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其人其事

“90后”袁隆平走了，穿着他最喜爱的格子衬衫，带着他关于水稻的梦想。

袁隆平追悼会当天，长沙地铁显示屏上的缅怀图片。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本文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袁隆平院士是个不用拐杖“不服老”的人，就像在杂交水稻实验中“不服输”一样，可终究抵不过岁月和疾病的侵蚀。追悼会前后几天，群众排着数公里长队来悼念和送行。告别饥饿的人们，不会忘记他。

最近这几年，袁老挂念着“超级稻”、“海水稻”的研发和推广，也表达过对农民种田积极性、国际粮食供应等问题的担忧，“现在国家有钱买粮食，但人家（外国）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大了。”

袁隆平对水稻梦的执着源自内心的热爱，也体现出他务实的“真性情”。在网络的放大镜之下，这位老人的率真受到许多网友爱戴，年逾九旬的他被称为“90后资深帅哥”“梗王”。

斯人已逝，而梦想的种子已经长成大树。

追梦人：杂交水稻试验愈挫愈勇，像“贪财”一样“贪产量”

在长沙湘雅医院的D区57病室，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袁隆平停止了呼吸。

“老爷子没有留下遗言。”袁老的儿媳甘女士说，“他还能讲话时，念念不忘的还是杂交水稻。”

在袁隆平的秘书杨耀松看来，杂交水稻就像浸入了袁老的血液里，“是他的命根子，他的魂”。

1930年出生的袁隆平属于“隆”字辈，因出生在当时的北平，父母给他取名“隆平”；他在六个兄弟姊妹里排行老二，便有了小名“二毛”。

袁隆平对农业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小学一年级。“有一次郊游，老师带我们到一个园艺场，”袁隆平85岁接受采访时回忆，“那个桃子红红的，挂在树上好漂亮啊，还有葡萄一串一串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年少的袁隆平随父母颠沛流离，辗转江西、湖北、湖南、重庆、江苏南京等地。高中毕业后，他不顾父母反对，填报了一所农学院——他父亲本想让他考重点大学，然后从政“光宗耀祖”。

在重庆的西南农学院，袁隆平选择了农作物专业——从此进入“农门”。

青年时期的袁隆平。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被分配到湘西的安江农校，在这里教书18载。他起初教俄文，也研究过红薯，后来对水稻产生兴趣。1966年，他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业界崭露头角。

袁隆平全身心投入到杂交水稻的研究中。他从稻田里14万株稻穗中，找到6棵水稻雄性不育株。到了1968年，6株水稻雄性不育株培育成700多株，插在两分地的试验田里。可一天早上，袁隆平发现实验田被踏成烂泥塘，田里的禾苗被拔得精光——水稻杂交实验被人为破坏了。

“把我的试验推迟了三年。” 2014年接受采访的袁隆平叹道，“肯定是（因为）一种嫉妒心，现在不知道是谁破坏的。”

那时的袁隆平改编了左宗棠的一句名言，用来自勉：能受妖魔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

袁隆平（右一）与助手李必湖（左二）在安江农校试验田。

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发现“野败”——野生的雄花败育株。一年后杂交水稻列为全国攻关项目。1973年10月，已调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工作的袁隆平宣告，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不过，紧接着的产量实验遭遇了滑铁卢——“增草不增谷”，四分地的杂交水稻产量只有二三百斤，倒是稻草增产了近七成。外界传来的风凉话令袁隆平难受：“人要是吃草的话，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前途。”

但到1974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试验田亩产超过了一千斤。两年后，杂交水稻在全国推广种植，平均亩产提高约20%。如今我国杂交水稻面积超过2亿亩，几乎占全国水稻面积“半壁江山”。中国杂交水稻已推广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完成杂交水稻三系法、两系法研究的袁隆平，成为“杂交水稻之父”。乐于挑战的他，又瞄准了超级杂交稻，还有耐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

“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哇，饥荒时代没饭吃真难受，饿死人呀。”袁隆平生前接受采访时，形容自己像一个贪财的人，“百万富翁想成千万富翁，千万富翁想成亿万富翁，我是贪（水稻）产量，不满足的。”

他认真描述过他做过的一个梦——禾下乘凉梦。“我真的梦见了，”他兴奋地说：“梦见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我就和助手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袁隆平在稻田里。

真性情：实话实说的“老政协”，晚年成了“网红”

袁隆平的水稻梦感动了许多人。前些年有杂志记者问他，是不是一直立志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他脱口而出：“肯定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思维。就是能搞个品种出来，让它增产就觉得心满意足了。”他说：“哪有那么多雄心壮志？”

袁隆平更愿意将研究杂交水稻的初始动力归结为“好胜心”，而饥荒年代的感受使他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让人们不饿肚子。

几十年来，袁隆平长期“泡”在云南、海南等地的实验田里，赤脚上阵，活脱脱一副农民形象。年纪大了受不了冷水，他就穿着套鞋下田，80多岁后腿脚不方便，他也要到田埂上观察。后来，湖南农科院在他家旁边腾出一块七八分地的实验田。袁老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田边看看。

袁隆平的学生李建武记得老人说过：“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下田。”

袁老是一个务实派。他说话、写文章也跟做事风格一样，不喜粉饰，不讲套话。他在《袁隆平口述自传》中回忆，读初中时，他有次在作文里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被老师批为臭文章，“从此再也不用华而不实的词汇了”。

有记者问袁老：您年纪大了，怎么培养下一代的学术带头人？袁老直言，学术带头人不能靠培养，“人家服他，才愿意跟着他。”

当时86岁的袁隆平说，博士生他没精力带了，也不会去当“挂名导师”，“辛苦得很呢，你要指导他做实验，要修改他的论文，麻烦得很，要逐字逐句研究，死脑细胞的。”

对于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袁隆平从不当“老好人”。有次他应邀参观一个杂交水稻基地，觉得很有面子的基地负责人向他介绍：“这一片是改良过的。”站在稻田边的袁老皱起眉头说：“越改越差，难看死了。”旁边工作人员一脸尴尬，而袁老当着拍摄的镜头，又朝身边的助理嘀咕：“越改越差呀……”

袁隆平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是一名“老政协”。他的“两会”提案经常聚焦三农、科研、粮食等问题。2019年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他流露出对农民种田积极性的忧虑。

“我们农民青壮年很少去搞农业，都是老年人、妇女，叫妇老农业。”袁老说，农民种田积极性与粮价有关系，“粮价是百价之基，粮价一涨，其他物价都飞涨。但粮价又跌不得，一跌谷贱伤农，农民没有种田积极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袁隆平交了一个提案，“我的建议是，政府以比较高的价收购农民粮食，以平价供应市场，这样粮价不涨，通货不膨胀，农民也有积极性。”

近年来的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与“袁政协”的提案形成呼应。尽管如此，袁隆平仍“居安思危”，认为国际粮食市场存在供应链风险，“现在国家有钱买粮食，但人家（外国）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大了。”

这些年，袁隆平的主要精力放在超级稻和海水稻上，希望能给粮食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他时常出现在海南、青岛的基地里，对团队严格要求。

在袁隆平的学生吴朝晖眼里，袁老师工作上要求严格，生活上则关心下属。吴朝晖记得，他刚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时，袁老问他“三十几岁怎么还没结婚”。有次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袁老还非常认真地说：“给我的学生做个广告，看有没有合适的对象。”那段时间，吴朝晖一下子接到许多热心电话。

袁隆平有时喜欢给人取外号，他叫吴朝晖为“吴将军”，还给其他一些学生命名“八大金刚”，还有“罗汉”、“精怪”。

笑起来的袁隆平。

有次记者问他：您手下的人都是精英，团队好不好管？当着摄像镜头，他夸张地叹口气，两手不停搓头，一脸窘相。

年轻时的袁隆平在穿扮上有些邋遢，有时还会用袖子当黑板刷去抹粉笔灰。进入老年后，他在衣着上“讲究”了，他喜欢穿条纹或格子衬衫，看上去有点色彩斑斓的那种。

袁隆平喜欢穿格子衬衫。

十多年来，袁老几乎只去一家理发店。理发师曹小平很清楚他的要求：发型要留一点棱角，弧度也必须适当。剪完头发后，袁老时常对着镜子自我欣赏：“又年轻了5岁！”

2019年10月的一天，推销海水稻的电商主播薇娅告诉袁隆平：有网友称您为“90后资深帅哥”。袁老笑了，扭头问：“是哪个给我取的名字？”

后来有女记者问他：“您觉得自己帅不帅？”袁老干脆飙起了英文：“我呀，Handsome！（英俊的） ”然后自己也咧嘴笑了。

因为说话耿直风趣，不惧“接梗”，袁隆平在网上有了一个褒义的称号——“梗王”。

年过九旬，袁老仍不失童真。有次警察上门办理身份证业务，录指纹时，他向民警炫耀：“我手指有10个螺纹。”他担心对方没听清，又用湖南方言补充了一句：“一炮个螺纹！”

在田间地头工作了几十年的袁隆平，对大自然有发自内心的喜爱。90岁时，有一天他和朋友乘游览车经过一条小河，看到水面上游来一群白色的鸭子。他马上被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

“鸭子好漂亮呀！”他自言自语：“这么点的小鸭子能长这么大了。”突然，他张嘴学鸭叫，连续蹦出一串音符：“嘎嘎嘎嘎……”

不服老：拒用拐杖、“炫耀”记忆力、不想退休

荣誉多了，名气大了，甚至成“网红”了，袁隆平依然保持自己的鲜明个性。

“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了麻烦，我觉得当普通老百姓还自由些。”袁老有次接受采访时说，经常有人在路上问他是不是“袁院士”“袁老师”，他不好回答“是”或“不是”，就说“有点像”。

每次参加公众活动，不断有人找他合影，他一般来者不拒，有时也会不耐烦地抽身离去。不过，对于孩子、学生，他总是很有耐心。90岁那年，他配合湖南农业大学一群研究生拍毕业照，坚持站了差不多40分钟，回家后累得躺在按摩椅上吸氧。

游泳的袁隆平。

八十多岁的时候，袁老还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他形容自己是“80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态”。他年轻时是游泳健将，在湖北省运动会获得过两块游泳银牌，还曾经通过了招收飞行员的体检。年纪大了后，他仍坚持打气排球，但不愿加入“老年队”。他是主攻手，后来变成二传手、发球手，后来跑不动了，也经常坐在场边看球。

袁隆平打气排球。

袁老最喜欢的运动员是“铁榔头”郎平。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契合他骨子里“不服输”的执拗劲儿。80多岁的他称自己是“80后”，90岁了称自己是“90后”。刚成为“90后”那年，有次走路时朋友劝他拄根拐杖，他顿时不高兴了。

“还没到拄拐杖的时候。”他边走边说，还加快了一下步子，像给自己打气般自言自语：“还没有到……”

袁老的家里时常有人来拜访。如果是外地人，袁老喜欢问一下对方来自哪个市、哪个县，人口、面积有多少。然后他说：“湖南的一百多个县，平均一个县的面积是一千五百平方公里。”来访者竖起大拇指赞他记忆好，他便打开了话匣子，还引用医生的话说，85岁以上的人60%有老年痴呆，“幸好，我今年90岁了，脑瓜子还没有糊。”

袁老的记忆力的确不错。有一次，助理辛业芸告诉他，中国工程院发来2019年第一季度的津贴。得知是发到自己的银行卡上，袁老想了一下，说：“我那张卡的最后四位数是1870。”辛业芸查了一下，果然没错。

晚上八点，经常有牌友过来陪袁老搓麻将。时间会控制在一小时左右。袁老出牌并不慢，有时会自言自语“麻烦咧”，有时会不耐烦地催牌友出牌：“打咯！”

“90后”的袁老头脑依然清醒，但体力不如以前了。“走三百步没问题，三百步以上就气喘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2019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袁隆平写了一个建议成立国家海水稻研究中心的报告，准备从三亚赶到180公里外的博鳌找领导。但他突然身体不适，气喘、头晕。助理辛业芸把他送到医院，没过多久袁老就要求出院了，坚持亲自赶到博鳌去。他强打精神地说：“就是坐两个小时车，有什么累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有心脏病有高血压，但他就不接受、不承认。”辛业芸说：“这是他的自信还是意志，我也不好说。”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的袁隆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仍表示不会停止工作，“除非走不动了，看不见了，那就退休了。”事实上，他的听力、视力也越来越差。办公桌上总放着两个放大镜，供他看材料时使用。

2020年12 月，袁隆平跟往年一样到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团队成员李建武后来向媒体披露，2021年3月的一天，袁老不小心摔了一跤，此后身体一直不大好。

4月初，袁老从三亚转到长沙治疗。据医护人员介绍，入院之初，袁老几乎每天都要问天气情况。有次得知外面气温28℃，他一下急了，“这对第三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运着袁隆平遗体的灵车绕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告别了这个世界。据《湖南日报》报道，袁老是因多器官功能衰竭而病逝。最后弥留之际，家人们围在他身旁，忍着悲痛唱起他平日喜欢的歌曲《红莓花儿开》《我的祖国》……

当天下午，灵车从医院驶出后，先绕行到袁隆平37年前创建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然后才驶向殡仪馆。

共患难：穿越半世纪风雨，“袁先生”有位“贤内助”

5月23日晚上，仍有民众自发前往殡仪馆悼念袁隆平。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5月24日上午，长沙明阳山殡仪馆的铭德厅，排成长队的人们向袁隆平遗体告别。袁老穿着红蓝格子衬衫和深蓝色西装，身盖国旗，面容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柏中。

袁老的妻子、今年83岁的邓则坐在轮椅上。她穿一身黑衣，臂缠黑纱，左手戴着丈夫生前为她买的戒指。儿子推着她来到袁老遗体正前方，她突然起身跪到遗体前，身体颤动，不停地哭泣。

这一对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患难夫妻，此刻已然阴阳两隔。

袁隆平和妻子邓则。

邓则与袁隆平最早相识于湘西的安江农校。彼时，邓则是这里的学生，袁隆平是学校教师。袁老师给邓则所在的班级上遗传育种课，他性格洒脱，有时还带学生们到附近的沅江游泳。

毕业后，邓则被分配到黔阳县（现洪江市）一个农技站，从事农技推广，与老师袁隆平联系并不多。

青年时期的袁隆平生活上很随意，留运动头、穿粗布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由散漫”。在雪峰山下的偏僻校园里，寂寞时的他，会拿起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小提琴，拉奏他喜欢的《梦幻曲》。

热心的同事带袁隆平去相亲，但好几次，女方都因为他有些邋遢的穿着而婉拒。26岁那年，袁隆平到当地一所中学代课，认识了一位姓王的女老师，两人情趣相投，谈起了恋爱。

后来在自传回忆和接受采访时，袁老并不回避这段没结果的初恋。

“谈了三年，她找了家庭成分好的嫁了，我失恋了。”袁隆平说：“她结婚后我等了她三年半。我很痴心呢，我这个人。”

痴情的袁隆平等到那位女老师生了孩子后，才彻底断了念头。

经历了苦涩初恋的袁隆平，将心思和精力都投到教学和科研中。33岁那一年，属于他的姻缘终于来临了。

那时的邓则，也因“家庭出身不好”，在婚恋问题上陷入苦恼。她的一位同学牵线介绍“袁老师”。从此，邓则、袁隆平开始交往，渐生情愫。

袁隆平有时约邓则看电影，然后送她回农技站。邓则觉得“影响不好”。袁隆平说：“我们大男大女谈情说爱，有什么影响不好？就是要扩大影响！”——这段有趣的经历，记录在袁隆平学生谢长江写的《袁隆平传》里。

1964年正月，黔阳地区举行职工篮球比赛，比赛地在安江农校，作为县里女子队运动员的邓则来学校参赛。袁隆平的同事们决定“趁热打铁”，邀请邓则来袁隆平宿舍“视察”。在袁隆平的房间里，邓则看到四处堆着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脸盆洗手，发现底部烂了，必须侧着盆子才不会漏水。

在朋友和同事们的张罗下，两人的婚礼就在校园里举行，简朴而热闹。

学农的邓则理解丈夫对杂交水稻实验的“狂热”，鼓励他“放手干”，有时还拿出工资帮袁隆平买实验器材。后来三个儿子相继出生，袁隆平大部分时间呆在海南等地的实验田，照顾小孩、老人的重担落在邓则身上。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俩处于聚少离多的“分居”状态。袁隆平的父亲去世时，后事也是由邓则代袁隆平打理。

邓则一直叫丈夫“袁先生”，称谓中含有敬意，日子长了又多了亲昵的味道。袁隆平对妻子的付出深怀内疚，称她是“贤内助”。

袁隆平90岁生日时与家人合影。 视频截图 

播种者：最后时刻仍牵挂杂交水稻事业

袁隆平病逝的那天，曾经三次采访他的央视《面对面》主持人王宁，在微博上发出哭泣的表情，并写了一句文字：“在此刻，袁老又回到了妈妈的怀抱。”这条微博还配发了90年前的一张黑白照——一位年轻的妇女抱着一个1岁男孩。

袁隆平的母亲抱着他合影。

那个小男孩就是袁隆平。抱着他的是母亲华静，她是江苏镇江人，在教会学校读过高中，当过小学老师。袁隆平还小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进行简单的英文对话，这为他的英语打下了良好基础。

“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是在做人方面，”袁隆平在自传中回忆，“她教导我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

1989年，母亲在安江病危，袁隆平还在长沙主持一个杂交水稻现场会。等他赶回安江，母亲已经走了。

80岁的袁隆平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他向妈妈忏悔，当年没能及时赶回来见最后一面。“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袁隆平是在自己做了父亲后，才更懂得父母对儿女无私的爱。

袁隆平和妻子生育了三个儿子，他分别给孩子们取小名“五一、五二、五三”。他的三个可爱的孙女，在他90岁那年曾出镜接受采访。“我记得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问我说，你知道你爷爷是干嘛的吗？”一个孙女说：“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我就说，我爷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话音刚落，坐在沙发上的这三个女孩都笑弯了腰。

关注天气，时时留意气候对水稻试验的影响，是袁隆平养成的习惯。他在医院治疗的最后那段时间，也通过医护人员了解天气变化。

“袁老走的时候没有留下遗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齐绍武说：“我想，袁老是放心的。相信我们会把杂交水稻事业好好干下去。”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实验楼播放袁隆平生前的题词。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柏连阳在悼念文章里写道，最好的缅怀方式就是继承袁老遗志，“一定把中国的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