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红赝品何其多——胡适原藏甲戌本《石头记》“附条”探源

编按：2021年是新红学诞生百年纪念。1921年3月27日，29岁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坐在京城钟鼓寺胡同14号院的写字台边，草成了近2万字的《红楼梦考证》初稿，4月17日誊清后即寄上海亚东图书馆发排。当年5月，这篇后来被誉为新红学奠基之作的急就章《红楼梦考证》，附丽于中国第一个新式标点本《红楼梦》之卷首出版，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百年之后的红学又该如何发展？它还能再绝处逢生吗？令人深思。陈传坤新著《红楼梦版本论稿》一书面世，兹转书中一篇涉红史料辨伪之作，以飨读者。

1927年8月，胡适在上海从胡星垣手中重金购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抄本，即《石头记》甲戌本，“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1] 1948年12月，胡适飞赴海外时携此本而去，后来将甲戌本原件寄存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2005年初，上海博物馆以83万美元的价格从胡适之哲嗣手中购回，现藏于该馆善本库房。[2]

2013年12月，上博工作人员陶喻之查验发现，《石头记》甲戌本原件第一回第十五叶上端有“粘贴纸条痕迹”，且残存“予艹”一个半字，证实胡适原藏《石头记》甲戌本曾被粘贴一纸“附条”批语，但“予艹”以下文字久已失落。

2015年12月，红友项旋赴美调阅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石头记》甲戌本缩微胶卷，发现该缩微本第一回确有上述纸条失传前的完整形态，“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二十八字批语赫然在望，佐证天津王超藏《石头记》庚寅本及周汝昌昆仲甲戌本之录副本上的“附条”并非空穴来风。[3]

本文所谈，即关于甲戌本这一“锁麟囊”中一纸“附条”引发的学术公案。可以说，《石头记》甲戌本缩微本的“附条”完整显现，说明迟至1950年4月12日（美国国会图书馆接受摄制申请之时间）“附条”一纸尚未脱落，而其上限则有待进一步探讨。况且，项旋仅比对几个字即匆忙认定“附条”系出于甲戌本早期藏家刘铨福之手，仍有商榷之处。

职是之故，《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原件上“附条”，究系何人、何时所作，胡适为何后来毁弃，其间究竟发生什么变故等诸如此类问题亟待深入研究。鉴于笔者曾在《石头记》庚寅本现身之初即参与质疑，认为此本“实乃当代赝品”，后因不愿变相炒热赝品而不作争论。[4] 但是，随着甲戌本美国缩微本等新证据的逐渐浮现，笔者不吝费辞继续辨伪。

一、庚寅本真伪之争引发意外公案

2012年5月，天津青年藏家王超在坊间购得一部残存十三馀回的庚寅本《石头记》抄本，嗣后在孔夫子旧书网注册网名“锦辉hj”，将该本复印件以每部680元拍卖，立即引来红学专家出手，围观者甚众。

图一：2012年孔夫子旧书网上庚寅本拍卖图，装订孔外有“乾隆庚寅秋日”字样。

不过，个别网友注意到，王超自称2012年5月购得原本，但其展示的几帧原件照片显示拍照时间却为2010年1月1日，前后矛盾。还有网友表示，过了2010年2月4日（立春日），就是2010年的庚寅年，那么庚寅本《石头记》上所标“庚寅”是否暗示2010年2月后抄成？王超对此辩称：“2010字样是相机设置问题。”

另有拍得复印件者还发现，“（庚寅本）这个‘抄本’一直在不断修改完善中”，存在拍卖几次后再加贴条的穿越问题；尤其是庚寅本第三回目录的“（荣国）府收养林黛玉”之“荣国”二字，拍卖过程中几次所拍的照片有差异。2014年《石头记》庚寅本终于得到影印出版，红学家赵建忠于2016年6月4日转发王超的个人意见，对此回应称：“主要是回目贴条开始有，后来不慎丢了。（王超有丢前照片），影印时责编根据照片补上了字，且涂成统一颜色。……造成丢前原件与影印时不一致情况。”[5]

图二：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寅本）》影印本上，总目第三回“荣国府”作添改字样。

那么，这个贴条是何时丢失的呢？网友发现，庚寅本总目第三回的回目上“荣国”二字，在2012年5月12日到6月15日的几次拍卖中，均是空缺的，可是在6月15日至18日的第四次拍卖时，照片却突然显示出“荣国”二字，影印本上亦如此显示。网友因此质问：难道5月丢失的贴条在6月又复得，失而复得的东西应该倍加注意，怎么后来又不慎丢失？以致在2014年10月影印时仍不得不做技术处理？迄今为止，王超没有任何回应。

这是后话，暂不去理它。反正庚寅本出现后，红学界掀起悍然大波。已故红学家梁归智率先在报刊上发文，论称：“这是一个清代抄本，其祖本为乾隆庚寅年（1770年）抄本。”[6] 之后，广大红迷及数位红学家介入讨论，争论得沸沸扬扬。[7]

2012年10月，梁归智在其新浪博客上发文称，庚寅本第一回的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也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二十八字，在俞平伯编著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下称俞氏《辑评》）上查不到，在甲戌本的影印本上亦无着落，却同于周汝昌录副本的“附条”批语。[8]

拔出萝卜带出泥，庚寅本这一特殊眉批，让甲戌本“附条”问题凸显出来。2013年12月，上博馆员陶喻之入库首次验证甲戌本原件，发现“甲戌本上并没有这条批”。

消息一出，学界一片哗然。但在五天后复检，陶喻之却发现：“在甲戌本第一回第十五页另一面上部发现有粘贴纸条痕迹，残留‘予若’两字。”[9] 原来，“附条”确曾在甲戌本原件上存在过，只不过“予艹”以下的纸条失落了。

图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寅本）》影印本上第一回“予若……”眉批。

图四：上博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原件第1回第15叶“附条”残痕“予艹”字样。

关于《石头记》甲戌本的“附条”问题，争论双方一时陷入胶着状态。但最早争论的庚寅本真伪问题，却仍如火如荼地进行。沈治钧后来论称，“‘乾隆庚寅’字样乃现代人氏蓄意造假的作案标签”，并从版本异文举证24例，证明庚寅本“有意篡改脂批”，“种种迹象显示，该本伪造于2010年前后。”[10]

后来，梁归智、周文业先后认同庚寅本是据俞氏《辑评》初版整理而成，抄成于1954年之后，但是不认定庚寅本系赝品，宣称“不排除抄写者手中真有一部‘古本’，甚至就是‘庚寅本’或其录副本的可能性。”[11]

二、“附条”真伪之争升级

追溯起来，最早发现甲戌本“附条”问题的，当为红学家梅节先生。其在《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一文中率先提出，周汝昌为了查看陶洙手中的庚辰本，而把胡适原藏的甲戌本原件借给陶洙抄录，陶洙涉嫌在甲戌本原件上留下“作案痕迹”：

胡适的甲戌本曾落入陶洙的手中，有几个方面的证据。第一，陶洙自己的记载。……第三，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下“雪鸿之迹”。……己卯本第一回甄士隐欲为雨村写荐书，上竟有陶洙校改的蓝笔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这使人怀疑现存己、庚本脂批，是否有陶某借汁下面的私货。[12]

按，这条“予若……”二十八字眉批，虽为陶洙用蓝笔抄在己卯本上，可是不但在甲戌本的各种影印本上找不到踪迹，而且在现存其他各种脂本上均不存，让人怀疑陶洙涉嫌伪造脂批。梅先生还呼吁周家录副本早日公布，以便查清问题。但此后，周汝昌之女周伦苓一再拒绝公布任何有关周氏录副本的一字照片。

转机在一年后。2012年5月，网上开始流传天津发现一种“乾隆庚寅《石头记》”残抄本上，竟然亦见“予艹……”二十八字眉批，且与陶洙抄在己卯本上的眉批相比，仅有“亦”一字之差。即己卯本上蓝笔抄作“也不至於”，而庚寅本上朱笔抄作“亦不至於”。后来又爆出此批见于1954年版《辑评》第51页“[甲戌眉批]”条下，但在1963年修订版上却已删去。[13] 梁氏因此认为，这自然可以视作“庚寅本”从1954年版《辑评》中采择批语的一个“铁证”。[14]

要指出的是，周文业认为俞平伯对于甲戌本此条批语的删除，除依据陶洙补抄之己卯本，还参考了俞平伯1931年“节抄脂砚斋评”之自藏戚序本。[15]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譬如周文业举证称，1954年版《辑评》出现了陶洙未曾抄录的一条甲戌本眉批：

在1954年俞平伯整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庚寅本”中出现了陶洙己卯本没有的批语，即第3回中一条批语：

【正文】极恶读书。

【甲戌眉】这是一段反衬章法。黛玉猜度蠢物等句对着去，方不失作者本旨。

当时俞平伯手中没有甲戌本，为何俞平伯1954年整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时，会出现了陶洙己卯本没有的甲戌本批语？这只可能是由于俞平伯手中有自己过录的甲戌本前3回的批语。[16]

经复核，周文业举证有误。1954年版和1957版《辑评》均同于陶洙抄补的己卯本，上面并没有上述“这是一段反衬笔法……”眉批。只是在1963年修订版时，《辑评》才于“黛玉亦常听见母亲说过”条目下加上此批，参见《辑评》第54页。根据俞氏《辑评》“引言”声明，应是俞氏据甲戌本的影印本添补。此外，周文业因1954年版《辑评》前两回遗漏三条陶洙所抄甲戌批语而推理“肯定是很仔细地参考了1931年他自己的抄本”云云，纯属臆测，毫无逻辑。[17]

图五：左图为1963年版《辑评》，批语有“这是一段反衬笔法……”；右图为1954年版《辑评》，无此批。

对于周文业所谓俞平伯《辑录》曾参考其1931年“脂批节抄本”一说，并不成立，反驳证据如下：

其一，《辑评》“引言”称所据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本，就是“我现在有的是近人（指陶洙）将那本脂评过录在己卯本上的”，并没一字提及依据其二十年前“节抄脂砚斋评”的戚序本。

其二，胡适确在1931年春夏间将甲戌本原件借给俞平伯看阅，且俞平伯遵命作了三百字跋语，但俞氏对于甲戌本的评价甚低。所以俞平伯只是“节抄”，且就抄在戚序本上，并未“宝之”。

其三，陶洙在抄录甲戌本时并未“依样画葫芦”，过录时喜爱理校或臆改。譬如，陶洙抄写时尤爱将底本上的俗体字转化为繁体字。常见的繁化字如甲戌本“于”抄作“扵”“於”、“义”抄作“義”、“冺㓕”抄作“泯滅”，等等。

此外，陶洙补抄时参照胡适相关论文进行改字，如甲戌本上残缺的“血泪盈□”，陶洙补成“血泪盈[腮]”，又如，“極至”改作“及至”、“適问”改作“適闻”、“助你助”改成“助你[一]助”。[18] 诸如此类，《辑评》悉数沿袭陶洙蓝笔抄写法，可证俞平伯《辑评》的批语底本，就是陶洙补抄后的己卯本。

当然，俞氏也有自校。如，甲戌本、己卯本的“笔伏”，《辑评》改作“笔仗”；甲戌本、己卯本的“詞幻見山”，《辑评》改作“開門見山”。此外，初版《辑评》也有过录讹误，如1954年版《辑评》的“三个假”，1963年修订版改作“三千假”；1954年版《辑评》的“其中因有”，1963年修订版改作“其中自有”，均依台湾甲戌本的影印本回改。

要之，俞氏整理甲戌本批语时，主要源自陶洙之补抄己卯本，所以并没有参考所谓自藏“节抄脂砚斋评”的戚序本之迹象。明乎此，则俞平伯在初版《辑评》误收，后又删去“予艹”二十八字批语，并不能证明其在1931年就见过此批。

那么此批到底源于何处，陶洙是否存在补抄时“借汁下面”？因为陶洙补抄所据本子来自周汝昌之手，所以周氏录副本是否有此批，就是一个关键的参考系。

2013年1月31日，梁归智在个人新浪微博“冷泉子”上转发周伦玲的话说，据周伦玲所传录副本此处照片，“予若……”这条批语在周氏录副本上的“真实存在形态”为（无标点，繁体字从右往左竖写）：

（附条）

予若能遇士翁这様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义也

此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19]

可以说，甲戌本的“附条”问题浮出水面，为陶洙补抄来源澄清了是非。但是，上博现藏甲戌本原件是否有此“附条”？又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2013年12月17日，陶喻之在上博藏甲戌本原件第一回第十五页背面发现一纸粘贴痕迹，并残留“予艹（若）”字样，但是脱落或撕下的纸条却渺不可寻。[20]

至此，胡适原藏《石头记》甲戌本的“附条”问题，变得愈加扑朔迷离，“附条”真伪之争再次升级。

2015年12月，人大博士生项旋赴美访学，期间调阅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甲戌本缩微本，惊喜地发现“附条”赫然在目。[21]

不久，项旋撰文公布照片并考论“附条”很可能是甲戌本原来的藏家刘铨福所制作，并通过各本繁简字异文判定庚寅本系抄自俞平伯《辑评》的当代赝品，不赘。

图六：美国国会图书馆1950年摄制缩微胶卷之“附条”字样。

三、“附条”系后人伪托

追究起来，《石头记》甲戌本上一纸“附条”的最早提及者，正是周汝昌本人。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第七章“新索隐·贾雨村”条下云：

第九，婢为满洲某大家者；书中甄即贾，曹固满洲大家，颇疑即书中之雨村、娇杏也。雪芹极恶雨村，脂批屡言其为“操、莽”，为“奸雄”，又借平儿口骂为“饿不死的野杂种”。盖雨村由贾府而跻身显贵，人品既本不端，故后来定是“負義”（甲戌脂本附条墨笔评语）。谅后来贾家败事，雨村不但不救，反投井而下石焉。[22]

在上述括弧里的案语中，周氏指出甲戌本上有“附条”，且是“墨笔批语”，这与录副本“附条”现存状态一致；且括弧前所加引号之“负义”一词，确见于此条批语之中，当属可信。从初版《红楼梦新证》对此煞有介事地“本事索隐”，可见周氏当时应认为它就是“脂批”，并过录在录副本上。[23]

但正因此，需要注意，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增订版和1998年华艺出版社修订版《红楼梦新证》，均全部删去第七章“新索隐”内容。而2012年中华书局增订版《红楼梦新证》，据说因尊重周氏意见而恢复初版中的“新索隐”内容，推后为全书第十章，也没删去“附条”批语。[24]

由此可见，周氏并没像俞平伯那样看到甲戌本影印本无此“附条”便直接删去。就是说，周氏对甲戌本“附条”记忆深刻，不再相信台湾影印本而删去此附条批语。但是，周氏在其录副本的“附条”文字之后自注“不必存”，却又与上述推断相矛盾。周伦玲介绍说，周氏录副本在“（附条）”二字及批语二十八字之后，还有周汝昌手笔“此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十字批注。

而据考订，周氏录副本上所加括弧之处，都应为周汝昌于1952任教西华大学时所作。[25] 此“（附条）”字样当循此例，因此周氏十字批注时间应在1952年秋季。但这已是录副本完工之后的第四个秋天了。那么记忆力和眼力都在衰退的周氏，凭什么判定“此后人笔墨”且“不必存”呢？

要知道，几年前周氏撰写《红楼梦新证》时，定性为“脂本附条评语”，并由此生发一段索隐。态度为何遽然转变？不免令人生疑：也许因为其知情。正如沈治钧推断的，“我们很难设想，当时还是一个大学生的红学新秀(1948年还是个燕京大学外语系本科生) 周汝昌能够看出来‘此后人批（笔墨）不必存’，而资深红学家俞平伯(1931年是已出版过《红楼梦辨》的清华大学国文系讲师) 竟看不出来。”[26] 由此推断，周氏批曰“此后人笔墨”必有所依据，或知根知底。

但吊诡的是周氏录副本上此处“（附条）”二字样和批语“予若……”二十八字皆系周祜昌抄写的，可是陶洙蓝笔补抄之己卯本上，却不见“（附条）”二字。由此可见，陶洙所见甲戌本仅有批语二十八字，而无“（附条）”二字。故此，陶洙所补抄之底本应为甲戌本原件，而非周氏录副本。就是说，陶洙所借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并非周氏的录副本，而是胡适藏甲戌本的原本。

或问，既然陶洙补抄的附条眉批来自甲戌本原本，而原本“附条”迟至1950年拍摄缩微胶卷时尚存，那么陶洙为何不效仿，亦加“附条”之类贴条？要之，陶洙从董康手接收己卯本后重新进行了装裱，也曾以双色笔补抄脂批，并在题记中明确说，在无处可抄时才加以另纸。[27] 而不论甲戌本还是己卯本，此处天头尚空，足以抄下这二十八字眉批，无需另加一纸补抄。

退一步说，如“附条”上二十八字果为晚清藏家刘铨福所制，何须另纸抄写？试看刘铨福在甲戌本上四则题跋，均在原本上直书不讳，并不用另纸附益。所以，项旋认为甲戌本附条“为刘铨福所书的可能性较大”[28]，恐非事实。而且，仅从项文所举五个例字来看，唯有“能”、“翁”两字类似，其馀“此”、“也”、“不”三字迥然有别。尤其从运笔、笔锋和末笔笔势来看，相互差别太甚。

按说，鉴定笔迹或印章真伪问题是很专业的学问，一般文史学者较难掌握，也易致误。譬如，项旋曾著文认为，台湾东海大学所藏乾隆五十七年凝晖阁藏板《易研·卷三·上经》第二十七叶天头有“万茂魁记”圆形印记、“本厂扇料”方形朱印，同于中国书店藏程甲本《红楼梦》第九十九回第五叶天头之“万茂魁记”、“本厂扇料”印记，由此认定两者用纸来源一地，即程甲本刷印用纸如《易研》一样，“（产地）极有可能在江西、安徽一带。”[29]

图七：左图中国书店藏程甲本钤印“万茂魁记”；右图《易研》钤印“芳茂魁记”。

但仔细分别，《易研》印文作“芳茂魁记”，而非程甲本印文“万茂魁记”。一字之差，殊不相类。

退一步而言，与其说甲戌本原件“附条”笔迹与刘铨福“非常相近”，倒不如说更类于俞平伯手迹。仅以甲戌本书后俞氏1931年6月19日“阅后记”题跋手稿来看，“若”、“辶”、“的”、“又（友）”、“亦”、“于”、“此”、“矣”、“至”、“似（以）”、“之”、“也”等十馀字，两者在运笔笔势和字形结构上较近似，特别是“若”、“于”、“亦”、“矣”等字较像。即便如此，笔者亦不认为甲戌本上的“附条”为俞平伯手书，盖因俞氏人品、学品纯正，不可能先在1931年制作贴条，再在1954版《辑评》收录，而后又在1963年删去。因此有一种猜测，就是“附条”制作者或在刻意模仿俞氏手笔。

图八：图左列为俞氏手稿与附条字迹比对；图右列为周氏手稿与附条字迹比对。

而与周祜昌字迹相比，“附条”上的字体，如“予（預）”、“若”、“至（到）”、“遇（過）”、“又（友）”、“矣”、“如”、“之”、“也”等，亦尤其类似，特别是“予（預）”、“若”、“也”字几乎同一手笔。[30]

此外，甲戌本书后刘铨福题跋用语古雅，而“附条”二十八字措辞半白半文，亦可见非出于刘铨福手笔，也不大可能是更早藏家所为，因为越早越可能是用文言题跋。正如梁归智最初判断的，“‘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之表述，更像清代通俗小说中人物的话语，有清末民初的白话风格。”[31]

况且，“附条”上有“这样的朋友”大白话，便令人遐想鲁迅在1933年对于“我的朋友胡适之”的调侃。[32] 由此可见，“附条”的用语大有刻意迎合胡适倡导白话文的主张，可能是在向胡适“表忠心”。因此，甲戌本“附条”文字不经意间流露出白话文运动的流风余韵，必然是俗语“我的朋友”流行之际，即1933年左右制作的。而胡适在1927年高价购藏甲戌本之后，先后有俞平伯、浦江清、罗尔纲[33]、周氏昆仲、王际真等过手，也不能排除陶洙（心如）、陈梦家也可能借阅。[34] 似乎每一过手人都有嫌疑。

不妨进一步推测。在1948年7月22日，周汝昌写下《跋胡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于三日后寄送胡适，“请求指正，并设法介绍他报刊登。”对此，胡适并未应承，还浇了一盆冷水，在周氏来信手稿中“白话文”一整页“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并在次月7日的回信中批道：“你的古文工夫太浅，切不可写文言文。你应当努力写白话文，力求净洁。”[35]

经查，胡适在周氏手稿打叉之处原有周氏写的“雪芹作书于乾隆初年，只是自抒怀抱，应无预计务入后世《白话文学史》之心，其行文本多文白相杂……”等语。此话对胡适大著《白话文学史》极尽讽刺，师徒交谊从此不谐，遂成为一段红学史上的学术公案。

而在1948年9月19日的回函中，周氏亦称，“我的文章写不到好处，是实在的，但自幼写文言确比白话来得习惯些”云云。可见周氏自幼擅长文言，但“古文工夫太浅”，后来偏爱的是“行文多文白相杂”。此与“附条”措辞文白相间，既有文言“予若”又有白话“这样的朋友”等表述，可谓一脉相承。[36]

论述至此，“附条”制作者似乎已呼之欲出，但囿于现有资料，仍不足以遽断制作者是否必为周家，亟待周家后人及时公布录副本此处“附条”文字照片，以便证实或证伪。[37]

四、“附条”因何失落

迟至1950年3月，胡适原藏《石头记》甲戌本原本上尚存“附条”，那么“附条”后来又因何而失落了呢？对此问题，正反双方各执一端，聚讼纷纭。

沈治钧认为，甲戌本原件上的“附条”文字应为当代人伪造。他分析说，俞平伯终其一生也没有亲眼看到过甲戌本的附条，其在 1954版《辑评》中误录了陶洙补抄的这条批语，而在1963年修订时，又依据台湾影印本给予删去，“这证明该附条产生于1931 年6 月之后，即1948 年夏季及此后的秋冬之际。”[38] 细思恐极，这或许是说甲戌本“附条”系周氏昆仲伪托。

而梁归智、周文业、项旋却认为，“附条”很早就出现在甲戌本上，可能是较早藏书者粘贴。周文业曾发网文论述，“甲戌本上贴附条者就是撕去一角上盖图章者”，认为“附条”是甲戌本最早的藏家贴上去的，就是凡例首叶首行被撕掉的印章所有者云云。

其实，欲追究甲戌本“附条”因何失落，还与揭开“附条”制作者身份密不可分。这可从胡适的态度上看出来。既然周氏可以在录副工作几年之后批注“此后人笔墨不必存”，那么胡适想必也能看出“附条”问题而有所反应。实际上，胡适在推出台湾《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影印版之际，出于某种顾虑，已对影印版做了一定限度的芟荑和修补工作。

不妨将台湾甲戌本影印本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本对勘，便可大致推知胡适在处理“附骥现象”的纠结心理。[39] 因笔者尚未目验甲戌本缩微胶卷的全部细节，暂以已核实的几个关键之处举例分析。[40]

首先，1961年台湾在影印甲戌本时，已据他本对于残缺叶给予增补，而美国缩微本一如原样残缺。据胡适介绍，甲戌本到手时第四回末叶就是第一本的封底，胡适入藏时就已磨损半叶，第四回文末缺失。查美国缩微本，此叶依然保留残缺状，可证至少在1950年拍摄缩微本时，胡适未作补阙工作。

但在1961年的台湾影印本上，此处已有95字补抄：“事，自有他掌管……因此遂将移居之念渐渐打消了。”补抄之后低两格，还有补抄者写下的三行墨笔文字：“此葉下半葉[事]字起原残缺，胡適依庚辰本脂硯斎重評本補钞九十四字，又依通行校本補一[闹]字。”

查己卯本，此处并不残缺，但是胡适一直没机会亲眼见到。而己卯本首次出版影印本，也是在胡适1962年2月去世以后。

至于庚辰本，胡适曾在1930年代见过，当时恐未及补抄，及至庚辰本影印出版已迟至1955年。其时胡适尚在世，不过直到1959年才获赠一部庚辰本影印本。[41]

因此，1961年台湾影印甲戌本时，第四回末的半叶，是据庚辰本的影印本补抄的。但诡异的是，此处明说“胡适”补抄云云，但落款却无胡适之印章。这与胡适在甲戌本上补添文字必加印章的一贯风格迥异。

图九：周叔厚致函胡适论及台湾甲戌本影印的代笔问题。

经查，台湾初版的甲戌本影印本此处补抄应非胡适亲为，当为某人代笔。据胡适档案馆藏周叔厚致胡适函云：“……又第六十二页背面，补抄九十五字，惜非先生亲笔，殊觉减色不少，亦未注明何人奉命代抄。他年考据家或将为此九十五字墨迹，大费考察了。”

对此，目前尚不知出自谁人手笔，亦不知当时胡适如何作答。但可以说，在处理影印本补抄文字上，胡适让人代笔而不作说明，似有鱼目混珠之嫌疑。而这种以假乱真的行为方式，与处理“附条”问题对看，却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台湾影印甲戌本并未尽依原貌，虽有“胡适”白纸黑字为供词，也未可轻信。[42]

其次，在题跋取舍的问题上，美国缩微本与台湾影印本相比，差异也甚大。刘铨福、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均先后在甲戌本原件上写下长短不一的题跋或批注。在摄制缩微胶卷和制作影印本时，各人题跋的去留问题，似乎曾困扰着胡适。

众所周知，1948年周汝昌“先暂后奏”过录副本之时，曾在甲戌本第四回末题写两行三十馀字“谨识”，并钤“顨父”阳文方章：“卅七年六月自适之先生借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周汝昌谨识（顨父），卅七、 十、 廿四。”[43]

现在看来，周氏在原本上写下这条“谨识”，无疑是想为自己的录副本留下一个“户籍证明”。回想当初师徒交往亲密之时，周汝昌曾将偷录甲戌本之事向胡适“先暂后奏”，当时胡适并无不悦表示，爽口答应给录副本写一个题记。

图十：1948年10月，周汝昌在胡适原藏甲戌本第四回末叶题跋。

但世事难料，战乱之际，周氏录完副本后将甲戌本原本“完璧归赵”之时却未得见胡适一面。[44] 尔后，胡适携带甲戌本和父亲遗稿飞赴海外，给周氏录副本写题跋之承诺就此落空。

1961年台湾影印甲戌本时，胡适将第一册末周氏“谨识”一页、全书后俞平伯“阅后记”一页、书末另纸三条胡适题跋等全部删去，却保留了全书后刘铨福跋语四则及胡适题记一条。[45]

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并无不当。因为胡适要把孤本甲戌本“真面目”揭开给世人看，要把他入藏以后的题跋等一概删去，正如他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中所称：“……我才决定影印五百部，使世间爱好《红楼梦》与研究《红楼梦》的人都可以欣赏这个最古写本的真面目。”[46] 其未刊稿《附：校勘小记》亦曰：“此本是一个很工整的钞本，……我的意思是要保存这个甲戌本的原样子。”[47] 可是很难想象，在1950年缩微本上，不但存有胡适之题跋一页，而且存有周汝昌“谨识” 一页，可是刘铨福四则跋语和俞平伯“阅后记” 一页却无踪影了。[48]

这是一个反常现象。如果周氏和俞氏题跋一起删去，可以说明胡适为了保存入手时的原貌而为；如果两者全部保留，也可说明胡适对于两位过手人一视同仁。甚至说，仅仅保留俞氏跋语，也符合情理，因为俞氏题跋毕竟还是“胡适先生命为跋语”，而周氏跋语却是“先斩后奏”。可是，实际上胡适却反其道而行之，保留了不该保留的，而删去了应该保留的。

那么胡适如此做法，究竟是何微妙心理？其实不难推求。俞氏虽是“命题作文”，但是在行文中对于甲戌本评价甚低，竟称“然此书价值亦有可商榷者”，甚至以怀疑口吻反问道：“岂亦脂斋手笔乎？”俞氏这一答卷，应大出胡适意料，与当初命其题跋的初衷可谓背道而驰。[49] 故此，在拍摄胶卷时特意删去。而反观周氏“谨识”，客观叙述，并无甚褒贬色彩，留下来传扬四海则可以赢得“提携后生”、“未尝自秘”之类美誉。[50]此亦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这一点，也许是那些推重胡适人品、学品的胡迷们所不愿看到的。

综上所述，胡适以上有悖事理人情之做法，如果联系上述甲戌本“附条”问题思考，似乎可以解释通了：胡适在看出一纸“附条”之后，应该明白制作者的身份和意图。因为制作者并没有在甲戌原本上涂鸦，而是另纸贴上，可去可留，而撕去后又无损原本面貌。如此示好之“附骥”博君一粲，“我的朋友胡适之”谅必不会太计较罢。

结果，这个“附条”悄无声息地从甲戌本上失落了，历史真相从此湮没难辨。此微妙心理，正如请人代笔补抄半叶而借用胡适之名一样，大概出于某种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正如沈治钧所言：“胡适把它给撕扯掉了，理固宜然。”[51]

（节选自陈传坤著《红楼梦版本论稿》，齐鲁书社2021年3月版，原标题为《胡适原藏甲戌本〈石头记〉“附条”铨辨——兼论庚寅本〈石头记〉真伪之争》。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1] 参见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221页。

[2] 关于上海博物馆购买胡适原藏《石头记》甲戌本原件的价格，据曾随冯其庸先生一同赴沪目验的任晓辉介绍，上博接谈后付款3万美元作为康奈尔大学的保管费，正式交易时再付款80万美元给胡家。另说，“胡家哲嗣以80万美元的低价将甲戌本转让给上海博物馆”，参见沈治钧：《真迹曾传可辨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缩微胶卷述要》，载于2018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链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8-12/24/nw.D110000gmrb_20181224_1-13.htm ；或参见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参见氏著《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第387页。

[3]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原载《红楼梦学刊》2016年第3辑，第1页。

[4] 陈传坤：《由庚寅本之真伪说开去》，参见《红楼》2014年第3期，第19—20页。

[5] 于鹏：《“庚寅本”第三回的贴条问题》，参见明清小说研究网（发布时间2016年6月7日）：http://www.mqxs.com/thread-11509-1-1.html

[6] 梁归智：《庚寅本：新发现的清代抄本〈石头记〉》，参见2012年9月24日的《文汇报》第00C版“文汇学人”。

[7] 从所谓的乾隆庚寅本《石头记》出现以来，先后有梁归智、沈治钧、乔福锦、周文业、赵建忠、任少东等卷入争议漩涡。辨伪方以沈治钧为代表，先后连续发文多篇。譬如，《真假红学卮谈》，参见《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真假红学续谈》，参见《红楼梦研究辑刊》第八8辑，2014年5月 ；《再谈甲戌本附条》，参见《红楼梦研究辑刊》第9辑，2014年11月；《真假红学三谈》，参见《红楼梦学刊》2015第4辑；《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辨伪》，参见《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辑；《甲戌本缩微胶卷校读记》，原载《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2辑，第58—96页；《真迹曾传可辨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缩微胶卷述要》，载于2018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第13版。证真方以梁归智、周文业、赵建忠等为代表，开始网络发文之后集结成书，参见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赵建忠：《新发现的〈石头记〉“庚寅”本》，原载《河北学刊》2014年第2期。

[8] 梁归智后来在新浪博客上特别声明，其最早查阅的俞氏《辑评》系1966年修订版，确实无此二十八字批语，但在1954年版《辑评》上确有此批。

[9] 参见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309页。

[10] 沈治钧：《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辨伪》，原载《曹雪芹研究》2016年第2辑。

[11] 参见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277页。

[12] 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参见氏著《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第395页。梅氏在该文注释第43条指出：“从批语墨迹的深浅看，末句‘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似是后来添上者。”

[13] 俞平伯编著《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先后修订四个版本，累计刷印八次。据《辑评》书前“内容提要”和版权页可知，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于1954年初版，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修订为“新1版”，并称“本书这次修订，多承住在昆明的葛真先生远道指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0年再次修订为“新1版”，1963年重新修订“新2版”，注明“原引甲戌本系根据过录，讹误甚多，兹查对影印本重新订补，承戈润之先生相助”。1961年5月，甲戌本《石头记》在台湾首次影印1500部，1962年上海翻印，此后国内多次刷印。由此可见，俞氏在1961年之后修订的《辑评》[甲戌眉批]文字，依据是俞氏1962年所见的甲戌影印本。

[14]梁归智：《关于王超藏本《石头记》的最新看法》，参见“冷泉子”新浪博客（发表时间2012年11月4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1a3sd.html

[15] 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170页。

[16] 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171页。

[17] 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336页。

[18] 参见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221—242页。

[19] 梁归智：《往来微信研红趣——甲戌本〈红楼梦〉“附条”问题研究的最新动态》，参见“冷泉子”新浪微博（发布时间2016年6月2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1dm0r.html

[20] 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研究（上）》，第309页。

[21]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第12页。

[22] 参见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第一版，第461页。

[23] 退一步说，如果此“附条”并非甲戌本原来所有，系周氏昆仲“附骥”，那么周氏却又在《红楼梦新证》中郑重推出，甚至认为它就是脂批，则其心殊不可测。当然，如“附条”系周氏故意夹带之私货，因而一再强调，亦可说通。因周氏曾有“曹雪芹佚诗案”、“爽秋楼歌句案”、“木兰花慢疑案”等累案重重，其学品值得存疑。

[24]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第18页。

[25] 吴佩林：《甲戌本〈石头记〉首页：胡适撕去了谁的印章》，原载《济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26卷，第4页。在周氏录副本“凡例”页正上方，今存周汝昌注记：“括弧表原本误字，下仿此。玉言识于成都，壬辰初秋。亦表别体，以存原本之真，又识。”对照录副本上的文字，确如周汝昌所注，如点睛(晴) 、簿籍(薄藉)。

[26] 沈治钧：《真假红学三谈》，原载《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4辑，第46页。

[27] 己卯本卷前有陶洙于己丑（1949)所写的“题记”，详细介绍其抄补批语情况：“凡庚本所有之评批注语，悉用砂笔依样过录。……（补抄甲戌本）所有异同处及眉评旁批夹注，皆用蓝笔校录。……与庚本同者，以○为别；遇有字数过多无隙可写者，则另纸照录，附装于前，以清眉目。”参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页。

[28]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第15—16页。

[29] 项旋《〈红楼梦〉程高本纸厂印记考辨》，《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6辑，第30页。

[30] 周祜昌手稿字体来源于《我与胡适先生》一书前彩图和书内插图，参见周汝昌著：《我与胡适先生》，漓江出版社2005第一版，第30、91页。

[31] 梁归智：《庚寅本《石头记》的发现与研究》，参见“冷泉子”新浪博客（发布时间2012年10月1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19bs1.htm

[32] 五四之后，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在文化教育界名声显赫。有些人提及他时便常称为“我的朋友胡适之”。鲁迅在《文摊秘诀十条》一文中第二条云：“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参见1933年3月20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孺牛”。鲁迅与胡适交恶后顺便调侃一下，虽无特别用心，但也透露当时学界“傍大款”之风。

[33] 关于罗尔纲1934年左右曾经手甲戌本《石头记》的记载，见于魏绍昌《亚东本<红楼梦>摭谈》一文脚注：“据汪原放说，胡适曾要罗尔纲（罗早年在北大求学时代，寄住在北平胡宅，做过胡适的秘书工作）手抄过一部《石头记》残稿本，……此抄本或者就是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未可知。姑志于此，待向罗尔纲先生请教。”参见魏绍昌著：《<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第34页。

[34] 参见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第392页。陈梦家、张伯驹曾从周氏之手借阅胡适甲戌本原本之说，为梅节首倡，然该文却未披露具体信源。笔者驰函千里请教，梅老于2016年6月2日告知：“这一信息是当年燕京大学同窗说的。”

[35] 参见苗怀明著：《风起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一版，第162页。

[36] 提请读者注意另一旁证，周氏致函胡适也用“这样的……这样的……”程式化语言，比如1948年10月23日周氏致函胡适，即有“我有了先生这样的师友，又有这样（的）知己弟兄”云云。周汝昌在信中向胡适介绍哥哥周祜昌的困顿经历，并向胡适极力举荐周祜昌的《抄后记》，其中苦心可与甲戌本的“附条”对看。

[37] 若周氏录副本“附条”与缩微本“附条”字迹相一致，则可判定必系周家人所为，因为同时过手甲戌本及周氏录副本者必属周家人。而细观周氏副本上已有三人手迹：周氏昆仲抄写并作题跋，而封面则为其父周景颐（号幼章）题签。据称周景颐笔致敷畅遒利，“书法的名气不小，……功底是欧楷，笔墨扎实之极，然后习行书，则认上了东坡。……他最晚期的字是学赵子昂的《织图诗》草书墨迹，只是喜其草法简古……。”参见周汝昌著：《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而且，老者似乎更契合缩微本“附条”字体圆熟的风格。另据周伦玲透露，周氏录副本上“附条”笔迹不像周氏昆仲平时写字的风格；而梁归智看到录副本“附条”照片后，亦表示其“尽量模仿原抄本”，但认为非“写”附条而是“抄”附条，存疑。

[38] 沈治钧《真假红学三谈》，第48页。

[39] 上博现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曾留下多人题跋，对此雪鸿之迹现象，不妨名之曰“后人附骥”。对于不同人在甲戌本上的题跋，胡适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做法，引人深思。关于胡适、周氏交往关系抉微之作，前有前辈梅节先生撰写《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一篇，为倒周扛鼎之作；近有红友吴佩林教授承其馀绪，又有拓展，可参见氏著《甲戌本〈石头记〉首页：胡适撕去了谁的印章》一文。吴文依据录副本首叶并无胡适之两方印章而推测，在周氏过录之前，甲戌本仅被撕去一角较早藏家的印章；及至周氏过录之时，周汝昌擅自在甲戌本的首叶右下钤上两方“顨父”章，并在第一本末的第四回后题跋数语。可以料想，胡适发现后，便会撕去甲戌本首叶带有周氏印章的“一块纸”，而在文中隐约交代撕去的是“最后收藏人的印章”。 据查，美国缩微本此叶状况同于影印本面貌，即有补字和“胡适之”章。因此，此处字纸如确为胡适撕去，则可能在1948年12月周氏还书时至1950年4月拍摄缩微本时间内所为。

[40] 本文有关美国哥大图书馆缩微胶卷之细节核实工作，由在美国访学的红友项旋博士代劳，特此致谢。

[41] 参见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68页。1959年11月11日胡适致函《与王梦欧书》云：“承先生送我一部《庚辰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分感谢。……前年（1957）我在林语堂先生家中看见这部影印本，就想托人买一部，但至今还没有买。”

[42] 胡适援引涉红资料曾不止一次移花接木，参见本书《〈红楼梦〉版本“二元论”诠考——以第五回“悲金悼玉”与第二十二回宝黛钗谜诗为中心》。再如，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描述的“戚本”，与现存的四种版本“戚本”相比，在夹评回目、总评回目抄手情况等三方面都有出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胡适所指‘戚本’绝对不是现存戚本。”参见王雨容：《胡适所指“戚本”究竟为何版本》，原载《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6辑，第44页。

[43] 此章“顨父”还出现在周氏甲戌录副本前题诗《君度录雪芹真书成，题卷首二律句》首行下、“雁黼”署名旁。“父”，同“甫”。“顨”，乃“巽”字篆书变体，据《周易·巽卦》：“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周氏似谓坎坷人生因遇见大人（胡适）。又，巽，从二巳、从共，本义（一起）辅助、（合共）翼辅之意，周氏似暗指昆仲联袂共襄录副本盛举，又与“雁黼”之“雁”字含义相契合。

[44] 参见周汝昌著：《我与胡适先生》，第120页。

[45] 参见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328页。宋广波认为，因为甲戌本胡适最前一条“题记”写在刘铨福同叶，所以没有删去。笔者认为，当时影印本确有局部删去技术，如胡适果真想删除殆尽，自然可以删去自己的全部痕迹，所以甲戌本撕去“附条”后仍残留“予若”二字，但已在影印本上彻底清理。胡适题记仍影印出来，或是胡适以示自己经手之痕也。

[46] 参见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416页。

[47] 参见宋广波编：《胡适批红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480页。

[48] 在美国缩微本上，青士、椿馀、刘铨福三人题跋及叶眉胡适的一条批注均无存，即缩微本上胡适之四条题跋删去一条，仅留存三条。此留存问题，值得思考。项旋认为，“扫描时漏掉的可能性大”，而周氏“谨识”完全可以不扫描，结果却扫描了，“说明（遗漏俞氏题跋）不是故意的”；沈治钧也持此说。笔者认为，将此问题推诿给制作工人鲁莽灭裂，较难服人。因为形格势禁，即便是工作人员疏漏了，胡适在收到缩微本后必然阅看并要求添补的。况且，胡适后来将自藏的一套赠予林语堂时怎可不说明缺失问题？对此，胡适日记毫无记载，而林语堂也没有提及。

[49] 周汝昌曾对俞平伯在甲戌本上的题跋表达极度不满。1948年9月19日，周氏致函胡适云：“先生平心而论，俞跋见地，比我如何？俞跋文字，比我如何？他的表面篇幅虽小，但也并非简练精采，若再论文字，不但先生的严刻批评下，交代不下去，就是拿到作文班上，教员也不能‘文不加点’。请先生恕我放肆，唐突先进。”

[50] 胡适身上的学术光环和人脉口碑，在学界人人称道。胡适自说缩微本一共三套，分别曾送王际真、林语堂和哥大图书馆各一套，但其实有误。据制作清单和沈治钧查考，美国国会图书馆总计拍摄五套，参见沈治钧：《真迹曾传可辨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缩微胶卷述要》，原载2018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第13版。

[51] 沈治钧：《真假红学三谈》，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