在二战后（1945—1979），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很快又转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并深受埃及等国家的影响而缺乏自主性。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建交后，当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衰落和阿拉伯世界不断分裂之际，巴勒斯坦被阿拉伯国家所忽视甚至排挤，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处境艰难。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巴民族主义上层精英的家族矛盾严重削弱了巴民族团结。巴民族主义组织主要掌握在家族手中，严重削弱了其领导能力和民众基础。

第二，巴民族主义的民众基础薄弱。由于权贵阶层掌握巴民族主义的主导权，其影响力主要限于城市地区，从而使其缺乏社会下层尤其是农村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导致巴民族主义无法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抗衡。巴民族主义组织缺乏社会底层认同的历史局限性，恰恰埋下了日后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崛起，并向巴民族权力机构发起挑战的历史伏笔，哈马斯的社会基础恰恰在于巴民族主义组织未能掌握的底层民众。

第三，巴民族主义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巴民族主义一直未能彻底摆脱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制约，一直寄望于通过泛阿拉伯团结或“大叙利亚统一”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战后，20世纪50～60年代巴民族主义再度从战前尚未成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转向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历经多次失败和挫折后才在阿拉法特领导下成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并重新转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但依然无法摆脱地区大国的控制。

（五）泛伊斯兰主义能够向巴勒斯坦提供一定支持，但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泛伊斯兰主义产生于近代，其核心主张是所有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穆斯林共同体”——乌玛，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拥戴一位共同的哈里发，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国家。二战后的伊斯兰主义已经不同于历史上以重建哈里发制度为目标的泛伊斯兰主义，而主要体现为加强伊斯兰国家间团结、互助与合作的“新泛伊斯兰主义”，其典型组织形式是伊斯兰合作组织。

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历次首脑会议上，耶路撒冷地位、被占领土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等都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核心议题。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发表的公报多次呼吁伊斯兰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制止以色列扩建定居点和在耶路撒冷修建隔离墙。

但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作用更多体现在舆论和道义支持、经济援助等方面，很难对巴勒斯坦问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存在着口号多、形式多和办法少、行动少的特点。其原因包括：

首先，伊斯兰合作组织作为当代泛伊斯兰主义的代表，其成员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尤其是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严重，都很难使其成为统一的政治组织；其组织机构松散、效率低下、缺乏足够约束力、财政困难等因素，也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

其次，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国家之间矛盾重重，限制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影响。沙特、埃及、伊朗、土耳其等国家虽都不同程度地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但由于国家自身特性和目标不同，又呈现出各取所需的不同特点；它们之间的复杂矛盾也严重削弱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当然，以色列右翼势力的强硬政策、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激进立场和政策，同样是导致巴勒斯坦问题陷入困境的重要根源，但由于媒体对这些问题多有介绍和评述，加之篇幅所限，本文不再对其进行赘述。

当前，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战火已停息，巴以双方也许能够保持一段时间的冷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在未来，只有直接或间接卷入冲突的各方尤其是巴以双方，真正诉诸文明与文化的自省与反思，真正摒弃孕育冲突和暴力的偏见，实现精神的解放与真正的和解，巴以冲突的悲剧才会落幕。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