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经典是如何写成的

        重读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不禁再次为作者70年前的洞见叹服——

        早在1945年，作者就看到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是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的技术进步，比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早了至少十年。

        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这比把工业化仅仅当作是发展工业的见识，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产业革命以后，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影响显然大于农业对工业的影响”，这在后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工业化进入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如果让市场规律继续起作用，就必然会引起农业生产结构上的变动”，“（农业生产比重的减少）并不是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有所减少，而只是表明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的扩张率，比起别的部门，特别是制造工业部门，要相对地较低而已”。

        可惜了这些70年前的见识，因为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后来理论发展与政策实践都走了不少弯路。

        超越？有些基本道理，是难以超越的。按照张五常的标准，经济学文章30年后还有人看、有人引用，就是有斤两的成果；50年后有人读、有人引证，应该就是传世之作了。对我这个经济学后辈而言，70年后研读这些文章，依然觉得犀利，说是传世之作，当是不过分了。倘若中外的政策制定者们能抽一点点时间好好看一下培刚先生的著作，不知可以省却多少折腾。

        惊讶叹服之余，笔者不禁要多问一句：这么好的著作是怎么写出来的？通过该书英文版序言、中文版自序，和培刚先生口述、谭慧女士（培刚先生夫人）整理的《农业与工业化的来龙去脉》一文，我们可以一窥端倪。

        英文版自序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项研究开始于10年前，当初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一个系列研究项目之一。”原来，这本书写了10年。准确说，这本书构思了10年，写作的过程，大约花了九个月。俗话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培刚先生这本书“十年怀胎，九个月分娩”，心血所系，难怪如此精彩。再看现如今，一篇文章如果能花上个把月跑数据，再花一个月写成，就算很努力很投入了——怎么可以相比？

        而在中文版自序中，作者写到“本书写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但思想上的酝酿，却早在三十年代初当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酝酿，其实不止十年。想想我们现在的学者，哪里会一门心思钻一个问题十年？即便想要这么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运作方式也不允许。但学问本是呕心沥血、心无旁骛的产物，又岂是“短平快”能做出来的？

        英文自序接着写道：“但是中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事态发展，带来了关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整个问题，特别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实现工业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具有哪些主要内容，更是问题的核心。”这点出了研究的原动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士人的传统，也体现在培刚先生身上。

        不过，忧国忧民的士人多，而传世的作品不多。培刚先生的博士论文能成为经典，还与他的求学、治学路径有关，其中有两点培刚先生尤为强调。

        一是一般的知识基础。当年，在培刚先生求学的武汉大学名师荟萃，教学极为认真。培刚先生得以在数学、国文、英文、逻辑学、德文、法文、生物学等方面打下很好的基础。培刚先生非常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看到“当前学术界在学风和文风上，由于‘左’的路线和‘文化大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不良影响，急功近利、浮躁浮夸之风颇为流行……此风如不刹住，必将影响子孙后代，遗害无穷”。

        二是经济学的基础。培刚先生尤其强调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课程。通过在武大法学院（含法律、政治、经济三系）的学习，年轻的张培刚了解欧洲经济史和产业革命史，进而开始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大学基本不讲经济史，上来就是数理模型。工具虽然先进，但学生们往往不知所以，拿着刀枪剑戟十八般武器，一脸茫然。更有甚者，手里拿着锤子，就看着什么都是钉子，到处乱敲，让人哭笑不得。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而我们现在对于历史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

        满足上述两点，有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就一定能写出传世的著作吗？不一定的。培刚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还有对现实世界的充分观察和积累。1934年6月，张培刚从武汉大学毕业，进入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在该所工作的六年当中，他的足迹遍及河北、浙江、广西、湖北的乡村和城镇。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先后写成《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粮食问题》、《浙江省食粮之运销》等著作，并在《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换句话说，这六年使培刚先生得以跳出书本，对于实际经济的运行有了第一手的观察和体验，而这恰恰是很多经济学者（包括当时的经济学者）所缺乏的。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书本终归不能替代体验。史上诸多经典都建基于丰富的调查体验。例如科斯的传世之作《企业的性质》，正是从“东问西问”开始，他接着花了一年时间（1931-1932年）研究美国产业的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的问题，最后形成观点。看起来，真正的思想是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中来，而不是从文献中来。用科斯自己的话讲，“我尝试着从工厂和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从经济学家们的著作里找寻企业存在的理由”。

        张五常在新版的《农业与工业化》序言中，亦强调真实体验的重要性。在培刚先生身上，张五常强调两点——一是“超龄”。美国博士平均27岁，也就是22岁大学毕业之后再加5年，而张培刚的论文写成于32岁。多了五年的时间，也多了很多观察和经验积累。二是自幼在农村的生活经历。这些体验以及后来的实地调查，使张培刚对于农村的状态有清楚的认识。相比之下，西方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对落后之邦的农民生活几乎一无所知。

        在国内，研究真实世界的学术传统由来已久，至今薪火相传。在笔者所在的研究院，林毅夫教授上课时的口头禅是“研究问题要从现象出发”，他一直认为中国经济现象是经济研究的金矿。周其仁教授反复强调要研究真实世界，他本人全国奔波做调研，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北京。只可惜近年来，这一关注现实、关注现象的传统弱了，从文献到文献的风气反而盛了一些。

        掩卷之际，正值中国“神秘论文工厂”曝光之时，叫人不得不感慨——在这个论文可以从流水线上生产的年代，我们距离经典该有多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