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失衡的大学

        四川大学教师周鼎的两封《自白书》，再次显示大学如今陷入了自我否定的困境。所谓自我否定的表现，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争议最多的往往与资源分配有关。中国已经公开宣布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来自政府的经费为此逐年增长，很多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却发现，在课题遴选、经费使用和结项评估方面，都存在许多与一流大学做法完全相反的做法。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和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在为《科学》（Science）杂志撰写的文章中已经尖锐地指出：虽然中国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长，但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造成“资源浪费、腐蚀精神、阻碍创新”。

        问题并不仅限于此。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奇特的现象：政府出资在教室里安装监控设备，声称这是为了提高教师教学水平，而教师却因为评价体系轻视教学而公开拒绝公选课；当教师因组织读书会被迫辞职时，有的媒体却指责教师偏离了政治方向；大学用软件和机器检测学生毕业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对被指出存在抄袭情况的教师不置一词。前几年还有这样的事：考生频频指责研究生导师在招生中舞弊，导师却因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招生而辞去研究生导师职务。

        今天的大学像长着两个头的连体人，一个头总是在否定另一个头说的话：教师与行政人员、学术与政治、教学与科研、论文数量与论文质量……这些因素本来应该保持着平衡，如今却不时因失衡而导致尖锐的冲突。

        问题并不是这些因素无法保持平衡，而是平衡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掌握在谁手里？周鼎在《自白书》中指出的现象，表面上看，是在指摘失衡的评估体系过于倾向于科研，而忽视了本科生的教学。但在此后的讨论中，他的同行们纷纷指出，科研与教学本身并不对立，真正的问题是，科研的含义被狭窄地限定在争取了多少课题经费和发表了多少论文上。这使得分配科研经费的人——也即饶毅和施一公说的“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可以决定整个行业的走势，并使其他同行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和他们搞好关系上。

        有些科学家质疑饶毅和施一公“以偏概全”，如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外籍所长），他认为这些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体制，而在于中国科学界缺乏“道德自律”。

        不管怎样，这种做法符合高校现行行政管理的需求。课题经费和论文数量让学术官僚能够非常便捷地评估教师的成绩，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教师的职称甚至是他们能否续约。大多数大学行政人员并非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因此无法分辨什么是重要和优秀的研究，什么是以次充好的陈词滥调。这导致论文数量越来越多，但绝大部分是在低层次重复类似的结论，甚至是验证预定的观点。这些没有价值的工作浪费了教师的时间和精力。那些无法直观反映在数字中的工作，比如在教学中与学生进入深入沟通，也因此受到轻视。这正是周鼎在《自白书》中提到并引起很多大学教师共鸣的地方。

        制定课题清单、分配学术资源的机构和对大学进行日常管理的机构在目标和工作方式上结合的程度越深，大学的多元性就越差。这分两种情形。经费和评价体系对课题的倾斜，首先损害了大学本身的多元性。为了争取更多经费，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的教学型大学和高等职业院校——它们应该是高等教育的主体——也不得不加入到对“研究型大学”这一名目的追逐中来。这种罔顾大学的优势、传统和办学目标的做法，进一步造成资源分配不公和资源浪费。课题和论文数量在教师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过重，又抑制了研究型大学内部的多元性。特别是当课题清单包含少数人的偏见和私利时，这些清单就迫使学者把研究重心调整到清单的范围之内，而不是专注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或是把时间用于和学生交流。

        不是一个原因，而是多个原因，让大学变成了自我否定的双头人：课题凌驾于大学之上，学术官僚凌驾于教师之上，可量化因素凌驾于不可量化因素之上，论文数量凌驾于论文质量之上，以及对多元性本身容忍不够。它们将导致更多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