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中国国关专家真的难以超越出租司机大叔？

        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国关人的宿命对手是北京街头的出租司机们，时事新闻能不能比司机大叔们看得透彻、侃得比他们精彩专业，一直是国关人的心病。”

        仔细想想其实还有几分道理。金融有计量和精算，社会学有统计和调查，那么国际关系学呢？国际关系学似乎被看作是一门谁都能“掰扯两句”、“容易入门”的学科。

        但千万不要误会，它可不是一门只能用来“侃时事”的学科。

        那么国际关系是个怎样的学科呢？——当代著名国际关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曾在《战争的状态》一书中说过：“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年轻又古老的学科。”

        年轻？古老？有点矛盾。

        说它“古老”，是因为国际关系理论源远流长，这能追溯到2000多年前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历史学、政治学、哲学和国家学说。事实上，只要有两个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比如西方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古代的《战国策》等等。

        说它“年轻”，是因为国际关系是在一战后才逐渐形成的一门独立学科，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通常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

        一战带来的复杂国际形势是国际关系学诞生的好土壤，国家与国家之间要怎么斗？是要“斗而不破”，或者是“斗不怕破”？这些可都是学问。学者和政治家们盼着能找出一种能解释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并且驾驭斗争进程的理论，于是，西方国际关系学逐渐从政治学的母体中分离，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可是它毕竟至今只有几十年历史，相比它的“妈妈”政治学来说，还是太嫩了。

        对了，你又要问研究国际关系是不是“夜观天象，掐指一算”？错，咱们是有方法的！

        先来看一看，国际关系基本研究方法：证实与证伪、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个案与比较、结构与系统、历史与预测……

        举一个浅显易懂的“栗子”：司机大叔在侃“中美会不会打仗”时，他可能会提到这两个国家过去的恩恩怨怨，这就是历史方法；大叔会列举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者具有代表性的恩怨情仇，这就是举个案；大叔把一组事实摆出来了，再通过他认为的合理逻辑进行推理，推导出结论，这就是演绎和归纳。

        这么说来，那国际关系研究岂不是人人都能做？简单到令人迎风流泪？

        别任性了！谁学谁知道。

        事实上，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种类颇多，当然研究不同问题还得有不同的方法，所谓对症下药。

        再举一个高大上的“栗子”，在定性研究方法中，为了能更好地开发分析复杂决策的分析工具（含计算机软件）和平台，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刚刚发布了fm-QCA（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新软件。

        “fm-QCA软件能够同时处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均为多值的QCA数据，并包含了多值逻辑化简、Intermediate solution自动生成以及一致性、覆盖率计算等功能。弥补了目前多值QCA（mv-QCA）软件不能处理被解释变量为多值，且不能多值逻辑化简的不足，为国际学者提供了一个更好的QCA软件分析平台。”

        好像很复杂……简言之，就是用定量的方法来做定性研究。据说这已经是目前我们国内做国际关系定性研究中的前沿方法了……

        再比如说，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如何考察转型中的世界，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的演进？这主题很是宏大，一般主题越大，找到切入点会更困难些，那学者们是怎么来研究这个问题的？

        从近日一场主题是“转型中的世界：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的演进”的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呈现出这样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从行为主义出发，一种是从结构主义出发。

        行为主义，总和行为扯上点关系——考察当事国之间政策怎么互动的，这些互动行为怎么发生的，以及所带来的结果，这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被使用方法之一。

        在行为主义的分析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复杂情况，在于决策机制是分权机制，分权体制下的决策机制是复杂的，以美国为例，在每一个外交决定行为出来之前，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还有军方，还包括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不同层次都提供行为建议报告，这种有不同情报来源的决策所带来的结果相对更客观。

        另一种是简单情况，主要在集权制中，最极端的要属个人决策。比如一次大战为何会爆发？——因为德国、俄国决定要打仗？他们决定打仗的原因可能会很简单——这是威廉二世的决策，尼古拉二世的决策，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如今，行为主义的分析仍有意义，进行行为主义分析时不要过多从我们自己认为的合理性出发，而要看这个决策机制具体是怎么形成的。很多外交行为未必一定是按照我们认为合理的途径进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欧洲学会前会长余伟民说。

        另一种研究思路是结构主义。

        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开盛以百年演进的视角对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进行梳理，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

        啥叫结构性分析？——主要从国际体系的层面来考察演进。

        “世界市场和资本跨国流动形成一种经济全球化结构，从欧洲起源的民族主义国家体系也是一种结构，这两种结构形成一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结构不断超越国家，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左右世界经济整体的发展，民族主义的潮流又在不断地强化国家，大国关系当中出现的很多冲突都是跟这两种结构不同步不对称有关。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国家权力的分配始终存在，这种不同步或者不对称，也许是我们预测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必要思想。”

        让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互相碰撞，这也许是该研讨会三个主办单位——上海世界史学会、欧洲学会和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举行跨学科研讨会的初衷。

        不论是行为主义、结构主义或是其他研究思路和方法，纵观国际格局，分析未来走向这件事本身就颇有一种处于“一切尽在掌握”的“上帝视角”之感。至于能不能预测得准确、产生睿智的洞见、把握局势的走向、甩开司机大叔几条大街去？这还得看每个国际关系学者的功力究竟有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