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蓝欣： “打老虎”与“新常态”

        西方世界看不懂中国大力度的“打老虎”，似乎也不愿搞懂。非西式民主的国家只要一整顿吏治，就被认为是权力斗争，纸牌屋，宫廷戏。这种偏见根深蒂固。以周永康案为例。《时代》周刊称之为“政治清洗”，美国高官则公开批评中国“将反腐工具政治化”，暗指中国反腐类似于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

        何其荒谬！究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偏见，西方政要及舆论囿于其文化和历史的局限，无法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二是敌视，将“曲解”作为一种话语权策略。

        对于“敌视”，笔者无能为力，但对“偏见”，倒可做一解构。事实上，近来游走欧美，笔者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反腐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提问者多数早已抱定“政治清洗”的结论。而我的回答总是从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开始——何谓政治？

        在西方，政治概念基于权力架构空间的划分。西人谈论政治，喜欢使用具有空间意味的语汇，比如领域 （domain），范围(sphere)， 舞台(arena)，方面(field)，或者场景(scene)。甚至连政治倾向也用空间和方位来描述，所谓“左”、“中”、“右”。由此衍生的为政思想，则是机械的分权说。而政治则可解释为各派/块/片权力相互制衡和配合的过程。在这种传统下，并假定不实行西式民主的国家没有合法性（亦即不代表民意），则中国的“打老虎”只能是权力斗争的产物。

        但中国人的政治观不同。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政治观念认为，政治是一个道德问题：“政者，正也”。“正”或“不正”，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一个政权开始可以“正”，但能不能保持下去是需要一直追问的问题，不存在某种一劳永逸的权力构架安排。所以，中国社会对政权“合法性”的评判基于治国者的行为——治国者本身应该是道德典范，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治国者行为不端，就不再是“天命所归”，也就是俗语中所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逻辑。

        而腐败即“不正”。它败坏的不仅是市场的公平竞争，更是国家的政治肌体，是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同治中兴”的名臣冯桂芬曾说过：“谈者谓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乱，于乎尽之矣。”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国力中兴有目共睹，然而腐败丛生也是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权力寻租愈演愈烈，“老虎”（以及“苍蝇”）们的地下室里、海外账户上迅速敛聚起巨额的财富。而这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定性的国家里，道理上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以反腐为当政的第一要务，力图恢复德治传统，进而重塑社会民众的政治认同感。“老虎”“苍蝇”一起打，如是已经两年，其深意又岂是“权力斗争”可以概括的？

        可以说，“反腐”已纳入中共的政治“新常态”（new normal）。“新常态”这个词来自西方，指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经济状况。此后，它被用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指以往的反常状况现在已是寻常事。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使用这个词。笔者认为，就其政治含义而言，有两层：其一，“新常态”整顿中国吏治以及更深层面的游戏规则，将“反腐”设定为一场“持久战”，而非媒体惯常使用的“风暴”；其二，尽管经济及政治体制改革可能涉及最高层面的既得利益，但这两方面的改革仍将继续推行。

        问题是如何让“新常态”成为“常态”。“打老虎/苍蝇”无疑受到民众的欢迎，但这毕竟不是唱戏，只要情节够曲折，就会有票房。“反腐”的成败取决于领导层能否在民众中树立起这样的信心——即为官者，只要你贪腐了，就一定会被拿下。这就要求中共在根本上对治腐败，而不仅仅是把“反腐”当成一连串个案的简单相加。所幸新任领导层对此有清楚的认识，王歧山在着手反腐斗争的最初就谈过治本的问题，他承认当前反腐主要是治标，但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而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动的“法治”改革则可视为“治本”的开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法治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此外，就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唤醒“德治”的传统。亦即在政绩效率之外，强调官员的德行和道德自觉。当前，国内讲“文化自信”，多少有这方面的背景。前面说过，中国和西方在基本的政治观上大相径庭，中国“自信”了，是否就意味着不再容忍西方的那一套？这涉及中国在国际层面的运作，笔者就多说两句。

        有两个陷阱应尽量避免：一是意识形态战争。中西方观念不同，西方对中国政治诸多误解乃至歪曲，一般人的反应是“骂/歪曲回去”，殊不知这既不“自信”，也不“传统”，何况也不见得有什么效果——一来在西方，批评本国制度是件平常事（如最近的中情局酷刑报告），没有人认为民主制度是完美的；二来至少在许多西方国家，民主制度是符合其国情的，在维护国内秩序以及遏制官员滥用权力方面，是非常有效的。陷阱二则在于民粹主义，准确地说，是批着传统文化外衣的民粹主义。中国近代已经吃这方面的大亏，典型的是义和团，未来也不可不警惕。

        总之，对于西方有意或无意的“不懂”，中国不妨自我阐释，甚至也不妨尝试在国际政治中引入“德治”的原则， 但没有必要也不应以西式强权政治为手段，采取粗暴对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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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部分内容发表于2014年12月19日的South China Morning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