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鲁迅爱给朋友起绰号，张爱玲爱吃叉烧炒饭

        演讲人：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题：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从鲁迅到张爱玲

        时间：2014年11月19日

        主办方：华东师范大学“华夏学子讲坛”

        【编者按】

        鲁迅爱给他的朋友们起绰号，他称钱玄同为“爬翁”；张爱玲高中时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结婚。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陈子善先生如是说。他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对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叶灵凤、张爱玲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有重要的贡献。

        在华东师范大学“华夏学子讲坛”上，陈子善先生分享了他在搜集研究这些大作家文学作品和书信时的小故事。通过这些小故事，读者也许可以了解大作家们并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陈子善先生讲座内容的摘录：

鲁迅爱给朋友起绰号

        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从注释和研究鲁迅的书信开始的。而在这之前，没有人在研究作家的书信，主要就是研究他们的作品，鲁迅是个例外。要注释现在保存下来的一千三百多封鲁迅书信很难，因为书信是一种很特殊的文体，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信中谈些什么，读者可能根本不知道。如果收信人健在，我们可以去向收信人请教，可是很多收信人不知下落，所以这给我们的注释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当然，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完全从零开始的，前人已经做了一些有价值的工作，譬如曹靖华先生、黄源先生等都把鲁迅给他们的信做了整理，自己做了注释。当然，我们看了他们提供的这些材料，还是认为有些问题无法解答，还得向本人去请教。

        当时鲁迅书信有两个注释组，一个北京师院注释组负责注释1933年以前的书信，我所在的上海师大注释组负责注释1934年以后的。北京师院组碰到的问题是，鲁迅早期的信里有很多隐喻。鲁迅有一个爱好，喜欢给他的朋友起绰号，比如钱玄同，鲁迅就给他起绰号叫“爬翁”，因为他们一起在日本东京听章太炎讲课的时候，在一个榻榻米上，钱玄同不好好听课，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爬翁”。顾颉刚是酒糟鼻子，鲁迅就叫他“红鼻”。鲁迅写的信里面有很多代号，这个不能注错。所以注释组碰到的很多难题，大家一起讨论。

        鲁迅记忆力相当强，他看过一份报纸或一个杂志上的某一句话，他认为这句话有问题或者他很反感，他就会记住，写杂文和书信时就会随手把这句话引上。按照注释组的要求：这句话哪里来的？谁写的？发表在什么地方？要追根溯源，这难度非常之大。直到今天，你如果仔细读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会发现还有很多这类内容没有注出来。

因鲁迅而开始研究郁达夫、梁实秋

        大概从鲁迅书信注释后期开始，我开始关注另外一位作家。这很自然，因为这位作家跟鲁迅的关系很好，但是在文学史上的评价很有争议，他就是郁达夫。郁达夫在“五四”时期的影响力不亚于鲁迅，他的小说的影响力一度甚至超过鲁迅。

        郁达夫是鲁迅的好朋友。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这些人都是创造社的，鲁迅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创造社那批人一脸都是“创造气”，唯独郁达夫没有“创造气”。鲁迅就喜欢郁达夫，他们的友谊从1923年开始一直保持到鲁迅逝世。

        在研究郁达夫的过程当中，我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个人，跟鲁迅和郁达夫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他就是梁实秋。我就很好奇，既然这个人能跟鲁迅和郁达夫论争，一定不是等闲之辈。论争的是非曲折我们暂且不论，能够跟鲁迅过招的有几个人？鲁迅讲过很有名的一句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但鲁迅还是认认真真地跟梁实秋论战，以及与梁实秋关系非常密切的徐志摩。

        1980年代中后期，我主要研究郁达夫、周作人、梁实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代文学研究经常会碰到的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作家的笔名。几乎没有一个现代作家不用笔名的。鲁迅、周作人、茅盾等都有一百多个笔名。这个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甚至几代人的研究，大致都已经搞清楚了。但是更多的作家，比如，梁实秋到底用过多少笔名？那时候是说不清楚的。我查了很多报纸、杂志，那个时候除了上课，我基本上都泡在图书馆里面。

        梁实秋有很多集外文，他自己都忘记了，但我花了很多时间考证。后来我编了一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补遗》。梁实秋最有名的文学创作就是《雅舍小品》。我把书稿送到台湾，九歌出版社要出版。他们跟我说：必须把这部书稿交给梁实秋的儿子梁文骐先生审定。

        现在梁文骐先生也早已去世。当时，书稿送到梁文骐先生手里，他看了一遍，写了一个序说：陈先生做的考证，我都认同，我认为这些文章确实是我爸爸写的，但是有一个例外。其中有一篇署名“龙士”的小品《下棋》不是我爸爸写的，陈先生弄错了。那么到底是谁写的呢？原来是梁文骐写的，他说他模仿他爸爸的笔法写的。这篇《下棋》后来在书正式出版的时候抽掉了。我承认，我还是不够严谨。但是这个难度很高，确实。因为梁文骐是完全模仿他爸爸的笔法。他提出一个看法我觉得很有启发，他说文章有文路，就像人的手掌上有纹路一样，仔细分辨还是应该可以分辨出来的，但是分辨清楚的难度很大。梁文骐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所以做我这样的史料研究经常会有失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或者包括自己知识面的欠缺会有不少失误。有的失误是可以原谅的，有的失误是不可原谅的。

张爱玲不愿提自己的中学作文

        当时我去查《亦报》，1949年7月到1952年11月上海出的一种小报，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都市报。我本来是查阅《亦报》上发表的周作人小品，但我无意中看到了张爱玲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艾》，署名梁京。那个年代，知道张爱玲笔名是梁京的，比我年龄大的当然有一些，但是像我这个年纪的是不多的。当时我一看，这不是张爱玲的作品吗？她当时总共只出版了三个集子，《传奇》、《流言》和《十八春》，没有这篇作品。因此，我马上把连载的《小艾》一整套复印下来。

        我把《小艾》复印本寄给了香港《明报月刊》的黄俊东先生。我说我现在找到了这么一篇作品，我认为是张爱玲的。我为什么寄给黄先生？因为张爱玲在香港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张看》，责任编辑就是黄先生。黄先生一看，马上给我写信说，子善，这个发现很重要。他不容置疑地说，我们决定明年第一期《明报月刊》新年号就刊登这篇作品，时间很急，你赶快写一篇介绍文章。

        就是这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张爱玲研究领域。当时张爱玲的研究不像后来那么红火，那么有影响。1980年代中期以后，张爱玲的书其实已经开始在内地重印出版了，像《传奇》、《流言》，上海印，北京也印，已经有研究者在注意张爱玲，开始分析评论张爱玲，但还是在学院里面研究，并没有为更广大的读者所关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1995年张爱玲去世以后，她跟1990年代整个内地文化的变迁发生了微妙的关联，她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偶像。但对我来讲，我始终是把张爱玲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不是把她作为一个我崇拜的对象。

        1995年张爱玲去世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噩耗传出的当天傍晚，我在家里接到电话，当年刊登《小艾》的台湾《联合报》的编辑陈先生打来的。他说：“张爱玲已经去世了，你知道吗？”我说我还不知道，当时消息还是很闭塞。他说你能不能写篇纪念文章，当晚8时前传真过来。我不久前正巧找到张爱玲写的第一篇小说，她初中时写的《不幸的她》，所以我就写了一篇评介《不幸的她》的文章传真过去，第二天就见报了。

        在这篇文章结尾时我谈到：我跟张爱玲的关系很特殊，我没有见过她，但她对我有看法。她认为我没事找事，一天到晚去寻找她早年的作品，她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张爱玲未能避免悔其少作。有的作家是不悔其少作的，比如鲁迅。他承认自己以前写的作品，读者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他认账。张爱玲不喜欢读者看到她以前的作品，她自己承认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天才梦》。在此之前，中学生时代的作文她不承认。但是她中学生时代的作文已经白纸黑字印出来了，我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国光》杂志，就是当时她的中学圣玛利亚女校印的文学小刊物。

        我跑到上海图书馆去碰运气，去查目录卡片，一看竟然有《国光》。全部借出来看，果然几乎每一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这个《国光》大概也真的只有上海图书馆有，很薄的小册子。我全部复印，写了文章，张爱玲就不高兴。她的说法是这些东西都是习作，年轻的时候学习写作的幼稚的作品。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张爱玲怎么会成其为张爱玲，她有一个文学创作的成长过程。研究者当然要了解作家最早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比如张爱玲高中时的那篇小说《霸王别姬》，她的国文老师汪宏声给她的评价是，比郭沫若写的《楚霸王自杀》都要好。郭沫若当时已经是大文豪了，张爱玲还只不过是中学生。她的老师当然可能比较偏爱自己的学生，但是至少说明都是写项羽这一段四面楚歌的失败历史，她写得不比郭沫若差，甚至还要好。

        我这些年做张爱玲的研究，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发掘她的集外作品，以及她生平某些情况的考证，没有其他的贡献。我们对于一个作家的研究，当他的作品全部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有发言权。当然你可能会说我说得太绝对，在出版《张爱玲全集》之前我们就不能研究了吗？当然不是这样。但是每一部新的作品的发现，都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挑战，我们以前的分析、以前的评价可能要做部分、甚至很大的调整。难道不是吗？《小团圆》出版以后，难道对张爱玲的评价还会跟以前一样吗？可能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对张爱玲后期创作的评估可能就要全部推倒重来。

        张爱玲在一段时间里并不理解我的工作，我在文章中反复陈述我这样做可能会得罪作者，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是对整个张爱玲研究工作有利。张爱玲有的时候也是很情绪化的，所以也许她开始的时候不理解，甚至很反感。但是后来情况有所改变。张爱玲晚年出版的最后一部书《对照记》有一个附录，附录里收录三篇集外散文，都是我发现的。她同意收进这三篇文章，就说明她还是承认了我的工作。那三篇散文写得真好，我只举其中的一篇《被窝》。睡觉的“被窝”，我们的作家一般不会写这样的题目。很少有人写这样日常化的题目。被子和被单怎么写？她就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处理的事情，但背后却折射了“国民性的不同”，中外文化的不同。中国人从古代到现代，折叠被子有很多讲究。日本人怎么折叠被子，欧美人怎么折叠被子……文章写得非常生动有趣。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怎样巧妙地通过被子这个具体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谁都无法避免的事物来组织文章。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这样的散文是非常日常化的，但是背后又有她自己独到的思考。

        前两年宋以朗先生又找出了一篇张爱玲的残稿，张爱玲有一篇文章没写完，题目叫《爱憎表》。其中就提到了我以前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里找到的她高中毕业的时候填的一张表格。我不知道在座各位高中毕业时是不是也填过这样的表格，写对自己个性的分析。这个表格有很多问题要回答，你最喜欢吃什么？张爱玲填的是叉烧炒饭；你的拿手好戏是什么？她填的不是写作，是绘画；你最恨的是什么？张爱玲的答案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婚，她觉得一个有才华的女子怎么可以突然之间结婚呢？就是这样有趣的逻辑；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她的答案是爱德华八世，一个为了离婚女子而放弃王位的英国国王；还有一个问题，你最怕什么？张爱玲直截了当地回答一个字：死！看了这个表格和答案以后，张爱玲在《爱憎表》中表示，这是我年轻时候写的吗？有的很突兀，有的记不得了。但是白纸黑字写了，她不能否认，所以她要写一篇文章来说明当年的她和后来的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惜她只开了一个头，没有写下去。但是，她在《爱憎表》开头提到有“热心人”找出来这么一个表格，我被她称之为是“热心人”，“热心人”无论如何不能算是贬义词吧？

        张爱玲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国内外不仅是文学界，还有其它很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包括翻译研究。张爱玲的英文到底好不好，她在小说创作中是怎么处理中英文转换的关系等等，很多新的问题都在不断提出来。张爱玲生平当中的很多空白和悬案，还需要进一步的查考。这不是简单的轻而易举的事。有人说张爱玲研究在史料发掘的层面上可能已经差不多了，不可能有重大的发现了。我认为，这个结论不要下得过早，我在这里说，一定还会有比较重要的发现。因为往往时机没有到，如果时机到了，可能会有更多的令人欣喜的新史料出来，会给我们的张爱玲研究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本文根据讲座录音整理，经演讲人审订并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