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绥: 我们的方案是，2030年男女都实现65岁退休

        演讲人：杨燕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主题：“朗润•格政”——退休政策研讨会

        时间：2014年12月24日

        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者按】

        “中国讨论‘渐进式’延迟退休，应该是引导工作者增加工作年限，改善老龄生活。应该是从延迟退休到延迟领取养老金，所以最近的方案是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方案。” 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朗润•格政”论坛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表示，中国退休政策存在倒挂现象，在养老金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适当采用渐进式方案，引导劳动者自行选择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杨燕绥教授发言内容的摘录：

中国退休政策存在倒挂现象

        关于渐进式延迟退休，我想澄清两个问题。其实延迟退休并不是由国家来决定的，一个人什么时候进劳动力市场，什么时候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是个人行为，不是由政府来规定的。所以国家要决定的是什么时候领全额养老金，用这样的政策引导人们怎么多工作，多积累，改善自己的老年生活。这不是什么时候退休的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可以领养老金的问题。你回顾一下我们国家的退休政策，我们所有的政策都是鼓励提前退休，你要是延迟你是吃亏的，我们所有的政策都是倒挂的。

        我们城市职工，女的不到50岁，48岁就退了，其实从42岁开始，超过30%的人已经退了。男的从50岁开始想各种办法退休，相当一部分人到60岁以前就退了。退了之后养老金涨得比工资快。夫妻俩的退休生活是永远不平衡的，可能女方比男方地位高，女方养老金涨到60岁了，男方才退休。

        回顾一下政策，并不是中国老百姓真的不愿意工作，是我们的政策在鼓励提前退休。这些政策都是历史形成的，中国政策的变革更新太慢，理论上叫政府失灵。在这个问题上失灵非常明显，我想应该呈现了两个问题。

        关于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2012年开始，劳动人口直接下降，之后一路下降。如果65岁算老人，劳动人口就开始下降。所以从现在开始平均每年减少700万劳动人口，同时增加65岁以上的老人。

        我们认为，计划生育等于“一孩家庭”，欧洲50年前就出现计划生育了，但计划生育不等于“一孩家庭”，我们的“一孩家庭”政策一直推行到现在。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婴儿潮老了谁养，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1963年是出生的高峰，2800万人口，到2013年这些人50岁了。这就出现了2013年有大量女性退休。像去年3月底，济南第一季度女性退休人数是前一年同期的151.9%。所以人社部的数据显示，社保交费的人和领取的人有变化了。如果今年不解决这个问题，又将有近5000万人退休，再接着几年，我们就不到两个人交费去养一个人了，赡养比变化了。所以养老保险有缺口，收支不平衡，支已经大于收。

        而我们现在的退休政策还是鼓励提前退休、政策碎片化。这一鼓励提前，其实40多岁退休的人，他们勉强满足交费15年，他们的养老金水平是非常低的。未来，国企的创新价值和民营企业的价值不足以消化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你想想，拿着最低养老金天天在街上跳舞的人群，他们的最低养老金面临着通货膨胀，等他们到了高龄失能的阶段，就是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体，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把他们作为未来的贫困群体。

深度老龄化阶段必须调结构

        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赡养负担增长非常快。他们到了深度老龄化的时候，他们的退休年龄基本上是在65岁上下。他们实际退休年龄和法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两回事。所以政府规定的就是依法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年龄。另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是靠国家的统计来实现的。还有很多国家，他实际退休年龄要比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晚得多。

        其实我们不是最先老龄化的，二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就老龄化了。老年人口占7%的时候，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因为那时候两代人的边界就出来了。如果占到14%的时候，就是深度老龄化。如果占到21%的时候，就是超级老龄化了。所以联合国把一个国家进老龄化的时间表分为三个阶段——进入、深度、超级。西方国家1970年代末期都是进入阶段，这个阶段你必须完善养老金制度，制度必须覆盖到每一个人，他们基本都是这样做的，尽管他们的制度不一样，但都是完善的。

        一旦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基本上是1970年代末期，这时候基本上是三个人养一个。这个阶段一个国家该干什么？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在这个阶段是调结构。因为三个人养一个人，这时候你还要年轻人多交费去提高养老金待遇，这是不可能的。养老金和市场的问题已经非常僵化了，所以这个时候只能调结构，就是公共产品加准公共产品，公共就是全覆盖的。所以西方国家他们的制度不一样，但到这个阶段都夯实政府责任的基础养老金。1980年代全球掀起了养老金改革，就是面临着全球老龄化，各国都得想这个问题。结果就是大家意识到了，靠增加交费提高待遇不可能，两代人赡养界限的边界已经非常严了，这时候只能调结构。所以开出了第二条通道，各种各样的个人储蓄，对个人免税，有很好的投资收益。所以现在走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他们都会告诉你，你每吃一个汉堡，都可能在为你的养老做贡献。所以到了深度老龄化的社会就是调结构，一个好的结构非常好。准公共产品保证的是效率和持续。地地道道的公共品要解决公共品的问题，社会就两个呼声，公平、持续。不同的产品解决不同的问题，只要一混淆这个结构就会出现政府不作为和政府失灵，就没办法分别来解决这两个问题。所以到了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调结构。

        到了超级老龄社会，一个人养一个，每个在职工作的人要拿50%以上的税，去赡养老人的养老、医疗。这时候时间表没有了，资源也到了一定程度了，只能剩下强化管理，所以要夯实基础养老金。

        所以我们的老龄化三个阶段，就是进入、深化、超级。进入阶段必须完善制度，深度阶段必须调结构，超级老龄化必须强化管理。我们2010年以前已经是进入阶段，中国现在要完善制度、调整结构，这是中国面对的现实。

中国应实行“渐进式”养老金改革方案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什么样的执行方案呢？首先这里要澄清的就是渐进式延迟退休并不是政府规定一个人什么时候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要认识以下问题：谁是老人？在美国，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2.7%，全国没有超过13%。我们憨厚一点，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减去15年就是认定老人的年龄，今年应该是61岁，但后边我们的平均寿命增长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现在六、七十岁的人群比例是非常大的。下一个问题。什么是退休？当一个国家工业化早期的时候，非正规就业是可以容忍的。你退出一个正规单位，拿一份养老金，自己家先实现小康社会，这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一个非正规就业占主流的国家，这是工业化早期。到了工业化中期老龄化问题出现了，这时候要求用工可以灵活，劳动关系必须规范，任何一个非正规用工，就是政府将来社保的负债。一个国家到了工业化时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规律，这是要求。劳工组织也在按照这样的要求讨论问题，颁布一些条例。推动各国政府要作为，所以什么叫政府作为、不作为，什么叫政府失灵，这些都有时间表，而且有客观标准的。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退休应该是退出劳动力市场颐养天年，不是退出单位。所以什么是老人，什么是退休，都要有准确的界定。进入劳动力市场，有16岁，也有28岁，博士都28岁了，肯定交费的时间比别人短，这是自愿的。什么时候退出政府能规定吗？不能，这也是个人行为。所以其实中国讨论“渐进式”延迟退休，应该是引导工作者增加工作年限，改善老龄生活。应该是从延迟退休到延迟领取养老金，所以最近的方案是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方案。

        什么是老龄社会的文化，这是我们讲延迟退休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不是养儿防老，也不是孩子常回家看看。站在任何一个年龄点都能算到你的退休资本，都能算出你退休后的消费。你在劳动年龄阶段挣的，你的人力资本怎么摊到你死亡之前，这就是平滑消费。接着还有一个财务生命周期，三个阶段怎么安排。其实1950年代初的三个诺贝尔奖都是关于老龄化的，大家可以找到这些理论。这些诺贝尔奖告诉大家，进入老龄社会的文化是终身独立，这样才有幸福和尊严，尽可能少的依赖孩子和政府。除非你没有能力、残疾、需要从这个社会得到温暖，但是一般来讲，老龄社会的文化是终生独立、自立的问题。

        所以要通过延迟退休引导人们多工作，多积累。我们改革方案设计的原则建议为“多缴多得、早减延增;企业减负、财政降压;个人选择、前后对接;解决老问题、规划新未来”。因为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这是一套系统工程。所以我们从2016年算到2030年，算了两套方案，一套比较激进。到2030年男女都实现65岁退休。2014年社会养老保险收支不平衡，一定要保持工资增长比养老金增长快，如果这两者倒过来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做比较激烈，所以社会反抗的声音一定很大。反抗不是说老百姓懒惰，是政府没做好准备。因为你要让大家多工作，养老金多积累，大龄人员能找到工作。

        渐进式方案是什么呢？从2016年开始我们仍然允许50岁领养老金，但是只能领到75%，2020年的时候可以跳一下，领到85%。到2020年的时候男性也上来，一路再走到2030年，都达到了100%，但那时候已经都是65岁，而且交费满35年。

        所以按照这样的方案算，也能实现2030年男女都领取全额养老金。同时，我们要严加防止政府现在乱承诺，我们历史遗留的问题太多了，政府必须要解决，要还旧账，不能再随便承诺了。

        其实要解决这些问题，配套措施比主要措施还重要。一个是教育，让公众知道人口结构。很多国家都把人口写进了小学课本，甚至新加坡一些国家服兵役，你有残疾的话你就照顾孤寡老人，也算你为国家履行义务。第二，我们要建立工资增长高于养老金增长的调整制度。第三，调整养老金结构，基数养老金确实保基本，降低企业和政府的负担。个人积累，改善生活，鼓励大家多工作，多积累，提高老年人口的购买能力。如果老年人口购买能力不足，我们的银发经济也不行。第四，挑战产业结构和相关政策，促进大龄人员增加就业和灵活就业。劳动力市场受需求、资本，还有产业结构，三大要素共同发展。所以你要是能增加大龄人员就业，而且增加他们的收入和消费，一定是能带动就业的。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演讲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