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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我并不打算撕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张标签

霍布斯鲍姆

2014-12-26 15:3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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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历史学家的主要宗旨，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纪录中后退，而以更宽广的脉络和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编者按】

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80高龄之时编撰的重要著作《论历史》近日出版。经过50多年的学术磨炼和人生积淀，霍布斯鲍姆将对历史的思考与感悟，全部融入其中，反映了这位世界级伟人毕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怀。

在这本书中，他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历史学家的责任；讨论历史对当代社会的作用，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的价值；检视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探讨马克思与当代历史潮流的关系；讲述欧洲历史、底层历史、俄国革命和破坏文明发展的全球性野蛮主义……通过本书的论述，霍布斯鲍姆引领读者一同思考历史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以及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霍布斯鲍姆为该书撰写的序言。这些文字展现了霍布斯鲍姆对于历史书写重要性的坚定信念，同时，展现了他精辟的分析、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观点。

历史学家向来是缺乏哲学心灵的，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不对自己所研究的主题做一番反思。就算他们可以，一般却不鼓励这种做法，因为随着历史学家的年纪渐长，伴随而来的演讲与讨论会也会渐形增多，在这些场合，听众比较能够接受的是一般性的介绍，而不是过于烦琐的实际研究内容。但是，目前的潮流却倾向于从概念或方法论上来提出历史问题。正当崇尚和平的历史学家泰然自得地在肥美的史料牧地上低头咀嚼，或反刍着其他人的出版物之时，其他领域的理论家却已经不知不觉地围了上来。有时候就连那些最不好斗的人，也会被逼着非得面对这些攻击者不可。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不好斗，但至少在评价彼此的作品时还算温和。不过，学院中各个研究领域也曾经发生过几次相当激烈的学术论战。所以，当某人从事史学工作达50年之久，应该在这当中会有所反思，而如今结集成册，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虽然这些论文都很简短而且不成体系——有许多篇是因为受限于50分钟的演讲时间——但是都企图要抓住一系列连贯的问题。主要可分为三个领域。首先，我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于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也关心人们是如何理解世界、塑造世界的。说得详细一点儿，我要讨论历史学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其价值何在，特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论文可以说是替历史学打广告。其次，这些论文讨论了历史学家与其他研究过去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包括调查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同时也介入当前的争论，如后现代主义与计量史学（cliometrics）。再次，这些论文显示了我的史学风格，也就是我所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该关心的中心问题，以及我所认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当然论文还会显示出那些能象征我的年代、背景以及人生经验的写作特色。读者应该会发现，每一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都彼此相关。

关于论文的说明应该到此为止。不过，我还要补充解释一下这本书的两个主题。

首先，借用一下我朋友与同事的作品标题，也就是关于“历史的真相”。我强烈支持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历史学家所调查的乃是事实。历史学家从事研究，一定是秉持这种基本观点，无论他的研究范围有多么广阔也是一样，如此才能区别出基于事实的建构跟小说有何不同，而基于证据来陈述历史与不基于证据有何不同。

最近几十年来开始风行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尤其流行于左派），认为客观的事实是不可能企及的，因为我们所谓的“事实”，是概念上的意义，而所谓的历史问题，只是从这种概念上的“事实”出发罢了。我们所研究的过去，只是我们的心智所建构出来的。而这种建构物不管有没有逻辑或证据支持，原则上都是有效的。只要有强大的情感与信念来支撑，那么《圣经》上所说的创世记并不会比自然科学所讲的宇宙诞生更不可靠：它们只是不同而已。完全反对这种说法的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而比实证主义更强烈地表达这种反对的则只有经验主义（empiricism）。

简言之，我认为如果不区别什么是及什么不是，那么历史就不存在了。罗马在布匿战争（Punic Wars）中打败并摧毁了迦太基（Carthage），这就是事实，如此而已。至于我们是如何搜集并且诠释这些可被验证的数据（包括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人们对此是怎么想的）则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相对主义者敢完全否定客观事实的存在，尤其是在讲到希特勒有没有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不过，相对主义（relativism）所怀疑的不仅限于历史，还包括法庭之中。在谋杀案中，被告是否会被定罪，就要看基于传统实证主义的立场所搜集的证据（如果搜集得到的话）所受的评估如何。任何一位无辜的读者如果发现自己在被告席上的话，一定会上诉。至于为有罪者辩护的律师呢？则会用后现代的方法来辩护。

其次是关于我所属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取向。虽然这么说并不精确，但我并不打算撕掉这张标签。20世纪30年代前半叶，我在德国一所保守的高中（Gymnasium）念书，后来又在伦敦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受教于一位了不起的自由派老师，但我一直觉得历史是很无聊的科目；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不会对历史产生特殊的兴趣，日后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学教授。马克思，以及青年马克思激进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我研究的素材以及写作的灵感。即使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取向中有一大部分可以丢到垃圾桶里了，我还是愿意表示我的敬意（虽然深刻但并非毫无批判），用日本人所说的“老师”（sensei）来称呼他，意即思想上的导师，人们总是从这样的人身上得到太多却无法偿还。我后来（在这些论文中会看到）又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乃是历史最好的向导，如伟大的14世纪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所叙述的，这种概念表明了历史就是：

人类社会或世界文明的纪录；社会本质中所发生种种变迁的纪录；人与人之间革命与暴乱，因此而造成了国家大小林立的纪录；人们各种活动与职业，不管是为了营生还是科学和手工艺的纪录；以及一般来说，社会本质上本来就会经历的所有转变的纪录。

对我来说，我的研究领域是欧洲中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界的转变，因此这段话可说是对我的最佳指导。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在20世纪两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战争中，双方都一直想要在彼此间划定一条清楚的界线。一方面，前苏联政府当局不允许我的作品译成俄文，即便我本人是共产党员，而我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英文版编辑。从他们的正统标准来判断，他们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另一方面，最近并没有任何一位“有地位”的法国出版商愿意翻译我的《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也许是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对于巴黎的读者太震撼了，或者说，对于那些负责评论我的书的人太感震撼了。从我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历史学从19世纪开始，一直到思想的混沌开始沉淀清晰的20世纪70年代，所显示的是逐渐合流而不是渐形分离。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平行发展的派别。两派彼此之间都发现对方的历史主题与自己相当类似，但背后的思想脉络却不相同；除此之外，两派主要人物的政治立场也不相同。解释时只认同于马克思主义，或甚至只认同于我所说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vulgar Marxism），这种解释渗透进入传统的历史解释当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半个世纪之前，我可以这样说，至少在英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会主张欧洲中世纪炼狱概念的产生，是因为教会的经济基础从依赖富人与贵族的捐献，开始扩大它的财政基础。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管是牛津大学中世纪史名家理查德·萨瑟恩爵士（Sir Richard Southern），或是他所评论过的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都采用了这种解释，有谁会因此从意识形态上或政治立场上把他们归类为马克思的追随者或支持者呢？

我认为，历史学的合流为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提供了可喜的证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已经结合成一个连贯有条理的思想事业了，并且在理解今日世界是如何形成上面，也取得了进展。当然，我并不想就这样认定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需要区别，尽管两派的货柜里所放的货物一样杂乱无章难以定义。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不包括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人——已经为历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绝非独力作战。他们的作品，或任何人的作品，不应该受到他们本身所抱持的政治立场影响，而遭人贴标签并仓促地受到判断。

这里所集结的论文，是在过去30年中陆续写成的，主要是演讲以及会议或研讨会的稿子，有一些则是书评或特殊学术场合的稿子，如为学术同人进行庆祝或纪念所出版的论文集或纪念文集。这些文章的读者从一般听众——主要是大学生，到专业的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这类小众。第3、5、7、8、17及19章是第一次出版，第17章原本是以德文写作，是在德国一年一度的“历史学家日”（Historikertag）所做的演讲，后来在《时代》（Die Zeit）刊出。第1章与第15章原本发表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2章与第14章发表在史学评论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4、11与20章则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第6章在《代达罗斯》（Daedalus），也就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评论上，第10与21章在《第欧根尼》（Diogenes），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赞助。第13章在《评论》（Review），由位于宾厄姆顿（Binghamton）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布罗代尔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赞助，第18章则是伦敦大学出版的小册子。第9与第16章则是纪念文集内的文章，关于纪念的详细事由及时间则在两章的开头会有说明，文章未加更动。最后，感谢那些允许我把这些文章重新出版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