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志｜人口快速老龄化如何冲击经济增长

未来5至1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加速提升几乎已成定局。图为2021年5月12日，在安徽省阜阳市林带路公园内休闲的老人。  视觉中国 图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七普”）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0年，我国（大陆地区，下同）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2000-2010年相比，上述指标的增幅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处于加速状态。

此次人口普查揭示出的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加快变化的事实，迅速引起社会热议。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相较于西方发达社会曾经经历的慢速和中速老龄化，我国的人口快速老龄化将对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造成更为强劲的冲击。

即将进一步加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8.7%，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3.5%，明显高于国家统计局根据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得到2019年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8.1%，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2.6%的统计结论，说明之前基于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很可能低估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事实上，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已超过之前的预期。

此外，1962至1973年，我国经历了十余年的人口出生高峰。如图1所示，1962年出生人口较1961年增长了110%，达到2491万，此后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一直保持高位，直到1973年下降到与1962年大致相当的水平。

图1. 1949-2019历年出生人口（万人）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整理得到。

如果将60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定义为老年人，到2022年，我国第一批“婴儿潮”时期（1962年至1973年之间）出生的人口即将步入老年，由此推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发展。因此，即便现阶段我国老年抚养比（即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0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为18.5）仅略高于中高收入国家17.4的平均水平，与全球十大经济体的老年抚养比相比，也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可以预期的是，我国将在未来三十年内经历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这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

根据我们所在课题组的推算，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0.1%，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2.2%。

为明确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在世界上所处的水平，我们计算了1990-2015年，包含中国在内的122个中等收入或高等收入国家的老龄化速度，并按照平均老龄速度将122个国家进行三等的分组（按照老龄化速度由高到低，分别定义为快速、中速和慢速老龄化组）。随后，结合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的“固定生育率”预测方案，可以预测得到2020-2035年快速（不包含中国）、中速和慢速组的老龄化水平变化趋势。

如表1所示，以2020年为起点，在目前的中等和高等收入国家中，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并不特别高，介于中速组和快速组的均值之间。然而，在随后的时间里，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的老龄化进程明显加速：从2020至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提高11.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将增长9.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快速老龄化组（不包含中国）则分别增长6.5和6.1个百分点，除中国以外的121个中等收入以及高等收入国家则平均增长3.4和3.0个百分点。

表1. 不同类型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注：中国的数据根据郭志刚的“分年龄人口数据预测数据库”的“低方案”计算，其他国家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数据库”的“固定生育率”预测方案计算。

可见，世界范围的横向比较显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在未来十五年内的加速将成为具有典型特征和重大影响的现象。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影响，还需要特别关注这种具有风格化的快速老龄化进程是否会对经济增长形成冲击性的影响。

亟须重视人口快速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

综合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得到了广泛的证实，而其中已经受到阐明的机制是，老龄化将造成劳动力的减少，并抑制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长，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冲击。

事实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例如，美国和欧洲等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在1990年代相继进入老年，推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并对经济增长的绩效产生了影响；日本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急剧的下滑。

相较于美、日两国，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情形更加独特：一是在中等收入阶段业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属于“未富先老”；二是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需要说明的是，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显得尤为迫切，需要谨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造成过度的冲击。

相较于渐进的人口老龄化，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虽然也通过影响经济增长来源的诸因素发生作用，但快速的老龄化由于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额外的冲击：

其一，快速老龄化导致有效劳动供给迅速减少，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优势快速消失，一旦不能顺利实现结构转型，将引致经济增长速度较大幅度下滑；其二，快速老龄化使社会负担骤然增加，并引起宏观结构的失衡；第三，虽然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诱致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进步，但从新技术的出现到成为通用型技术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其间，有效劳动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如果不能被技术替代抵消，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

我们的上述涉及122个中等收入或高等收入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老龄化程度的增长率）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将世界上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的122个国家，划分为快速、中速和慢速老龄化组之后，可以发现中国已身处快速老龄化行列之中，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快速组的老龄化速度上升1个百分点，将造成经济增速下降约1.4个百分点。相应的，中速组和慢速组的老龄化速度上升1个百分点，将造成经济增速下降约1.3和0.5个百分点。

这一研究结论意味着，人口老龄化以缓慢的速度渐进发展时，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有限，而一旦达到中速乃至快速老龄化状态时，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冲击将愈加强劲，负面影响将呈现阶梯上升的状态。我们以跨国分析结果为依据估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20-2025年和2025-2030年，仅仅由于快速老龄化，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放缓1.07和0.87个百分点。（参见图2）

图2.  老龄化加速对经济增速的负向冲击（%）
注：基于《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一文（《经济研究》2021年第4期）的实证估计结果，根据郭志刚的“分年龄人口数据预测数据库”的“低方案”计算得到。

通过探寻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我们发现，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影响来自于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负向冲击，同时也显著抑制了有效劳动投入的增长。快速组的老龄化速度上升1个百分点，将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约2.0个百分点，造成有效劳动投入增速下降0.5个百分点。虽然人口快速老龄化有助于促进资本产出比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但正面效应不足以抵消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有效劳动投入增长的负面效应，因而导致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效应为负。

积极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战略设计

未来5至1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加速提升几乎已成定局，中央为此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旨在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形成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方式。

相较于发达国家渐进式和缓慢式的人口转变过程，我国的快速人口老龄化进程极大压缩了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对经济增长更具破坏性，并且难以通过自发的市场调节机制予以消除，因而必须在政策上进行干预和诱导，方能成功应对。

我们认为，可以根据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调动积极因素，把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降到最低。上述跨国经验研究显示，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最主要是通过降低有效劳动投入增长和减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两个途径予以实现，防范其负面影响也应该从这两个机制入手。

所有鼓励劳动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的政策，都将有助于增加有效劳动的投入。例如，由于退休和养老金领取的制度设计缺乏弹性，达到退休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急速下降。在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老龄化加速的情况下，启动延长退休年龄和弹性的养老金领取机制等相关改革就刻不容缓，也必然会对增加有效劳动投入起到积极作用。也可以针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的情况，通过打击就业歧视、补贴生育、加强托幼公共服务等措施，加大力度鼓励女性的劳动参与。众所周知，劳动参与的提升还受到其他一系列制度因素的影响，凡是可以促进劳动参与的改革，对于降低快速老龄化的冲击都是有意义的。

此外，推动技术进步，是抵消快速老龄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主要手段。一旦正常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的路径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而老龄化加速趋势又不可避免，就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以干预技术进步的速率，尤其是在新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以及与其他产业部门的融合等环节发力，可以促进新技术尽快成为通用技术，从而快速提升生产率。

（作者都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封永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原刊于《经济研究》2021年第2期，原题“人口快速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由作者结合“七普”数据进行大量简化和改写，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