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智慧城市的真相：无处不在的监视？

        一名女子开车到城郊，径直上了火车，而她的电力汽车则自主驶向停车场充电；一名男子在街头突发心脏病，在救护车赶来前的关键几分钟，急救服务已先启动，用无人机送来除颤器；一个家庭维修机器人安放在公寓大楼楼顶，它能自动修复裂缝、渗漏以及清理沟槽里的树叶。

        这类乌托邦式的设想，把“智慧城市”的愿景说得天花乱坠。在过去十年里，这类设想通过技术巨头、工程公司、咨询机构得到最强有力地传播。已经确定的是，“智慧城市”的建设，以无处不在的无线宽带为基础，将传感器嵌入到所有城市结构中，自行车架、路灯柱、闭路电视、交通灯，以及那些讨厌的家电，像冰箱互联网、远程加热系统，都纳入到所谓“物联网”（现在全球市场对此估值达1.7万亿美元）。原本基于生化过程的生活，已让位于对数据生活的向往，甚至在伦敦大学学院，人们可以攻读“智慧城市”的硕士学位。

        智慧城市为谁建？

        当然，对此也有反乌托邦式的批评：智慧城市的愿景，对普通市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提问本身，已在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和后现代的漫步者之间引发了一场言论大战。即，城市应该是一个优化的监狱，还是一个思想文化的熔炉？

        市民又将在智慧城市中扮演什么角色？是被当成免费的数据员，自发地为用以牟利的私人数据库提供信息？还是被作为一个平行移动的像素，去工作、逛街、回家的路上，全被可视化3D显示出来？或者，市民将对难以管控的事态以及人权侵犯付诸正当诉求？“为什么智慧城市只是技术改进？”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如此问，“怎样才算是越界违法？”

        

        智慧城市的概念，至少要追溯到自动交通灯的发明，自动交通灯于1922年在美国休斯敦第一次使用。英国作家里奥•霍利斯（Leo Hollis）在其新书《适合你的城市：大都市里的天才们》中说到，近代对智慧城市的思考，其一大成果，无疑是伦敦地下列车的指示板。然而，在过去十年里，随着新兴的网络连接无处不在，加之电子产品微缩化，比如现在常见的射频识别标签，这使得在智慧城市的概念中，城市似乎被具像化为一个巨大的、高效的机器人。

        而这种机器人的城市愿景，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城市中心的亚当•格林菲尔德（Adam Greenfield）看来，其根源来自一些科技巨头，像IBM、思科以及软件公司等，他们无不希望获得市政的大合同，从中谋利。

        格林菲尔德在他2013年的《反对智慧城市》中指出，“智慧城市理念作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当代形式，不是源自在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上做出过贡献的任何党派、团体或个人，而是起源于那些科技巨头。”

        韩国松岛这样的新城，已依据这样的模板开始建设：它的建筑有气温自动调控系统并进行访问；城市道路、水、废弃物和电力系统都由密集的电子传感器连接，以使城市控制中心追踪到居民活动，适时做出应对。但这样的地方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感觉，像是半成品的城市，对此，游客可能不会惊讶。

        

        纽约大学的安东尼•M.汤森（Antony M Townsend）在他2013年的著作《智慧城市》中指出，松岛建立的初衷，是作为“一种为贸易而战的武器”，设想“用更低的税收和更少的监管，来吸引跨国公司去松岛开展亚洲业务”。

        与此同时，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已承诺，建设不少于100座智慧城市。

        

        然而，至少在短期内，真正“智慧城市的创新点”无疑都落在伦敦、纽约、巴塞罗纳和旧金山这样的大都市。的确，比如伦敦，很多人认为它现在是地球上最智慧的城市。伦敦因特尔协作研究院的主任邓肯•威尔逊（Duncan Wilson）就将伦敦称为技术应用的“生活实验室”。

        当技术专家希望将先进网络和精密设备植入到几百年的老街时，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和行为模式将面临怎样的挑战？这正是近期在伦敦港区举办的“重来•未来城市峰会”的核心主题，12月4日、5日持续两天的峰会门票，暴涨到600欧元。

        该活动的结构像TED演讲的快速剪辑，在能集中注意力的15分钟里，投资者会听到一个个演示内容，从情感制图到仿生建筑等无所不包。观众席中，没有一个笔记本电脑是非苹果牌，随时能看到至少有一位与会者正在把玩谷歌的一款“拓展现实”的智能眼镜。

        一位自主机器人的研究者称，要“取代智能手机，我想要你们所有人都拥有一部口袋无人机。”就在挤进观众席之前，一部装有摄像头的无人机，像一个拳头大的蚊子在四周嗡嗡作响。发言者们还热衷App城市旅游交通图；并好奇苏黎世这个城市怎么能前卫现代又非常文明；看到城市扩大对技术方案的预算演示，人们又谈论随之而来的“巨大商机”。

        引人关注的是，虽然不少发言者小心地贬低了智慧城市原先的理念，但这已经不言自明。其中，演讲最有趣的，是英国城市咨询公司Umbrellium.的创始人乌斯曼•哈克。他指出，科技企业关于智慧城市的那一套说辞，无非效率、最优化、可预见性、便利性和安全性。即“你将准时上班；享受无缝隙的购物体验；能安全通过摄像头等。当然，所有这些事情能使一个城市相对容易忍受，但不能使得这个城市变得更有价值。”

        乌斯曼•哈克还观察到，科技公司竞标市政合同时打出的广告已清楚地昭示了其真正目标：“他们真正要对话的人是城市管理者，因为只有市政高官能拍板声称，决策不是某个人做的，而是遵从大数据。”

        当然，在峰会的发言者中，拒绝科技公司在智慧城市上那一套自上而下的思维的人，也要证明自己的技术措施能让一个城市变得更智慧。以乌斯曼•哈克的技术项目“Thingful”为例，其号称是物联网的一个搜索引擎：人们早上骑车上班时，通过个性化仪表板查看当地数据，就能获悉污染指数和交通状况，以及附近是否有循环租用的车架。

        

        “智慧城市曾是错误的理念以错误的方式被扔给了错误的人，”来自英国创新机构“未来城市发射器”的执行董事丹•希尔称，“过去的智慧城市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如何以可触及的、本地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休憩？”丹•希尔自己的工作之一，是“城市解锁”科技应用，即对智能手机做一个创新的声频接口，为视觉障碍者过街做向导。丹•希尔也加入了曼彻斯特现在的智慧城市倡议，包括做一些非常乏味的事，比如彻底检查牛津路的走廊。

        对于这些“智慧的东西”，丹•希尔认为，“它们不再只是IT，或者说已经重要到不能再叫IT了，在一个IT城市里，你无法真正低看它们。一个智慧的城市，应该是低碳的、人们容易移动、能就业和居住的城市，曼彻斯特已经认识到了。”

        创新科技与智慧城市

        这个峰会还传递出一条关键信息：无论智慧城市是什么样子，只要它是接地气的，都会被接受，正如丹•希尔称之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路径或由市民主导的模式”。当然，很多努力也正往这个方向推进。

        一个已发展到汇集百万电子耳、电子眼和电子鼻功能的传感网，可能推动城市未来变成一个庞大的舞台，通过访问数据源，即可对这个大舞台进行永久的监视。

        只要看一个高科技中枢，即IBM为巴西里约热内卢建立的中央控制中心，你就会发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著作《1984》虚拟的全城监视景象，已惊人地在今天实现了。在该控制中心，挂满的屏幕就像美国国家航天局任务控制中心对城市的监控。对此，安东尼•M.汤森解释：“一开始它是作为一种预测下雨、处理洪水的反馈机制，后来逐渐变为对整个城市进行高精度控制的系统。”汤森还引用了里约市长爱德华多•帕埃斯（Eduardo Paes）的话，市长对此夸耀：“控制中心使我们可以观察城市的每个角落，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全天候不间断。”

        

        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座城市有一个“控制系统”，那么当这个系统出现故障时，又会发生什么？必定与使它崩溃的软件相关。这样的智慧城市，在霍利斯看来，只是一个“永久测试版”。而且毫无疑问，事故终将发生：无人汽车将撞车；病毒将入侵所有交通系统或电网；无人机将撞上客机。到时，建造者们将会看到，智慧城市到底有多智慧？

        在实施让城市变得更智慧的举措之前，先把它放在虚拟世界中实验，这其实是城市管理者减少干扰的一种方法。背后支持这种理念的，是城市模拟公司Simudyne。该公司对地震应急规划、医院撤离等城市问题，进行精细的电脑化模拟。这就像电脑游戏《模拟城市》，模拟真实的世界。实际上，Simudyne公司正从视频游戏界吸纳大量人才。“当我们干活时，我们就只是数学家，”该公司CEO贾斯汀•里昂（Justin Lyon）接着阐述，“人们在看到我们的模拟时，会开玩笑说不太理解。所以五、六年前，我们就开发了一套新系统，允许进行可视化，这样就能看到非常漂亮的图景。”这种模拟能让玩家化为身临其境的第一主角，或者以自上而下的思维来操作，在虚拟空间里，可以直接放弃你的决策。

        而在“漂亮图景”上，英国的ScanLAB工作室开发了其范例用途。他们使用激光扫描和探地雷达，将真实的场地可视化为3D模型，这样的模拟可被用来做艺术装置和娱乐活动。比如，他们为BBC绘制了古罗马地下空间图。对于一个被使用的地域，无论地上还是地下，他们都能以分层化的历史副本呈现，以满足法医考古的公正性以及储存之需。就像“再现死亡营”工程一样，他们联合“法理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学会，对前南斯拉夫两个集中营遗址的生命层和证据层进行了剖析。

        

        Simudyne公司做模拟的同时做可视化，其工作就是将底层的算法和数据进行“游戏化”。由此，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初始条件来玩，并看到展开决策后的结果。这样的模拟，会不会有一天，与商业视频游戏的高仿城市趋同？“它们一定会融合的，”CEO里昂相信。在今年的游戏《看门狗》中，融合了艺术、城市、虚拟和现实的要素，对芝加哥进行了再造，就此运营的预算达上千万美元。但里昂预测，“今天我们在游戏里看到的，十年之后，将变得非常便宜。”（译注：游戏《看门狗》，将未来城市设定在芝加哥，一个神秘组织通过中央控制系统操控了全城，并获悉了所有人的秘密、银行账户等个人信息。玩家可扮演主角艾登•皮尔斯，一个同样能掌控城市监控系统的黑客，将与邪恶组织进行对抗。）

        如果你戴上游戏耳机、显示器，能穿行到可视化的高度仿真城市，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反正里昂称，自己第一次尝试时，“一切都因我而改变了。”但也由此催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当这些高仿世界与真实的事物一模一样时（除了不可能被抢劫外），不少人更情愿活着在虚拟空间里。当我们把所有时间耗在其中，而且这个虚拟都市比物质世界建设得还美好，那未来最智慧的城市就只能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而且我们不会注意到周边的世界已经坍塌。

        于此同时，在城市被模拟的过程中，也殃及个人，在模型中，个人被称为“代理”，这会让人感到一些害怕，要坚持自由意志，让个人在城市中的行动不可预见。对此，里昂回应：“对于个人而言，绝对是对的，在群体上，那就错了。对你明天将做什么的时候，我不能预测，但我有充分的自信掌握什么人群将做什么事，以及某一人群将做什么。如果你一直都在收集数据，你会利用这些数据做些模拟。”

        “假如说，伦敦有3000万人：就做一个3000万人的模拟，可以非常精准地反映伦敦，但它又不是伦敦：这就有了3000万的“代理”，像平常一样上下班、忙于各种业务；一样降临暴风雨；也会关停几条铁路线；甚至也遭遇恐怖袭击、地震等。”里昂说，由此将会得到一个高度精准的信息：大量的人群是怎么应对各种事态的。但他又表明“我不是对特定的某个人感兴趣，而是对群体的应急行为感兴趣。”

        

        但如果换做更邪恶的主体机构，他们只对特定的个人感兴趣, 其监控又将意欲何为？在未来，无意识的市民所到之处，处处布满传感器、摄像头和无人机，这些玩意跟踪每个人的表情动作——无论他们正在笑（这已经在英格兰切尔滕纳姆的爵士音乐上测试过了）还是正难过。这牵涉监控与隐私的问题，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引爆大争论，之前“脸谱”上的任何对话都相形见绌。也许，政府情报部门都在扫描我们的邮件。无论走到哪，都避不开垃圾邮件。智慧城市可能像里约热内卢那样，服了药物似的兴奋，在那里，你从来不会隐形。

        “如果有一个移动手机，加上应用全城的传感器，人们就能追踪到每部手机的轨迹，”里昂指出，“而且，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人们对在《模仿城市》中的一举一动进行可视化。”一如在《看门狗》游戏中，你能看见“化身”穿行城市的记录，并能收集到他们所有社交媒体的档案。而关于人是怎么移动的，你得搜索更大的数据库，这样海量的数据会让人头疼，但只要启动游戏式的可视化，就一眼可获知：“哦，那是他们居住的地方，那是工作的地方，而那可能是他们情人呆的地方，那里是一起畅饮的地方。”

        应用与智慧生活

        开放数据的倡议越来越明确，英国的两个城市，布里斯托和曼彻斯特，正在促进关于城市停车、采购、规划、公厕以及消防服务等数据公开可用。这样的智慧思维，作为促进民主化的动机，可以说无可非议。既然市政数据库的建立资金来自市民税收，市民就应有权使用。来自咨询公司“城市身份”的麦克•罗林森认为，只要你有意愿并了解当地特色，让城市本身“运作”起来，以正确的方式呈现这些信息，城市就能“回归到数字世界中”，该公司正在和布里斯托合作推进此计划。

        但数据怎样开放才是安全的？其实早有证明，比如，伦敦周期租赁计划的开放数据可被用于跟踪单个骑行者。“整体而言，它具备一个老大哥的潜质，”罗林森认为，“如果别人使用你发布的信息，无论这么做的人是什么身份、有什么目的”，这些需求将是一个“重构的社会契约。”

        

        有时，要去跟踪具体的个人，至少要有足够好的理由。以Simudyne公司的撤离医院模式来说，它需要与真实数据直接相关。“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少数人都是真实的人，模型直接与患者数据库挂钩，”里昂解释，因为“我们必须能跟踪这些被烧伤的可怜孩子。”当然，如何跟踪病患，又是另一个不一样的问题，“也可能有人出现强烈的反弹，而想脱离这个系统，”罗林森说。不满的市民，聪明的做法就是团结起来：丢掉手机，除此之外也没什么损失。

        事实上，对智慧城市的愿景竞争就是代理人对社会愿景的竞争，特别是在事关谁将坐拥社会权力的层面上。“最终，智慧城市将毁掉民主，”霍利斯提出了警示，“像谷歌，他们拥有足够多的数据，但不会问你，你想要什么。”

        有时，你会在智慧城市的预言中，听到一些很随意的假设，比如，政治已经结束了。甚至在此峰会上，一个热情的主持人更大胆放言，耸耸肩说到：“互联网将吞噬一切，互联网也将吞噬政府。”还有一个演示，介绍了一种“自我催化的油漆”，涂在城市家具上，能消解有害污染物，比如氧化亚氮。在某一段视频剪辑中，一名工程师抱怨：“没有人真正把污染归为一个问题。”其实，国家和地方政府已把污染视为一大问题，有权对之征税并进行规制，但以智慧的油漆来取代之，显然并不是我们要做的最智慧的事。

        当一些科技巨头在庆祝其公司扩张时，一种基于智能手机无照的打车软件Uber，却在西班牙和印度新德里被禁用，在美国多个州也遭遇起诉，起诉者声称其优步“破坏”了现有交通基础设施，希尔（Hill）对此提出：“加利福利亚对用户体验的强调，真的在世界范围内被实践了吗？我们不要丢掉了普遍服务的理念，正如伦敦交通始终如一对此践行。”

        或许，智慧城市最智慧的地方，并不是非得依赖传感器和电脑的连接，甚至根本一点都不需要它们。在“重来•未来城市峰会上”，西门子公司的茱莉亚•亚历山大把曾臭名彰著的哥伦比亚城市麦德林提名为世界上最智慧的城市之一。几十年前，麦德林还是无数犯罪团伙的窝点。而它的问题棚户区已重新融入城市，但靠的不是智能手机，而是政府资助的公共运动设施，以及用电缆车把棚户区的人送入城里。这样，以一种此前人所未见的方式，让那些社区互动起来。现在，麦德林已常被当成“社会城市化”的典范提起，去年，还被全球非盈利的独立机构“城市土地学会”评为世上最具创新的城市。

        在峰会上众多演讲者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乔纳森•雷兹，这位持怀疑态度的观察者，为建筑智慧城市提出了“一条更智慧的方式”：除了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们，也不妨邀请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加入。这样的团队，肯定会对技术人士所谓的“终端用户”，即市民，获得更好的理解。归根到底，一如在莎士比亚戏剧《科利奥兰纳斯》中，一名护民官向人群提问：“没有人，何为城？”

        （蒋晓娟编译，原文及图片来自theguardian.com，原作者Steven Po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