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印刷术的源头来自印度，产生在中国

        【编者按】

        要说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之进步，提起“四大发明”总是令国人为之骄傲。近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其微博中指出中学历史教材中关于“四大发明”及“活字印刷术”的论述有悖于历史事实：1、印刷术是“四大发明”之一，而非活字印刷术。2、历史事实证明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古代印刷业应用有限，要说其“既经济又便捷”不准确，更遑论其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技术成就。

        其实，关于印刷术问题，辛教授关注已久，不久前还撰有长文《论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技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时间》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整理《历史教科书犯的错：活字印刷术是“四大发明”吗？》一文时发现，学界对于“印刷术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的观点莫衷一是，有西汉说、东汉说、魏晋南北朝说、隋朝说、唐贞观说等等，另外，活字印刷术自毕昇创制以后，也曾经过不断发展，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历史过程，是否会影响对活字印刷术的评价？就此问题，记者请教辛教授，他于百忙之中抽空撰写短文回信予以回答。澎湃新闻发表此文，以飨读者。标题为编者所拟。

       

        印刷术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发明，对推进世界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全可以说是一项划时代的技术创造。正因为如此，科学、准确地认识印刷术发明的时间及其社会原因，在学术上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认识，却相当模糊。这是很不应该的。

        我从十几年前开始，就着手搜集史料，辨析史事，希望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厘清这一问题，至少能够得出更深入一些的认识。

        在一一梳理学术界已有的各种认识的过程中，我日渐清晰地认识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和中国学者向达，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早已不约而同地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正确的解答，即印刷术的产生，基于佛教信仰者的佛事活动，而它的技术源头，直接来自印度的捺印佛像。后来在五十年代，日本另一位著名学者秃氏祐祥又进一步丰富这一学说，使之近于完善。此外，如美国学者卡特的认识，也与之大体相近。

        简单地说，人们是被逼无奈，才不得不采用发明了印刷这一复制手段。即因为大多数人不会绘制佛像，所以，采用了捺印的方法，来印制佛像；随着佛教密宗陀罗尼信仰的兴盛，信仰者需要直接使用梵文陀罗尼才能获取更大效用，而大多数人无法书写梵文，于是就把捺印佛像的方法，移用于印制梵文陀罗尼经咒。在取得便捷的效果之后，随之其应用范围逐渐向佛教其他领域以及中国民间信仰和民间日用书物等方面扩展，最后在五代时期，全面进入儒家文化的核心领域——经书，实现了印刷术的广泛普及。

        

        所谓“捺印”，是像钤盖图章一样，把印版从上向下按压到纸面上。这种方法，印版版面不能太大，太大着墨不匀，无法保证效果。它是印刷术的直接源头，但与真正的印刷又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印刷术的技术源头虽然来自印度，但印刷术却是在中国产生的。限制印度本土产生印刷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不能生产纸张。

        令人遗憾的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海内外学术界在研究印刷术起源问题时，总的来说，都没有沿承藤田丰八、向达这一派学者的思路，从内在联系上做分析，而是往往简单而且杂乱地把诸如印章、纸张、墨、拓印甚至碑刻文字、印花布等看起来似乎有所关联的要素堆砌到一起，以为有了这些要素，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印刷术。

        由于孤立、片面地看待这些似是而非的要素，同时还有很多中国国内的研究者，是为了确保中国人对印刷术的发明权而做研究，在研究之前，答案已经确定，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时间非早于其他地区不可，于是就把印刷术发明的时间，越提越早，从唐初、到隋，到南北朝，到三国东汉，甚至干脆一直上溯到了西汉。这些说法，没有一项令人信服的证据。

        决定印刷术产生一项最关键的因素，是佛教密宗信仰者制作梵文陀罗尼经咒的需要（如同明清时期制作陀罗尼经被还是需要梵文一样，信仰者笃信梵文经咒更有法力），而佛教密宗在中国的全面兴盛是唐开元年间以后的事情，所以，印刷术的产生时间，不得早于唐开元年间。——这就是印刷术产生的社会原因，基于对这一社会原因的认识，我们也就能够很好地把握其产生时间。目前具有确切考古学依据的印刷品实物，也正与这样的推论吻合，或者说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总体情况上看，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应用范围和印制书籍的种类，都非常有限。限制活字印刷发展的因素，有汉字本身的特点、活字制作的方法（现代铅活字是用铸字机批量制作的）、对排版工人的文化要求、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大量存在等很多方面。

        就中原地区汉文印刷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国传统的活字印刷，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毕昇最初尝试使用这一技术，到元代王桢改革活字印刷技术之前。这一时期的活字技术，按照《梦溪笔谈》所记录的毕昇创制的方法，实用性很低。主要原因是毕昇从一开始，就比较成功地解决了活字排版不平的问题，即采用下铺敷料的办法来调整每个活字的高度，使之平整如砥。但这种方法，却使活字技术完全失去了它本来所要追求的一项目标——即提高制版的效率。毕昇创制活字印刷的要因，可以进一步分析，但他的设计有严重技术缺陷，这一点，只要对沈括记述的方法稍加思索，就不难看出。古人也不笨，要是真的像沈括期望的既经济、又便捷，焉有不用之理？人们不用它，只能是因为它不好用。所以，在这个阶段，只有个别好事者，尝试印制个别书籍。

        第二阶段，元代王桢改革活字制作技术，不仅是改制木活字，更重要的是，王桢在把字钉加高以便于操作的同时，放弃了下铺敷料的垫板方法，而是改用小竹木片适当调整高低差别特别大的字钉，对小幅度的高低出入，则不再调整，这实际上是放弃了版面平整度与雕版印刷看齐的要求。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幅度提高了排版和印制效率。中国古代的活字印刷，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具备了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可能。

        第三个阶段，是从明代弘治年间前后开始的。弘治年间开始的活字印刷，也就通常所说的“铜活字”印刷博兴的时期。我认为在明代，没有一种能够确切证明的“铜活字”印书。过去所说的“铜活字”，大多应该是“锡活字”。这一时期的活字印刷，其进步意义关键不在其材质是铜是锡，而是其字型，伴随着明正德、嘉靖年间以迄万历年间两个波次的印刷技术革命，活字与雕版相互刺激竞争，使得整个印刷业的字体，实现了从“毛笔字”到“刀笔字”的革命性变化，即形成了一种专门用于雕刻印刷品的字型，这也就是今天所说印刷字体中的“宋体字”（日本称为“明体字”，更准确）。

        这种字体形成之后，活字的制作成本、效率与雕版印刷制作的成本、效率，同步大幅度减低，尽管活字印刷在中国印刷业的总体构成中，依旧只占很小一部分份额，但与过去相比，其应用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展。在此之后，像家谱的印制，就改以活字为主了。

        如上所述，按照我本人的看法，从唐朝开元年间，中国就已经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印制书物。到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已经进入儒家文化的核心领域——印制经书。至北宋初年，更普遍应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经史子集四部要籍，雕印煌煌《大藏经》，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文化生活的面貌。而直到北宋中期，才出现毕昇应用活字的尝试，还很不成功。活字印刷具备普遍应用价值，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元朝，实际上是从明代弘治年间才开始较大规模应用的。但即使是到弘治年间以后，直到清朝末年，传统的活字印刷方式，在中国庞大的印刷市场上所占份额和地位，也都只能用“微乎其微”来形容。

        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在谈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时，若是想提印刷术，怎么能够舍弃雕版印刷不提而单指活字印刷呢？这显然是很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