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虎象出没”当娱乐，面对野生动物的心态需要再平衡

看到云南“亚洲象北征”的新闻，不由立刻联想到“东北虎南窜”的事儿。下意识的念头是：“这一天终于来了”。

2019年夏，云南香格里拉。亚洲象北上，意味着野生动物栖息地扩张，人们需要重新考量当中利害关系。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还是在1999年，我第一次去雅鲁藏布大峡谷。当时，我陪着时任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厅长阿布，对刚“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峡谷进行科考。

阿布藏北牧民出身，曾经是杀生无数的猎人，后来在担任那曲地区行署副专员的时候“放下屠刀”，转而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他担任林业厅长后，最重视的也是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区这块工作。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是他本人坚持的主意。据当地干部说，阿布是历史上徒步进入墨脱第二大的“崩布拉”（藏语“大官”之意）。

那次考察的一个后续影响是，下半年启动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工作。另外，还有个小的收获，则是“买牛饲虎”的项目。

墨脱一直有孟加拉虎踪迹，村民不时有损失上报。多是牛马被袭击，伤人倒还没有，怨言自也不少。当地政府财力有限，赔偿之类很难落实。而墨脱本地人一向崇尚打猎。虽然当时枪支已收缴过好几轮，但如果有老百姓报复性猎杀孟加拉虎，势必导致非常棘手的局面。

阿布听取汇报，一直琢磨解决的办法。回到拉萨，真还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林业厅立项，每年买几十头牛，放到老虎出没较多的地带。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老虎有“公粮”吃，就不一定要去抢老百姓的牛了。当然，如果有老百姓的牛被吃，核实无误，也可以用这些牛补偿。

这个当时我觉得异想天开的项目还真实施了一段时间。就我所知，民间反响还不错。

这件事给我最大的教益是，在近十年的野生动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规划工作经历中，一直努力把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当作必须考虑的因素，特别是当野生动物与人类发生冲突时。这些冲突程度不同，形式多样，从野驴与牛羊争牧场、棕熊袭击民居，到黑熊抓伤进山老百姓的脸。其中的冲突和利益诉求，都是具体和真实的。

在外界看来，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工作，天然有着纯粹、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光环。其实，背后有大量细碎、繁琐、困难、锱铢必较的利益协调工作要做。有些情况下，利益很难调和。当时的工作难办，后遗症也多。

在我看来，尽管具体新闻中，“亚洲象北征”和“东北虎南窜”都有一定偶然性，具体的科学解释也尚处比较开放的阶段，但在相隔不久的时间里，从中国几乎最北与最南两端，传来这两则有关野生动物的新闻，却有相当大的必然性，具有显然的指标意义。可以说，在中国，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相处方式与文化，可能以这两条新闻的发生为节点，需要进一步提升、检讨、更新。

2001年，即20年之前，我认为是中国野生生物与自然保护的上个重要节点。那一年前后，中国推进了数项重大生态环境工程，其中包括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尤其是2001年底启动的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更有标志性意义。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伴随着中国入世，中国自然生态保护第一次获得了这么大的资源投入，可以说，变化是战略性、逆转性的。

20年间，中国野生生物与自然保护工作一直获得推进。2020年，部分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又有了一个跨越式提升。

如何定量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在这二十年间，并没有一个有力、直观的统计数据。但在自然保护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无论具体案例中有多少偶然性，在宏观尺度上做出合乎逻辑、强有力的判断，并不困难。很显然，所有野生动物保护取得的成果，最直观的指标就是种群数量的恢复与发展。而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恢复发展后，就必然有扩大栖息地的需求，与人类活动的区域更为接近，出现冲突甚至严重结果的概率自然增加。

这两则新闻的另一共通之处是，主角都是顶级物种，都有很强的杀伤破坏能力。很多人不一定清楚，看起来憨态可掬的亚洲象，甚至比东北虎的危险性更大。这些顶级物种，通常并不太容易出现长距离且抵近人类活动区的迁移。当它们也“深入人穴”，说明其他小型动物的活动区域更早前就已扩大了很多。就我个人的判断，可以说，“南象北虎”这两则新闻，基本可视为大型野生动物活动区域已在“转守为攻”的信号。

这两个新闻都成为媒体与社交媒体的焦点，获得了公众大量关注，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娱乐化倾向。

我很担心，这些娱乐化倾向的信息传播，可能冲淡公众对相关物种现实危险性的认知与预期。再说一遍，东北虎和亚洲象都是非常危险的物种。尽管由于偶然、幸运或相关部门严格防范，目前为止，虎只是造成了轻微伤害，象更显得人畜无害，但假如我们能够确认，这两个看似异常的动物新闻，其实是一个尺度在二十年以上的大趋势的必然结果，那么，未来类似新闻的更多出现就是必然的，出现失控意外的概率会大幅提高。强调娱乐的一面，容易让公众对当地民众面临的危险与损失缺乏共情，在“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之下，导致各方认知撕裂的局面。

另一面，人们对大型野生动物活动范围的扩张，还有一些认识的隔膜。太多媒体都在强调它们行为的“反常”，似乎它们做了“很不理智的选择”。但人们几乎都忘记了，历史上，无论东北虎，还是亚洲象，它们的栖息活动范围比现在要大很多很多。它们不是意外失误离开了自己“应该呆的地盘”，更不应单纯认为是对人类生活区的侵入，严格来说，它们只是在无意识的甚至偶然的运动中，必然地向着它们历史上的故园领地行进罢了。毫无疑问，对它们来说，人类才是那个不留余地的侵入者。

这种想法当然不可以极端化与理想化。人类不可能轻易退出占有的领地。但长期来看，至少在一些地区，情况也在发生变化。这要“感谢”中国近几十年高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包括东北林区、矿区经济衰退后的人口转移。原有的偏远地区人口越来越少，实际上，降低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可能性。这有利于良性解决在人与动物之间未来必然变得“亲密”的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

假如承认趋势还将继续，那么，中国公众对野生动物的认知，对人类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分际，相处的文化与共同心理，甚至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可能都需要一次再平衡的调整。

人类与大自然和野生生物的关系，有着漫长的历史。近两百年间在全球发生的“紧张—纾缓—和谐”三部曲，只是很短的一幕。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恢复的进度，已好于大部分人的预期。这一局面得来不易，需要社会各界支持、呵护。相信有一天，那些生态文明落实得最好的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野生动物与人类总体相安无事的画面，也会出现在我们身边。

（作者宋金波系前野生动物保护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