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淡淡的爱，漫漫的哀——悼念何兆武先生

2012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的观念译丛”第二次工作会议。前排左起于沛、王树人、刘家和、何兆武、刘桂生、韩震；后排左起陈甜、岳秀坤、董立河、彭刚、张越、李洪岩、陈新、章益国。

这周二（5月25日），我和史学理论专业的同学、同事们进行“史学理论周周谈”，主题大致是情感何以能作为学术认知的维度。正当大家在讨论哀伤时，收到了彭刚兄有关何兆武先生的健康情况通报：“昨天下午快四点，我飞奔到何先生家，救护车医生判断已在弥留之际，血压测不出，各项生命体征都越来越微弱。救护车等了一个多小时，其实都不愿也不敢有任何动作。救护车走时说随时到十几个小时都可能。但昨晚上九、十点钟开始，虽仍在沉睡中，血压体温又上来了。当下还是如此，真是奇迹。无论如何，基本上是健康状态下的长寿，最后阶段不受罪，很可欣慰了。”

经历过亲人垂危之际的人，多半都会猜到，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28日，当得知何先生安静地走了，或多或少，我的心里也有“欣慰”之情，正是因为彭刚兄描述的，他在最后阶段基本没受罪。

何兆武先生

哀伤的时刻，朋友圈朋友群里有关何先生的文章、回忆刷屏，不免自己也会静下来，想想与何先生交往的记忆片断。

清华大学西南十四楼，我还记得第一次去见何先生时，那个炎热的夏天，从西南门进去，一派老式大院的朴素。蝉鸣、烈日，约好的时间未到，我在楼下树荫里有些局促地等了一阵，一怕打搅了老人休息，二来想想和何先生谈点什么。很多后来去这儿拜见何先生的史学理论晚辈，想必都与我当时有着同样的心情——拜见师祖。我从来没有听过何先生的课程，可我们多少人，不都是通过阅读在心中拜师么。虽非宗教式的虔诚，却都有着满满的敬爱。

待我敲开门时，何先生眯眯的笑脸，顿时令我放松了下来。他那间小斗室，右边是单人床，左边一排书架，正面窗下一张小书桌，一把客人要坐的椅子已经摆好。

何先生总是以闲聊的方式开始，问问我自复旦毕业前的情形，问问我在北京的生活。启蒙思想和史学理论（历史哲学）是何先生关注的两个主要领域，作为史学理论的晚辈，还年轻的我更着急想请教何先生聊其中的学术问题。可是，何先生不急，天南海北，好象他感兴趣的就是那些时下的人间趣事，如学人逸事、政治笑话。有时他说得多，我一边听着，余光不时瞟一瞟他书架上的那些宝贝，许多听说过没有见到过的史学理论名著，有的是复印本，装订好的背脊上写着书名。何先生定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们这才开始聊上了我心目中的“正题”。

何先生取下一本杜森版的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给我，说道：“你有空把这本书增补的文章翻译下，我没有那么多精力了。”那时我对柯林武德的研究还不多，但知道这是20世纪最主要的历史哲学作品之一。最早的诺克斯版由何先生、张文杰先生合作译出，我们一代，就是靠这个译本步入史学理论的殿堂的。说起2000年以前的史学理论入门译著，《历史的观念》之外，罗素的《论历史》、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都出自何先生或与张文杰先生共同的手笔。当何先生交给我这个任务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一份信任与托付就这样在闲谈之中交到了我的手上。随后，他抽出一本蓝色卡纸作为封面的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英文版复印本给我，嘱付我这本书也需要读读。如今，史学理论专业的同学多半都知道，历史主义作为德国近代史学的正统，德国史学理论在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了解德国史学及其理论，是我们极需推进的方向。

《历史的观念》（增补版），[英]柯林武德著，扬·冯·德·杜森编，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我不通德文，做论文的文献主要是英文，译介与研究的历史叙事问题也多半是英美的学术成果。直到21世纪之交，我们对于德国史学的了解都有极大的缺陷。何先生译过18世纪末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译过20世纪中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他深知德国史学思想的重要性，从国内史学理论学科的角度而言，译介补缺，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一步。

我很幸运，1999年到北京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工作期间，哲学所的张文杰先生因为对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热爱，爱屋及乌，视我如子。我才到北京，他就将自己过去数十年收集的历史哲学文献悉数赠予我，将哲学所的梁志学老师、涂纪亮老师、贾泽林老师等等介绍给我，带着我去请教。何先生与张先生之间的学术合作更多，他们的交情也更深。在张先生看来，我们就是老少一伙的。于是，每年我们有一到两次，由张先生召集，何先生、彭刚和我，后来还有岳秀坤，大家约好在何先生家聊天，到清华园内园外的餐厅聚餐。正是这样一个小团伙的频繁接触，燃起了我们年青一代继续译介外国史学理论论著的热情。2004年，身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的岳秀坤接受了我们策划的“历史的观念译丛”，这套书由张文杰（1940-2011）、耶尔恩·吕森（1938-）主编，何先生领衔任学术委员，彭刚和我组织实施，岳秀坤责编，于2006年出版了第一本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之后，兰克、布克哈特、李凯尔特、扬·阿斯曼等许多德语史家的作品被纳入其中。迄今，这套书已经出版23卷，它就是我们这个小团伙交往的正经主题，而其中何先生参与翻译的有《历史哲学导论》、《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四种。

“历史的观念译丛”第二次工作会议上

“历史的观念译丛”之《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英]F. H. 布莱德雷著，何兆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想起来与何先生的那些交往，我脑海里形成的一个印象便是，要当何先生的学生也非寻常之辈可及。在我的记忆中，每次见到彭刚兄登何先生门，率先汇报的就是新近海内外学人、时局逸闻趣事，每每何先生听了哈哈大笑。我对这些故事没有敏感度，了解极有限，也无法为何先生提供观天下的信源。彭刚忙起来之后，恐怕这门家庭作业是交给了岳秀坤了。近10年，每次秀坤兄、彭刚兄去看望何先生之后，都会告诉我们何先生近况，此时，已在远方的我们几个朋友，就当是对何先生表达了无声的问候。

无疑，与何先生交往的时刻，也是我们晚辈幸福的时刻。什么都可以聊，什么都可以评论，他是好的听众，也是一语中的的评论者。记得他对《往事并非如烟》怎能不如烟的点评，对于《上学记》出版后某些文中师友后人异议的一笑了之，还有最近才得知的《上班记》出版背后的宽宏故事，与何先生的接触，令人感觉他并不是说地球还在转的伽利略，他就是那个地球，他不是将名字写在水面上的济慈，他就是那汪淡然的水。他在自己的思想里思考着世界。何先生自己更喜欢的表达，是那根会思想的苇草。“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的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触动了何先生，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像何先生那样，见到过那些想表现为天使的人，是如何表现为禽兽的。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我们多数人，还没有何先生的智慧，至少我是如此。

何兆武先生

何兆武先生

5月28日，在得知何先生仙逝后几分钟，我在朋友圈发出了这段话，作为瞬间情感的表达，一种漫漫的哀伤，面对我们身处的时代。“学术层面的史学理论研究终归是要走向相对主义，这把可以为善也可为恶的双面刃，唯有赖于史家凭其良心在生活世界里加以运用，才可稍获善果。何谓史家良心，何兆武先生的学术生涯便是示范。示范之外无定义。何先生研究广泛，但对于国内史学理论学科而言，他就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灵魂和良心。悼念何兆武先生（1921.9.13-2021.5.28），我们最敬爱的人。”

今年8月12日，也是张文杰先生逝世10周年，也谨以此短文遥念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