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一二三专栏：“贫困”的日本

        目前日本书店的排行榜上，充斥着“贫困”两个字，例如《最贫困单身母亲》、《最贫困女子》、《女性们的贫困》、《单身母亲的贫困》、《把贫困推给孩子的国家——日本》、《贫困大国美国》、《孩子们的贫困》、《反贫困》、《现代的贫困》等等。若说2000年代日本社会的关键词是“格差（落差）”，2010年代的显然是“贫困”了。

        我们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曾标榜“一亿总中流”，意味着大多数国民摆脱了贫困而成功地进入了中产阶级，彼此的差别只在于中上、中中、中下之间了。细看当年出版的书籍目录，若在标题中有“贫困”一词，指的要么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萧条，或者是印度、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挑战，总的来说是别人的事。

        日本社会一时消灭了贫困，未料，从1990年代起，国家经济又开始下缓坡了。书店里开始出现了关于“Homeless（无家可归者）”的报道文学。因为本地原有的乞丐、流浪汉等早就跟“贫困”一起绝灭了，只好借用美国名词来称呼那些新出现于都会后街的族群。日本媒体当初把他们视为富裕社会的副产物：只要丢弃自尊心，从餐馆、便利店后面的垃圾筒捡来剩饭或者刚过了赏味期限的食品，生存并不是很困难。

        然后，来到了2000年代初小泉纯一郎首相的长期政权。他和亲信的经济学家竹中平藏都是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信奉者。“自我责任”成了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政府缓和劳务派遣法的规制，结果导致了低薪临时工的激增。社会上，“胜组（胜利族群）－负组（失败族群）”、“格差（落差）”成了流行语。

        2003年，当官僚出身的经济学家森永卓郎问世《年薪三百万圆时代的经济学》之际，大多数日本人以为该书标题太夸张了，因为此间上班族的共识是：年薪一千万是不难实现的目标，三百万则连作为起薪也嫌太低了。谁料到，没几年工夫，至少对年轻一代来说，三百万是很现实，非接受不可的数目了。其实，这些年来，收入的两极分化是全球性现象：少数人赚大笔钱，多数人的收入却低迷。森永的预测来自对世界经济潮流的观察，并不是算命算得准。

        大家轰轰烈烈地讨论了几年“格差”以后，有人忽然指出来：当下的问题不再是相对的“格差”，而是绝对的“贫困”了。2007年，社会福祉学者岩田正美发表《现代的贫困——Working Poor/Homeless/生活补贴》一书，第一章的题目就是：从“格差”到“贫困”。书名中有两个英文名词“Working Poor”（有职贫困族群）和“Homeless”（无家可归者），表示当代日语里没有语义相同的词儿，可见在21世纪初的日本，“贫困”是消灭了多年以后，重新被发现、重新被定义的现象。

        岩田写道：在当下日本，人们陷入“贫困”的原因有三个，即低学历、非正规工作、没有家庭。也就是说，没读过大学，长期做临时工，跟父母兄弟的关系逐渐淡薄，也没有缘分成家的人，储蓄不会很多，所以一旦由于生病等原因断绝了收入来源，很快就要陷入无家可归状态，除非有人协助向公家申请生活补贴，再也不能东山再起了。

        一年后，发自美国的金融海啸打击了日本制造业。之前，作为临时工，单身住在工厂宿舍的人们，不仅突然被解雇，而且被迫赶紧从宿舍搬出去。结果，从2008年除夕夜到翌年初，约五百名失业者涌到东京厚生劳动省（相当于中央政府卫生部）讲堂，由一千多名义工提供伙食和福利咨询，乃日本空前的“过年派遣村”。

        同一时期，大众媒体报道：失去了工作和住房的年轻人，开始把大城市里的网吧或通宵营业的快餐店当窝了；他们被称为“网吧难民”。他们的经历，基本上证实了岩田在书中的论述。不过，其中也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因为正出社会时背运碰上了1990年代中叶的所谓“就职冰河期”，只能找到临时工作，过了十年都没能转为正规职工，人缘方面则越来越孤立。当代日本的“网吧难民”不像从前的流浪汉那样漂浮于街头，反之把自己的存在躲藏在网吧、快餐店等消费场所，网吧设有投币式淋浴室，所以也不至于散发出叫人捏鼻子的恶臭。总的来说，“网吧难民”是“看不见”的无家可归者。之后，接踵而来的关于“贫困”的书籍里，“看不见”可以说是关键词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