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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与全球抗争的情感团结
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革命浪潮中,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曾经占据精神核心的位置。而革命退潮后,巴勒斯坦不断被污名化(哈马斯的恐怖主义)和悲情化(废墟与难民)。今天这一切似乎又发生了变化,2019年以来,全球抵抗运动如火如荼,在2020年被“黑命攸关”运动推向高潮,巴勒斯坦重新回到了情感团结的中心位置。就像曼德拉在1997年所说,“没有巴勒斯坦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不完整的。”
当地时间5月21日2时,巴以双方达成的停火协议正式生效,结束了长达11日的武装冲突。但显然,以色列当局的定居者殖民和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巴勒斯坦民众的抗争行动不会随着停火而停歇。世界范围内,在伦敦、墨尔本、巴黎、纽约、柏林以及许多其他城市和区域,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游行正在持续展开,抗议者们坚定地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他们要求自己的政府实施制裁和禁运以削减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和经济支持,谴责以色列当局过度使用武力、无差别轰炸加沙人口稠密的平民区,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色列当局的定居者殖民和种族隔离制度。抗议现场时常出现这样的口号:“停火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人权和正义”。
舆论场似乎在发生变化。曾经,如萨义德在约30年前所言,任何人要想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发表批评美国政策或以色列当局的言论都极其困难,而发表敌视阿拉伯民族/文化或伊斯兰教的言论则再容易不过,甚至会招来大量簇拥。而如今,就像巴勒斯坦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指出的,“浩劫(Nakba)”和“起义(Intifada)”等词汇终于进入了主流媒体、对定居者殖民和犹太复国主义真正意涵等问题的讨论终于进入了全球(尤其是西方)的公共话语。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内具有左翼倾向的政治家(如众议员亚力山卓·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开始承认和反对以色列当局的种族隔离政策,并提出议案试图阻止美国向以色列出售精确制导武器。此外,曾经的一大禁忌——将以色列当局的所作所为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提并论——也被打破。2021年1月,基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权组织卜采莱姆(B'Tselem)发表报告,首次将以色列定性为“种族隔离”政权。曾领导非国大(ANC)与种族隔离白人政权谈判的南非现任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评论道,强迫巴勒斯坦居民迁出、为以色列定居者让路、摧毁加沙地带的房屋使他“回忆起南非的可怕历史”以及“我们自己的种族隔离制度带来的巨大痛苦”,“当我们看到这些画面时,我们不可能不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长期被亲以色列情绪统治的西方舆论场正在酝酿不同的声音,曾经不可逾越的壁垒显示出瓦解的迹象。
不妨把视角投向街头,来寻找这种变化发生的可感形式。在世界各地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上,人们在挥舞巴勒斯坦国旗的同时手握“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克什米尔自决运动、女性主义和性别公正运动、缅甸公民抗命运动等运动的旗帜和标语。从“自1948年起巴勒斯坦人无法呼吸”到“从巴勒斯坦到克什米尔:非法占领是罪行”,从“巴勒斯坦是一个女性主义议题”到“从罗贾瓦到加沙:粉碎殖民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库尔德斯坦”(后者成为有别于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些标语和口号印证了世界范围内诸社会运动的汇流,凸显了交织的生命经验、交叉的压迫结构和交融的情感联结。
“自1948年起我们就无法呼吸”
乔治城大学伊斯兰研究博士候选人玛丽亚·哈努恩(Marya Hannun)是在美国长大的巴勒斯坦人,她从个人视角观察到这次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的不同之处。她发现自己的社交圈子里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当局的物质支持的人越来越多,那些此前从不关心相关议题、向来保持沉默的朋友也开始为巴勒斯坦发声。新闻媒体中也常见对以色列非法占领、过度使用暴力等行为的批评,而且不少专栏文章将以色列的侵犯人权行为与美国的警察暴力联系起来。她认为舆论场的这一转变与“黑命攸关”运动息息相关。
黑人抗争运动与巴勒斯坦的团结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自“黑命攸关”的最初阶段起,运动组织者就明确地将这两个运动联系起来。今天,“黑命攸关”运动官方借助其强大的线上/线下影响力(例如关注者数量庞大的社交媒体账号),试图联合起世界各地的反种族主义运动。许多在过去一年中崭露头角的黑命攸关活动人士都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支持以色列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宣称,对巴勒斯坦议题的沉默与对美国种族不公的沉默如出一辙。随着美国种族正义运动日益提高的可见度和影响力,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点开始由诸如“两国方案”这样的宏观政治争论转向个体人权侵犯的议题。
在乔治·弗洛伊德死于警察暴力后,他的形象被绘于围绕占领的西岸地区修建的隔离墙上。
从这个角度看,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对两个运动的联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乔治·弗洛伊德死于警察暴力后,他的形象被绘于围绕占领的西岸地区修建的隔离墙上。2020年5月30日,患有自闭症的32岁巴勒斯坦男子埃亚德·哈拉克(Eyad al-Hallaq)在经过耶路撒冷的一个检查站时被以色列警察射杀。事发时哈拉克正像往常一样步行前往他每天上课的残障学校,当他经过检查点时,执勤的以色列警官怀疑他持有武器(事后证明他未携带任何武器,当时他只是在尝试掏出手机),便喝令他停下。哈拉克未听懂警官的命令,想要徒步逃跑时被射杀。哈拉克遇害后,巴勒斯坦抗议者们将弗洛伊德的照片与哈拉克的照片摆在一起制成各式海报和标牌,上面写着“两个国家,相似的制度”或是“从美国到巴勒斯坦……种族主义是暴行”。这种并置源于两个社群遭受的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共同的伤痛和愤怒构成了这种情感联结的底色。
巴勒斯坦抗议者们将弗洛伊德的照片与哈拉克的照片摆在一起制成各式海报和标牌“我们的斗争是一样的。”
此外,“黑命攸关”运动与巴勒斯坦抗争运动的联结也促进了对两地紧密交织的压迫技术的关注。美国政府不仅每年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且其警察部队在以色列接受培训,用于镇压美国抗议活动的监视技术和安全服务承包商也同时受雇于以色列军方。压迫技术互通的同时,对压迫的反抗和斗争也在缔造联结。在2014年美国警察杀害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后,于密苏里州弗格森举行的抗议活动中,抗议者高举着标语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民众则在社交媒体上广泛分享如何应对警方催泪瓦斯的运动经验。
哲学家和黑人活动家、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名誉教授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揭示了美国监狱产业、种族暴力和巴勒斯坦政治监禁乃至更广泛议题之间的深刻联系。她认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相似性体现在定居者殖民、对原住民的种族清洗、种族隔离制度、运用法律制度来实施系统性压迫等方方面面。声援巴勒斯坦有助于进一步改变美国当代运动的政治意识,使之更加丰富厚重。戴维斯坚信“黑命攸关”和美国其他社会运动需要声援巴勒斯坦,例如联合BDS运动(即“抵制、撤资、制裁以色列”运动,倡议对以色列进行抵制、撤资和经济制裁,要求以色列履行其国际法义务,从占领领土撤出、拆除西岸隔离墙、实现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的完全平等、以及“尊重、保护和促进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和重获财产的权利”),从BDS以及南非的反种族隔离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丰富自己的政治议程。不仅如此,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巴勒斯坦议题也有助于拓宽“废除主义”(Abolitionism)的视野。巴勒斯坦的经验有助于重新审视“监禁国家”等概念,更好地理解占领的日常收容性、监禁的作用机制以及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当局无处不在的警务活动乃至警察暴力。这反过来也对研究更广泛的议题大有裨益,例如挑战父权制下的性别二元论,或反对自然化、客观化以身体、精神和智力为名的区隔和歧视。
“我们是巴勒斯坦”
当地时间5月15日,查谟-克什米尔警方拘捕了21名参加声援巴勒斯坦集会的民众,其中包括来自斯利那加(Srinagar)的艺术家穆达希尔·古尔(Mudasir Gul),他在一座桥上喷涂了“我们是巴勒斯坦”(“WE ARE PALESTINE”)字样和一个披着巴勒斯坦国旗头巾的女性形象。警方随后将桥上的涂鸦抹掉,古尔因触犯公共安全法被拘留三天。
查谟-克什米尔的一座桥上“我们就是巴勒斯坦”的涂鸦
回到家中的古尔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巴勒斯坦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历史与伊斯兰教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克什米尔的每个孩子都知道巴勒斯坦。和加沙的孩子们一样,我们也是在冲突地带长大的。我们的生活被不受控制的暴力塑造。在2014年加沙战争中,我第一次目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暴行的实际面目。我在电视上看到无辜的儿童被屠杀,这让我非常痛苦。我无法忍受所发生的一切,哭了很多次。如今以色列又在轰炸加沙。克什米尔的人们也能感受到相同的痛苦。我不是激进分子。我没有杀害任何警察或士兵。我甚至没有扔石头。作为艺术家,我只是给自己的感情寻找了一个出口。我没想到,在克什米尔,以非暴力的方式思考和表达自己也是犯罪行为。”
与巴勒斯坦的情况类似,后殖民的印控克什米尔也表现出严重的军事化、非法占领、侵犯人权,以及相应产生的人民抵抗和情感团结。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克什米尔人要求自治和自决的斗争和运动持续至今。巴勒斯坦与克什米尔两地的历史境遇在大英帝国的衰落背景下存在着强烈的交叠,而在晚近的对抗性国际政治中,它们也都被粗暴归入所谓“伊斯兰恐怖主义”范畴。印度是以色列武器的最大买家,莫迪政府掌权后,印度与以色列的关系越走越近,莫迪曾公开称赞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部门,尤其是它们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压制。在克什米尔,警察和军方用来镇压民众抵抗的许多策略都是直接从以色列那里学习的。
2019年8月,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在未咨询克什米尔立法机构、未告知克什米尔人民的情况下单方面取消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将查谟-克什米尔地区一分为二,成立查谟-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由印度政府直接统治,通过行使总统权力发布《总统法令2019(克什米尔地区)》结束了该地区70余年来所享受的特殊宪法地位。此举被斥为“非法”和“以欺骗手段完成的违宪行为”。印度政府预料到克什米尔人会奋起反抗,于是增派数万人部队驻扎,一时间克什米尔被置于宵禁和通信封锁之下。包括手机、互联网和有线电视在内的所有通信形式暂停了七个月之久。
从屠杀、酷刑、性暴力、任意拘留、法外处决,到拆毁房屋、拒绝交还遗体、加强监视、镇压抗议,再到文化侵略、抹去历史,种种嵌入日常军事秩序中的侵犯人权行为和暴力形式植根于伊斯兰恐惧症和控制穆斯林他者的多数主义统治需要,构成了克什米尔和巴勒斯坦民众对殖民占领的共同经验。巴勒斯坦的BDS运动呼吁大家声援“军事镇压之下的克什米尔人,这种镇压在很多情况下与以色列的占领和控制形式相似”。此外,废除自治地位事件后,印度政府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所作所为与以色列当局在巴勒斯坦推进的定居者殖民之间的相似之处愈发清晰可辨。克什米尔人认为丧失自治权是对其族群、文化和宗教身份的攻击,他们担心取消自治地位会推动大量印度公民迁居克什米尔,推进克什米尔的定居殖民进程,进而为财产剥夺和资源攫取打开大门。
与黑命攸关运动类似,压迫的相似性也催生了抵抗的交织。如果说“苦难”将发生在克什米尔与巴勒斯坦的悲剧相连,那么“悲情”则催生了两地民众斗争中的情感团结。克什米尔人将巴勒斯坦人的抗争看作先锋和模板,从中汲取力量、学习经验。2008年以来,克什米尔人的反抗开始从武装斗争转向以街头为中心的平民抵抗。例如,克什米尔青年用石块与印度占领军队对抗。投掷石块是一种古老的抗议形式,可以追溯到反抗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而街头投掷石块的场景也立即让人想起巴勒斯坦青年向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的画面。“起义(Intifada)”一词也在这两个地区间引起了强烈共鸣。2008年后,“起义”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和媒体话语中用来描述克什米尔斗争的常用词汇,连接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殖民占领的抗争。如今的克什米尔“起义”愈发显示出类似巴勒斯坦“起义”中的非暴力元素,包括不合作运动、抗税、罢工、抵制商品、集会示威和辞去政府工作等等。
“巴勒斯坦是一个女性主义议题”
自本次以色列当局暴力驱逐巴勒斯坦居民并镇压阿克萨清真寺的抗议民众、引发巴以冲突以来,世界范围内已有数所大学和相关院系专业(例如人类学系、中东研究系)发表公开声明声援巴勒斯坦。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女性和性别研究系与民族研究系共同发布以“巴勒斯坦是一个女性主义议题”为题的声援声明,其中写道:“在学术和活动中实践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观点的承诺基础上,我们继续放大黑人、原住民、阿拉伯人、穆斯林和犹太女性主义和酷儿学者和活动家的声音,以支持巴勒斯坦争取解放的长期斗争。我们呼吁学术界关注和教授巴勒斯坦研究领域的女性主义学者的工作;反对在大学校园内外通过虚伪地将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主义混为一谈来压制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支持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当局的抵制、撤资和制裁(BDS)的呼吁;在校园内发起对话,让学生和大学社群增进对世界各地的原住民解放斗争的了解。”
“巴勒斯坦是一个女性主义议题”,因为殖民暴行和国家暴力既是种族化也是性别化的。由黑人女性主义奠基的交叉性女性主义框架(Crenshaw 1989)认为女性的重叠或交叉的身份会影响她们经验压迫和歧视的方式。交叉性框架拒绝将女性的全部经验简化为性别的单个范畴,而是把压迫系统看作多种因素(种族、阶级、民族、残障、公民身份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从交叉性视角来观察,那么巴勒斯坦无疑是一个女性主义议题。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和种族隔离让所有巴勒斯坦人笼罩在压迫、暴力和毁灭的阴影下,对巴勒斯坦女性而言尤甚——她们尤其痛苦地承受着种族隔离的结构性暴力的后果。
长期以来,全球北方的女性主义讨论(尤其是白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涉及以色列的时候习惯于保持缄默,尽量避免“提及政治”,尽管讽刺的是,“个人即政治”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即使是全球北方的激进女性主义者也往往忽视了巴勒斯坦女性的主体性,在谈论巴以议题时粗暴套用现代/教化/世俗vs落后/野蛮/宗教的二元框架,认为穆斯林女性亟待被从邪恶宗教和落后社会中解救(Abu-Lughod 2013)。这种对处于各种交叉性压迫下的全球南方女性的主体性的无视,混同大屠杀的历史包袱和对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混淆,遮蔽了大部分全球北方活动家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对巴勒斯坦女性自己而言,更严重急迫的压迫来源并非伊斯兰主义,而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非法占领;而且,占领和殖民的残忍后果有着极其性别化的体现。正因如此,巴勒斯坦女性才坚持将追求性别公正的斗争与民族解放议题联系在一起。
在种族隔离的以色列当局统治下,巴勒斯坦女性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受教育权利、经济机会和生育健康,政治暴力构成了她们遭受暴力的一个主要方面,其表现形式包括任意逮捕和监禁、对巴勒斯坦女囚实施和威胁实施性暴力、敲诈、以色列当局对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受害者的威胁等等。巴勒斯坦女性被迫在检查站生产、在以色列空袭期间大量流产,她们的生育健康和后代被视为人口威胁(以色列内盖夫[Negev]地区的巴勒斯坦女性在分娩时死亡、胎死腹中和新生儿死亡方面的比率全世界最高。这些都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限制和以色列拒绝向巴勒斯坦妇女提供医疗服务直接相关),她们由于以色列的封锁而无法出国留学,她们在步行上学时常常被以色列定居者用石块砸伤,或是被以色列士兵性骚扰。
当然,“巴勒斯坦女性”也绝非铁板一块的标签,个体经验之间存在各种差异。而且,纵然被剥夺了自由、尊严和自决权,巴勒斯坦女性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吁其他女性主义者、活动人士和学者不只是“透过面纱”看到她们,更重要的是“透过以色列的政治宣传”看到她们的诉求和主体性。多样的巴勒斯坦女性团体根据她们的社会位置和具体诉求展开民族解放和性别解放斗争,在父权制、殖民统治、民族主义话语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复杂互动中与各方博弈。这方面的努力包括始于1980年代的一系列工作坊和普及教育,以及组织全球北方活动人士代表团前往巴勒斯坦,以便亲眼目睹非法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生活现实(Elia 2017)。
巴勒斯坦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多重身份(作为斗争者、养育者、照顾者、社会生活参与者、文化承载者)均遭到以色列当局的无情侵袭(从历史上看,殖民政权往往会将控制和攻击被殖民女性视为掌控和统治殖民地社会政治生活的捷径)。因此,将交叉性问题纳入视阈的女性主义不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是必须与巴勒斯坦女性站在一起,为自由、平等、正义而斗争。从根本上说,女性主义也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至上主义和压迫统治。巴勒斯坦的女性议题对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全球北方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了要求——必须摈弃对世界其他地方苦难的视而不见、坚信只有同一套父权制压迫结构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姿态,开始承认巴勒斯坦女性的主体性、看到她们的坚韧、倾听她们的诉求。这次巴以冲突后一些大学的中东研究、性别研究和人类学等院系均在网上贴出相关巴勒斯坦研究书单,不妨从阅读相关研究开始迈出第一步。
尾声
本文尝试梳理了从此次声援巴勒斯坦运动中涌现的更大范围运动网络的一个片段,交织的生命经验、交叉的压迫结构和交融的情感联结共同促成了这些运动的合流与交汇。当下,巴勒斯坦人和其他社群正围绕监禁、执法暴力、移民权利、边境暴力等议题走到一起,共同对抗性别暴力、定居者殖民、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舆论场的转变与看上去互不相关、独立发展的诸思想和实践的汇合既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也不是稍纵即逝的瞬间,而是长期的动态过程,伴随着环境的变化起起伏伏,但始终存续、始终与各式压迫力量抗衡。纳尔逊·曼德拉在1997年国际声援巴勒斯坦人民日上发言时说:“我们非常清楚,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不完整的”。
Reference
https://www.colorado.edu/wgst/2021/05/18/palestine-feminist-issue
https://uscpr.org/feministpalestine
https://thewire.in/rights/our-lives-are-shaped-by-violence-kashmiri-artist-detained-for-we-are-palestine-mural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israel-palestine-india-kashmir-make-pay-solidarity
https://lithub.com/angela-davis-on-black-lives-matter-palestine-and-the-future-of-radicalism/
https://jps.library.utoronto.ca/index.php/des/article/view/28902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1/05/black-lives-matter-israel-palestine.amp
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5/15/israel-apartheid-palestine-jerusal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may/23/israel-apartheid-boycotts-sanctions-south-africa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070289X.2020.1750199
https://anfenglish.com/culture/after-gaza-comes-gare-5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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