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一部通俗可信的中国史，听听历史学者怎么说

        【编者按】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细讲中国历史丛书”（全十二册），这是该社继《中国通史》、《中华文化通志》、“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断代史系列”和“中国专题史丛书”之后历时七年精心打造的又一面向大众的中国历史出版工程。丛书由李学勤、郭志坤先生主编。

丛书立体封     

        出版社介绍这套丛书时，总结说，这是新时期中国学者撰写的可信的通俗版中国历史，其突出特点有三：可信性、通俗性和新颖性。就此，李学勤说，“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学术水准，相反对作者的要求更高，绝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郭志坤则指出，这套丛书在每册图书结尾附有“大事记”、“帝王世袭表”、“历史地图”和“主要参考书目”，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卷本）

        对比讲谈社中国历史，本丛书的责编张钰翰说，两套书的关注点颇有不同。讲谈社原本是日本学者写给日本普通人看的，这就决定了它要满足日本民众的需要，要贴近日本读者的阅读体验与知识结构，因此在介绍中国历史之时，往往会与日本进行类比，而且几乎每卷都辟专章讨论该时代中日的交往或比较。而“细讲”的中国学者，无疑有自己的关怀所在。从主题来讲，整体上更为偏重政治史、制度史，看起来似乎“老套”，却仍有其道理：一方面，眼下的史学界已经出现了政治史、制度史回归的趋势，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对于社会的各方面都有直接、间接的塑造作用，始终是中国历史的核心问题——直到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自外于政治与制度。因此，强调政治史、制度史，能够更真切地认识到中国的历史进程。那么，这种关注体现着作者对于中国之历史与现实的基本认识，甚至或许可以说，这套书潜在地表达了一种现实关怀。    

        再者，讲谈社作者“大胆假设”，在书中提出了不少猜想，或者在一些结论上时有“惊人之语”。其中若干或有助于促进思考，但从历史学的实证角度而言，欠缺不少。而“细讲”丛书，整体而言，作者的态度比较认真，不“理论先行”，不“以论带史”，很少作主观的价值评判，而是力求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告诉读者历史究竟如何。其中一些叙述，看似不同于“主流”的看法或认识，但作者是从求真的角度出发，重新将事件、人物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之中，反映的其实是更贴近于真实的历史。作者希望做的，是希望告诉读者历史究竟是什么。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了解到，丛书作者以年轻学者为主、老中青结合。在撰写过程中，一些作者将近年来学界新的研究成果与个人思考融入其中。另外，相对于以往的中国通史著作，这套丛书突破了早期历史语焉不详的局限，对中国远古历史和中华文明源头进行了集中探究。丛书部分吸收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并将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单独分册，以五册、约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介绍先秦历史，使得早期中国历史分量十足。

        在此，澎湃新闻邀请丛书部分作者，请他们谈谈在这一本通俗历史书中，他们有什么“新见”来更新读者以往的“旧知”，作为正活跃在历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又有怎样的研究体会。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新书发布会于2014年12月29日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大楼举行，图为丛书主编之一郭志坤发言。

王进锋（《殷商史》作者）：参考最新学术成果，揭示多方面的商代

        在目前关于商代史的著作中，很多都是比较专精的学术的作品，普通读者读起来一定很吃力。而略微通俗的《夏商周史话》（黎虎著，北京出版社，1984年）出版至今已近30年，商代史领域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和进展没有囊括进去；同样以通俗为追求的《甲骨文史话》（张利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则仅关注甲骨文领域，别的问题较少涉及。因而很有必要重新写一本通俗一点同时又兼顾全面的《殷商史》。  

        《殷商史》是在参考了很多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这本书中，我利用古文字材料和考古材料，介绍了一些著名的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以及详细介绍了甲骨文的产生过程、著录书籍和一些著名的商代考古遗址。我希望读者看过这本书后，能对商代的社会生活了解得更加具体，能够关注到商代历史的多个方面，而不仅仅是停留于笼统或片面的认识。另外，对古文字感兴趣的读者也能从中找到一些学习门径。

牛肩胛骨

        至于本书的“新观点”、“新内容”，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商代的方国与小臣》、《商代的神灵关系》两章。这两章是我依据自身的研究来写作的。在“方国”部分，我描述了数个以前学者很少注意到的商代方国——俞国、列国、索国、邶国，对这些方国的相关情况也进行了论述。在“小臣”的部分，我认为小臣是商代的一个官僚培养机构，而且内服小臣和外服小臣之间有一定的流动。在“商代的神灵关系”部分，我从“帝臣”这样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商代的神灵关系进行了探讨。

黄爱梅（《西周史》作者）：在制度史研究方面提出新见

        近三十年来，有关西周的考古成果层出，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杨宽、许倬云两先生的两本《西周史》，加上近期李峰教授的研究（《西周的灭亡》和《西周的政体》），西周史的整体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本书即希望能够通过通俗平实的语言，向读者介绍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西周制度史方面的研究特别重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周的政治制度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但这些制度文化不是孤立发生和存在的，它们或者体现在西周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或者事关政府架构，或者反映出周王与贵族、诸侯与四方、城市和乡村等等复杂关系当中。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西周的遗产”，理解西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这本《西周史》比较大量地使用考古资料和西周金文材料，让读者能够比较真切地触摸到那个遥远的时代。在写作时，也比较注意把西周的制度放到西周的历史之中进行理解，同时也注意揭示这些制度在西周早中晚期的变化过程。

西周分封示意图 

        例如，为什么周人要实行分封？商朝就有让那些名义上臣服于商王的诸侯或地方族群进行自治管理的传统；但是要解决此时周人面临的统治问题，光靠旧有人群的名义服从远远不够。于是周人主动地大规模向东方原商人势力地域分封自己的王室宗亲和重要功臣，建立服属程度更强的邦国。所以周代的分封，是对商朝统治模式创造性的发展。又例如，贵族家族始终是西周统治的基础，周王更要依靠有才干的人员来进行管理。王官任贤还是更依据血缘出身？贵族家族的利益与周王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西周中晚期天子与贵族之间的君臣关系发生许多变化，王权已经呈现出衰微的景象了。       

        总之，传统史书中对于西周制度言之笼统或是语焉不详的一些内容，现在我们可以依据大量的金文资料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从而展现一代王朝的兴衰历程。在这点上，书中略有尝试，也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于凯（《战国史》作者）：战国史的特征：“战”、“乱”、“变”    

        战国时代，上承三代文明之余绪，后接秦汉帝国政治之开端，既是先秦时代旧秩序的终结，又孕育着秦汉以降“新时代”的萌芽，实为古代中国社会转型承上启下的关键枢纽。清人王夫之所谓“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卷1），一语道破玄机，成为后世人理解战国历史的指引。     

        我与战国史研究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我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黄中业教授，是战国变法研究的著名学者。在他的指导下，我以《战国农业政策》为题，完成了学位论文。由此，培养了我对战国历史的浓厚兴趣，引导我走上了战国历史专题研究的道路。此后经年学习所积累的心得，使我对战国历史的总体脉络，有了与别人不太一样的理解。

        总的来说，我写战国史，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的特别考量：

        首先，我战国历史书写，紧扣当时“战”、“乱”、“变”的总体特征展开，更便于读者提纲挈领地把握和理解战国时代的历史格局。所谓“战”，指的是战国兼并战争的日渐频繁与惨烈，战国250余年间，列国兼并绵延不绝，从“杀人盈城”到“杀人盈野”，惨烈程度极为空前。所谓“乱”，是指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与社会失序现象的日益突出，旧传统已破，新秩序未成，一切都在混沌之中。所谓“变”，是指战国时期涌现出的列国变法与社会变革潮流。三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联，既包含激发时代变革的巨大压力，也孕育着历史迈进的强大动力。

        我个人觉得，从战国时期“战”—“乱”—“变”的互动关系视角入手，以时间进程为纵轴，以社会变迁为横轴，用历史书写的“复调”笔法， “全景式”呈现战国历史演进的宏观进程和细节情貌，较之静态的叙史，更能展现战国时代的丰富内涵与复杂层次。

        其次，我写战国历史，注意从历史情势的现实变化出发，分析战国历史的总体脉络。在本书中，我以“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为起点，先揭示战国初期传统宗法国家解体的时代情势， 再以列国变法运动为基本观察点，集中讨论在当时“天下竞于气力，务在强兵并敌”的兼并形势下，各国的制度创新举措及其历史影响。以战国变法运动为代表制度创新的核心要点，一是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结构的生成，二是以个体小农家庭为核心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确立。

        我认为，由此所塑造的集权国家与个体小农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不但是理解战国历史变迁的总体枢机，也是透视战国秦汉社会转型的重要观察点。这也是我们理解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领域变迁，以及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的种种变化及其历史影响的基本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书叙史在章目安排上，与其他同类史著有重要区别。这种区别，体现了笔者对战国历史变迁动力机制及因果关系的深层思考和探索，或可有助于读者进一步加深对战国历史的总体把握与内涵理解。

        以上想法，算是我此次写战国史的主观设想。但毕竟个人学识有限，以上想法是否能真正达成，可能还要由读者诸君来评判。

马孟龙（《秦汉史》作者）：打破封建王朝周期性循环，强调王朝内在发展特殊性

        以往通行的几种《秦汉史》主要是以王朝的建立、繁荣、衰落、灭亡作为主线进行叙述。我感觉这种写法很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即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似乎是按照同样发展规律而进行的王朝周期循环。        

        所以我在写作这本书时，很留意强调秦汉王朝自身历史发展的“个性”。例如西汉建立之初，面临匈奴、诸侯王国和功臣军功集团三方面的威胁，西汉初年的几任皇帝一直在寻找应对上述危机的方法，直到武帝才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引领西汉王朝走向全面兴盛。但是高度集中的皇权，又给外戚干预政治创造了机会，所以西汉后期的朝廷政治基本是皇权与外戚势力之间的博弈。我感觉抓住这些历史发展的脉络，是我们深入理解秦汉历史的钥匙。

        另外，书中也融入了我个人对秦汉历史的理解。        

        像秦代非常著名的“焚书坑儒”，前人大多认为是秦始皇暴虐统治的体现，但我却尝试解释导致该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秦国能够在兼并战争中占得优势，主要依靠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这种专制体制在秦国统一天下后达到顶峰。而当政治专制达到一定规模后，必然要向思想领域渗透。“焚书坑儒”的出现，其实正是专制体制试图控制思想领域的结果，是一种思想专制。

        又如秦王朝的对外扩张，以往多与秦始皇“穷兵黩武”相联系。但我觉得这种英雄人物决定历史的说法过于简单。在这本书中，我强调在战国末年的兼并战争中，秦国存在着一个因军功而获益的庞大军事利益集团。一旦战争停止，军功利益集团便失去了晋升和垄断国家资源的途径。所以秦国在完成兼并战争后迅速走向对外扩张，正是军事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

        当然这些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讲得是否有道理，还需要读者和专家们评判。 

余蔚（《宋史》作者）：研究宋史，特别重视各种“关系” 

        我写这本书与一般通俗读物的区别，当然是对可信度有更高的追求。起初的设计，就是在研究著作、教材、通俗读物之间寻找平衡。研究著作的基本要求就是可信，言必有据，并且能够体现新成果新见解；教材须做到面面俱到，当然这不可能是不分轻重巨细无遗的面面俱到，而是提供所有能帮助读者抓住时代特点的视角；通俗读物，则要求有可读性，条析缕陈，不刻板，不说教。简言之，这应是一本尽量用平实的表述来传达“信史”的著作。三者同时达成，当然难度很大，但不妨碍我们在部分具体问题上尽力去做尝试。

岳王庙秦桧跪像    

        譬如，关于岳飞之死，作为一个几乎可称是“古老”的话题，关于此举的直接原因，经过无数的研究，已无漏落，现在的争论，多是由研究者立场相异而引发。本书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考虑了所有主流的看法，而后，从事件参与者的不同立场作综合分析，又将它与绍兴和议前后“收兵权”的事实相联系，考察引发事件的内外政治环境，“立体”地呈现事件的演绎过程。这其中，笔者并未预设立场，因为，我希望所谓“通俗”的历史读物，应该平实客观，不是简单地宣传某种精神或者鼓吹阴谋论。  

        谈不上有多大的新见，只能说，书中几乎每一部分，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我本人对相关制度或现象的理解，或会无意识地达到“更新”的目的。随便举个例子：对南宋后期的政治，尤其是理宗朝的政治，本书是比较强调的，在所占总篇幅的比例和分析的力度上，结合我近几年的一些研究，给出了一些新的理解，其中关于济王之变所导致的理宗的身份危机对理宗中后期的政局之影响，或许可视为典型。   

        书中融入了因我个人比较特别的治宋史的经历而产生的体会。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辽、金史，对政权之间在政治层面的互动有一些理解，因此，若仅就宋政权而言，我特别强调外部环境对于各种细节的影响，强调一个政权内部的制度与事件，应置于这个大时代的复杂环境之中。

        还有，应特别重视“关系”。宋是一个连续性特别强的朝代，宋初的很多制度，其创建过程历数十年之久，并且在数十、上百年之后，尚有明显的影响，因此对于某个描述对象，需要拉长关注的时段。同样地，要考虑事件与事件、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由于任何一个阐述的对象，都是一张严密的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触动它，也同时触动了周边的其它节点，孤立地看待一个节点，肯定会有问题。

冯贤亮（《清史》作者）：史料多元化，让下层民众发出声音

        清史离当代近，史料宏富，已有的各种通史著述成百上千，很难说能更新什么旧知。况且写作字数有要求，有限的篇幅要包容很多更新的内容，在通史叙述的框架下，不太现实。所以，不能说以往的浅近读物都没有而这本小册子有很多的新内容。      

        如果没有十五万字的限制，我大概可以在这方面作更多的尝试。我原来的设想，是希望更多地利用清代的小说戏曲、笑话故事、民歌竹枝词与地方史志等，对于广大下层民众的生活与生产，进行较为生动的描述。因为这些文献中的主人，可以是节妇、尼姑、强盗、江湖艺人、小商贩，也可以是乡村地主、民间土豪、乞丐、骗子、老农民，更可以是落魄书生、青楼才女、脚夫、帮闲、接生婆，等等。以这些人为主角的故事，更贴近民间的生活实态，也能在宏大政治的叙事下，呈现底层社会的脉动。本书中虽然都不可能这样叙写，但多少还有些影子。    

        通史的叙述中心，绝对离不开政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政治的影响又无时不在。但像人性的命题，在大历史、大政治背景下可以通过若干类人物，得到一定的展现，但也存在范围过狭的一面。比如讲到慈禧，当然不会简单地以今人的观感来写，而是找到曾在清宫陪侍慈禧两年之久的女官德龄的回忆录，在这个基础上，查考、补充了若干史料。再如宫廷的日常生活，我最后选用了溥仪的回忆。以往的通史，大概不大用这些材料。但这样的叙述，既很生动，有亲临之感，也能多侧面地反映出一些正史撰写中应该不会保留的生动画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