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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其人其事
“90后”袁隆平走了,穿着他最喜爱的格子衬衫,带着他关于水稻的梦想。
袁隆平追悼会当天,长沙地铁显示屏上的缅怀图片。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本文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袁隆平院士是个不用拐杖“不服老”的人,就像在杂交水稻实验中“不服输”一样,可终究抵不过岁月和疾病的侵蚀。追悼会前后几天,群众排着数公里长队来悼念和送行。告别饥饿的人们,不会忘记他。
最近这几年,袁老挂念着“超级稻”、“海水稻”的研发和推广,也表达过对农民种田积极性、国际粮食供应等问题的担忧,“现在国家有钱买粮食,但人家(外国)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大了。”
袁隆平对水稻梦的执着源自内心的热爱,也体现出他务实的“真性情”。在网络的放大镜之下,这位老人的率真受到许多网友爱戴,年逾九旬的他被称为“90后资深帅哥”“梗王”。
斯人已逝,而梦想的种子已经长成大树。
追梦人:杂交水稻试验愈挫愈勇,像“贪财”一样“贪产量”
在长沙湘雅医院的D区57病室,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袁隆平停止了呼吸。
“老爷子没有留下遗言。”袁老的儿媳甘女士说,“他还能讲话时,念念不忘的还是杂交水稻。”
在袁隆平的秘书杨耀松看来,杂交水稻就像浸入了袁老的血液里,“是他的命根子,他的魂”。
1930年出生的袁隆平属于“隆”字辈,因出生在当时的北平,父母给他取名“隆平”;他在六个兄弟姊妹里排行老二,便有了小名“二毛”。
袁隆平对农业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小学一年级。“有一次郊游,老师带我们到一个园艺场,”袁隆平85岁接受采访时回忆,“那个桃子红红的,挂在树上好漂亮啊,还有葡萄一串一串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年少的袁隆平随父母颠沛流离,辗转江西、湖北、湖南、重庆、江苏南京等地。高中毕业后,他不顾父母反对,填报了一所农学院——他父亲本想让他考重点大学,然后从政“光宗耀祖”。
在重庆的西南农学院,袁隆平选择了农作物专业——从此进入“农门”。
青年时期的袁隆平。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被分配到湘西的安江农校,在这里教书18载。他起初教俄文,也研究过红薯,后来对水稻产生兴趣。1966年,他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业界崭露头角。
袁隆平全身心投入到杂交水稻的研究中。他从稻田里14万株稻穗中,找到6棵水稻雄性不育株。到了1968年,6株水稻雄性不育株培育成700多株,插在两分地的试验田里。可一天早上,袁隆平发现实验田被踏成烂泥塘,田里的禾苗被拔得精光——水稻杂交实验被人为破坏了。
“把我的试验推迟了三年。” 2014年接受采访的袁隆平叹道,“肯定是(因为)一种嫉妒心,现在不知道是谁破坏的。”
那时的袁隆平改编了左宗棠的一句名言,用来自勉:能受妖魔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
袁隆平(右一)与助手李必湖(左二)在安江农校试验田。
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发现“野败”——野生的雄花败育株。一年后杂交水稻列为全国攻关项目。1973年10月,已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工作的袁隆平宣告,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不过,紧接着的产量实验遭遇了滑铁卢——“增草不增谷”,四分地的杂交水稻产量只有二三百斤,倒是稻草增产了近七成。外界传来的风凉话令袁隆平难受:“人要是吃草的话,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前途。”
但到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试验田亩产超过了一千斤。两年后,杂交水稻在全国推广种植,平均亩产提高约20%。如今我国杂交水稻面积超过2亿亩,几乎占全国水稻面积“半壁江山”。中国杂交水稻已推广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完成杂交水稻三系法、两系法研究的袁隆平,成为“杂交水稻之父”。乐于挑战的他,又瞄准了超级杂交稻,还有耐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哇,饥荒时代没饭吃真难受,饿死人呀。”袁隆平生前接受采访时,形容自己像一个贪财的人,“百万富翁想成千万富翁,千万富翁想成亿万富翁,我是贪(水稻)产量,不满足的。”
他认真描述过他做过的一个梦——禾下乘凉梦。“我真的梦见了,”他兴奋地说:“梦见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就和助手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袁隆平在稻田里。
真性情:实话实说的“老政协”,晚年成了“网红”
袁隆平的水稻梦感动了许多人。前些年有杂志记者问他,是不是一直立志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他脱口而出:“肯定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思维。就是能搞个品种出来,让它增产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他说:“哪有那么多雄心壮志?”
袁隆平更愿意将研究杂交水稻的初始动力归结为“好胜心”,而饥荒年代的感受使他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让人们不饿肚子。
几十年来,袁隆平长期“泡”在云南、海南等地的实验田里,赤脚上阵,活脱脱一副农民形象。年纪大了受不了冷水,他就穿着套鞋下田,80多岁后腿脚不方便,他也要到田埂上观察。后来,湖南农科院在他家旁边腾出一块七八分地的实验田。袁老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田边看看。
袁隆平的学生李建武记得老人说过:“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下田。”
袁老是一个务实派。他说话、写文章也跟做事风格一样,不喜粉饰,不讲套话。他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中回忆,读初中时,他有次在作文里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被老师批为臭文章,“从此再也不用华而不实的词汇了”。
有记者问袁老:您年纪大了,怎么培养下一代的学术带头人?袁老直言,学术带头人不能靠培养,“人家服他,才愿意跟着他。”
当时86岁的袁隆平说,博士生他没精力带了,也不会去当“挂名导师”,“辛苦得很呢,你要指导他做实验,要修改他的论文,麻烦得很,要逐字逐句研究,死脑细胞的。”
对于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袁隆平从不当“老好人”。有次他应邀参观一个杂交水稻基地,觉得很有面子的基地负责人向他介绍:“这一片是改良过的。”站在稻田边的袁老皱起眉头说:“越改越差,难看死了。”旁边工作人员一脸尴尬,而袁老当着拍摄的镜头,又朝身边的助理嘀咕:“越改越差呀……”
袁隆平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是一名“老政协”。他的“两会”提案经常聚焦三农、科研、粮食等问题。2019年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他流露出对农民种田积极性的忧虑。
“我们农民青壮年很少去搞农业,都是老年人、妇女,叫妇老农业。”袁老说,农民种田积极性与粮价有关系,“粮价是百价之基,粮价一涨,其他物价都飞涨。但粮价又跌不得,一跌谷贱伤农,农民没有种田积极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袁隆平交了一个提案,“我的建议是,政府以比较高的价收购农民粮食,以平价供应市场,这样粮价不涨,通货不膨胀,农民也有积极性。”
近年来的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与“袁政协”的提案形成呼应。尽管如此,袁隆平仍“居安思危”,认为国际粮食市场存在供应链风险,“现在国家有钱买粮食,但人家(外国)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大了。”
这些年,袁隆平的主要精力放在超级稻和海水稻上,希望能给粮食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他时常出现在海南、青岛的基地里,对团队严格要求。
在袁隆平的学生吴朝晖眼里,袁老师工作上要求严格,生活上则关心下属。吴朝晖记得,他刚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时,袁老问他“三十几岁怎么还没结婚”。有次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袁老还非常认真地说:“给我的学生做个广告,看有没有合适的对象。”那段时间,吴朝晖一下子接到许多热心电话。
袁隆平有时喜欢给人取外号,他叫吴朝晖为“吴将军”,还给其他一些学生命名“八大金刚”,还有“罗汉”、“精怪”。
笑起来的袁隆平。
有次记者问他:您手下的人都是精英,团队好不好管?当着摄像镜头,他夸张地叹口气,两手不停搓头,一脸窘相。
年轻时的袁隆平在穿扮上有些邋遢,有时还会用袖子当黑板刷去抹粉笔灰。进入老年后,他在衣着上“讲究”了,他喜欢穿条纹或格子衬衫,看上去有点色彩斑斓的那种。
袁隆平喜欢穿格子衬衫。
十多年来,袁老几乎只去一家理发店。理发师曹小平很清楚他的要求:发型要留一点棱角,弧度也必须适当。剪完头发后,袁老时常对着镜子自我欣赏:“又年轻了5岁!”
2019年10月的一天,推销海水稻的电商主播薇娅告诉袁隆平:有网友称您为“90后资深帅哥”。袁老笑了,扭头问:“是哪个给我取的名字?”
后来有女记者问他:“您觉得自己帅不帅?”袁老干脆飙起了英文:“我呀,Handsome!(英俊的) ”然后自己也咧嘴笑了。
因为说话耿直风趣,不惧“接梗”,袁隆平在网上有了一个褒义的称号——“梗王”。
年过九旬,袁老仍不失童真。有次警察上门办理身份证业务,录指纹时,他向民警炫耀:“我手指有10个螺纹。”他担心对方没听清,又用湖南方言补充了一句:“一炮个螺纹!”
在田间地头工作了几十年的袁隆平,对大自然有发自内心的喜爱。90岁时,有一天他和朋友乘游览车经过一条小河,看到水面上游来一群白色的鸭子。他马上被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
“鸭子好漂亮呀!”他自言自语:“这么点的小鸭子能长这么大了。”突然,他张嘴学鸭叫,连续蹦出一串音符:“嘎嘎嘎嘎……”
不服老:拒用拐杖、“炫耀”记忆力、不想退休
荣誉多了,名气大了,甚至成“网红”了,袁隆平依然保持自己的鲜明个性。
“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了麻烦,我觉得当普通老百姓还自由些。”袁老有次接受采访时说,经常有人在路上问他是不是“袁院士”“袁老师”,他不好回答“是”或“不是”,就说“有点像”。
每次参加公众活动,不断有人找他合影,他一般来者不拒,有时也会不耐烦地抽身离去。不过,对于孩子、学生,他总是很有耐心。90岁那年,他配合湖南农业大学一群研究生拍毕业照,坚持站了差不多40分钟,回家后累得躺在按摩椅上吸氧。
游泳的袁隆平。
八十多岁的时候,袁老还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他形容自己是“80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态”。他年轻时是游泳健将,在湖北省运动会获得过两块游泳银牌,还曾经通过了招收飞行员的体检。年纪大了后,他仍坚持打气排球,但不愿加入“老年队”。他是主攻手,后来变成二传手、发球手,后来跑不动了,也经常坐在场边看球。
袁隆平打气排球。
袁老最喜欢的运动员是“铁榔头”郎平。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契合他骨子里“不服输”的执拗劲儿。80多岁的他称自己是“80后”,90岁了称自己是“90后”。刚成为“90后”那年,有次走路时朋友劝他拄根拐杖,他顿时不高兴了。
“还没到拄拐杖的时候。”他边走边说,还加快了一下步子,像给自己打气般自言自语:“还没有到……”
袁老的家里时常有人来拜访。如果是外地人,袁老喜欢问一下对方来自哪个市、哪个县,人口、面积有多少。然后他说:“湖南的一百多个县,平均一个县的面积是一千五百平方公里。”来访者竖起大拇指赞他记忆好,他便打开了话匣子,还引用医生的话说,85岁以上的人60%有老年痴呆,“幸好,我今年90岁了,脑瓜子还没有糊。”
袁老的记忆力的确不错。有一次,助理辛业芸告诉他,中国工程院发来2019年第一季度的津贴。得知是发到自己的银行卡上,袁老想了一下,说:“我那张卡的最后四位数是1870。”辛业芸查了一下,果然没错。
晚上八点,经常有牌友过来陪袁老搓麻将。时间会控制在一小时左右。袁老出牌并不慢,有时会自言自语“麻烦咧”,有时会不耐烦地催牌友出牌:“打咯!”
“90后”的袁老头脑依然清醒,但体力不如以前了。“走三百步没问题,三百步以上就气喘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2019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袁隆平写了一个建议成立国家海水稻研究中心的报告,准备从三亚赶到180公里外的博鳌找领导。但他突然身体不适,气喘、头晕。助理辛业芸把他送到医院,没过多久袁老就要求出院了,坚持亲自赶到博鳌去。他强打精神地说:“就是坐两个小时车,有什么累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有心脏病有高血压,但他就不接受、不承认。”辛业芸说:“这是他的自信还是意志,我也不好说。”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的袁隆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仍表示不会停止工作,“除非走不动了,看不见了,那就退休了。”事实上,他的听力、视力也越来越差。办公桌上总放着两个放大镜,供他看材料时使用。
2020年12 月,袁隆平跟往年一样到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团队成员李建武后来向媒体披露,2021年3月的一天,袁老不小心摔了一跤,此后身体一直不大好。
4月初,袁老从三亚转到长沙治疗。据医护人员介绍,入院之初,袁老几乎每天都要问天气情况。有次得知外面气温28℃,他一下急了,“这对第三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运着袁隆平遗体的灵车绕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告别了这个世界。据《湖南日报》报道,袁老是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病逝。最后弥留之际,家人们围在他身旁,忍着悲痛唱起他平日喜欢的歌曲《红莓花儿开》《我的祖国》……
当天下午,灵车从医院驶出后,先绕行到袁隆平37年前创建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然后才驶向殡仪馆。
共患难:穿越半世纪风雨,“袁先生”有位“贤内助”
5月23日晚上,仍有民众自发前往殡仪馆悼念袁隆平。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5月24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的铭德厅,排成长队的人们向袁隆平遗体告别。袁老穿着红蓝格子衬衫和深蓝色西装,身盖国旗,面容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柏中。
袁老的妻子、今年83岁的邓则坐在轮椅上。她穿一身黑衣,臂缠黑纱,左手戴着丈夫生前为她买的戒指。儿子推着她来到袁老遗体正前方,她突然起身跪到遗体前,身体颤动,不停地哭泣。
这一对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患难夫妻,此刻已然阴阳两隔。
袁隆平和妻子邓则。
邓则与袁隆平最早相识于湘西的安江农校。彼时,邓则是这里的学生,袁隆平是学校教师。袁老师给邓则所在的班级上遗传育种课,他性格洒脱,有时还带学生们到附近的沅江游泳。
毕业后,邓则被分配到黔阳县(现洪江市)一个农技站,从事农技推广,与老师袁隆平联系并不多。
青年时期的袁隆平生活上很随意,留运动头、穿粗布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由散漫”。在雪峰山下的偏僻校园里,寂寞时的他,会拿起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小提琴,拉奏他喜欢的《梦幻曲》。
热心的同事带袁隆平去相亲,但好几次,女方都因为他有些邋遢的穿着而婉拒。26岁那年,袁隆平到当地一所中学代课,认识了一位姓王的女老师,两人情趣相投,谈起了恋爱。
后来在自传回忆和接受采访时,袁老并不回避这段没结果的初恋。
“谈了三年,她找了家庭成分好的嫁了,我失恋了。”袁隆平说:“她结婚后我等了她三年半。我很痴心呢,我这个人。”
痴情的袁隆平等到那位女老师生了孩子后,才彻底断了念头。
经历了苦涩初恋的袁隆平,将心思和精力都投到教学和科研中。33岁那一年,属于他的姻缘终于来临了。
那时的邓则,也因“家庭出身不好”,在婚恋问题上陷入苦恼。她的一位同学牵线介绍“袁老师”。从此,邓则、袁隆平开始交往,渐生情愫。
袁隆平有时约邓则看电影,然后送她回农技站。邓则觉得“影响不好”。袁隆平说:“我们大男大女谈情说爱,有什么影响不好?就是要扩大影响!”——这段有趣的经历,记录在袁隆平学生谢长江写的《袁隆平传》里。
1964年正月,黔阳地区举行职工篮球比赛,比赛地在安江农校,作为县里女子队运动员的邓则来学校参赛。袁隆平的同事们决定“趁热打铁”,邀请邓则来袁隆平宿舍“视察”。在袁隆平的房间里,邓则看到四处堆着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脸盆洗手,发现底部烂了,必须侧着盆子才不会漏水。
在朋友和同事们的张罗下,两人的婚礼就在校园里举行,简朴而热闹。
学农的邓则理解丈夫对杂交水稻实验的“狂热”,鼓励他“放手干”,有时还拿出工资帮袁隆平买实验器材。后来三个儿子相继出生,袁隆平大部分时间呆在海南等地的实验田,照顾小孩、老人的重担落在邓则身上。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俩处于聚少离多的“分居”状态。袁隆平的父亲去世时,后事也是由邓则代袁隆平打理。
邓则一直叫丈夫“袁先生”,称谓中含有敬意,日子长了又多了亲昵的味道。袁隆平对妻子的付出深怀内疚,称她是“贤内助”。
袁隆平90岁生日时与家人合影。 视频截图
播种者:最后时刻仍牵挂杂交水稻事业
袁隆平病逝的那天,曾经三次采访他的央视《面对面》主持人王宁,在微博上发出哭泣的表情,并写了一句文字:“在此刻,袁老又回到了妈妈的怀抱。”这条微博还配发了90年前的一张黑白照——一位年轻的妇女抱着一个1岁男孩。
袁隆平的母亲抱着他合影。
那个小男孩就是袁隆平。抱着他的是母亲华静,她是江苏镇江人,在教会学校读过高中,当过小学老师。袁隆平还小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进行简单的英文对话,这为他的英语打下了良好基础。
“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是在做人方面,”袁隆平在自传中回忆,“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1989年,母亲在安江病危,袁隆平还在长沙主持一个杂交水稻现场会。等他赶回安江,母亲已经走了。
80岁的袁隆平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他向妈妈忏悔,当年没能及时赶回来见最后一面。“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袁隆平是在自己做了父亲后,才更懂得父母对儿女无私的爱。
袁隆平和妻子生育了三个儿子,他分别给孩子们取小名“五一、五二、五三”。他的三个可爱的孙女,在他90岁那年曾出镜接受采访。“我记得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问我说,你知道你爷爷是干嘛的吗?”一个孙女说:“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我就说,我爷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话音刚落,坐在沙发上的这三个女孩都笑弯了腰。
关注天气,时时留意气候对水稻试验的影响,是袁隆平养成的习惯。他在医院治疗的最后那段时间,也通过医护人员了解天气变化。
“袁老走的时候没有留下遗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武说:“我想,袁老是放心的。相信我们会把杂交水稻事业好好干下去。”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实验楼播放袁隆平生前的题词。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在悼念文章里写道,最好的缅怀方式就是继承袁老遗志,“一定把中国的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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