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蛙》英国出版，媒体点评：有愚蠢的桥段

        英文版《蛙》已经上市一个多月，那么英国媒体是如何评价这部小说的呢？翻书党摘译了几篇重要报纸的书评，让我们来听听英伦发来的“蛙声一片”。

        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对他的评论是此起彼伏。抛开这些纷扰，读一读被葛浩文一丝不苟地翻译成英文的《蛙》吧。如果时而松散的文本不会轻易地被塞进二元政治的话题，那么，读者就会发现小说的微妙之处了。

        和莫言之前的作品一样，《蛙》的故事被设定在莫言真实的家乡高密。小说为什么要叫“蛙“呢？莫言婉转地将人类精子、早期胚胎、蝌蚪和蛙联系在一起，贯穿在这部围绕爱和生命意义的小说里。

        《蛙》表面的主人公“姑姑”就是莫言以自己亲姑姑管贻兰为原型写的。小说里“我”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写了四封长信，讲述了“姑姑”的一生，并在小说最后附上了自己所承诺的写一个关于姑姑的剧本。

        故事开始的第一封信里，姑姑已经70岁了。她是一个乡村名医的女儿，亲历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艰难岁月，见证了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以及前30年执政时期的饥荒和暴力政治动乱，最后还看到了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和社会力量的疯狂发展，一些村民因此致富发达，另一些则穷困潦倒。

        在风华正茂且英雄情怀的少女时期，姑姑是一名产科医生，她一直广受好评，因为在饥荒和政治动乱的时期她给别人接生。（姑姑把那些孩子称为“地瓜小孩”，他们的到来象征着大跃进、大饥荒后的生育复苏。）

        可是，姑姑的职业黄金时代因为她的未婚夫而中断了。这位准姑父是个空军飞行员，开飞机叛逃到台湾去了。姑姑险些背上了“同谋”的恶名。之后姑姑就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了国家推广的计划生育事业中。充满爱心的她变成了令人憎恶的堕胎专家，让不符合要求的孕妇去做人工流产。很多准妈妈和成千上万的胎儿都惨死了。当中国开始经济转型，只有穷人们会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被抓，有钱人是“罚钱生”，穷人不得不“偷着生”。小说里有一个角色解释说：“政策存在啊，要不以什么作依据罚款呢？”

        小说里的村民们面对着生活、共产党和彼此之间带来的荒谬和残酷，让人想起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要去服从命令，不论他们的反应多么可笑和残忍，因为去反抗的结果生动地反映在小说里，是那么极端。

        莫言运用魔法和寓言的能力，令人想要将他与马尔克斯做比较。对小说里的角色而言，村里的精灵和魔鬼的寓言故事就是日常事务。他笔下的村民几乎都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尽管有独生子女政策，他们仍旧相信，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是普通人，长期忍受痛苦，总的来说对同胞都很好。他们没有对幸福抱有宏大的期待，而在这一点上，他们通常是正确的。

        在对小说人物的描写上，莫言充分展现了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家的高超技艺。姑姑是一个怪诞却又有着热心肠的角色；小说中的叙事人“蝌蚪”对他所见的纷争不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种“疏离”叫人感觉心酸……莫言对小说的框架的谋篇布局——书信和怪异短小的剧本——强化了人们的感知，去体会“蝌蚪”经历过的恐怖和惊心动魄。

        葛浩文的翻译印证了他成为最负盛名的译者的实力。灵活处理了莫言小说中那些以人体器官命名的人名，捕捉到了小说许多出色片段所表现的节奏和张力，对“姑姑”遭遇群蛙袭扰这一幕的渲染着实让人难忘。

《英国独立报》的撰稿人是一个名叫“Max Liu”的记者，他写道——

        莫言小说里的一些女性角色可谓惨痛，比如一些场面叫人肝肠寸断，像“蝌蚪”的妻子墮胎而死，还有表现出的僵化的“平庸之恶”，比如拥护独生子女政策的姑姑坚信“中国为全人类作贡献”。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却执迷于现状的社会，其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女人的身体成为了社会的战场。一旦妻子生下女儿，男人就如受重创，因此他们孤注一掷，藐视法律，迫使妻子要生儿子。

        你想感受到一个作家朝着真理奔去，而小说里意识形态上的固执阻止了莫言这样做。

《爱尔兰独立报》发表了该报记者、作家Darragh McManus撰写的评论：

        在一定程度上，《蛙》写得非常好。它是一部广阔的、迷人的政治文化史，巧妙地把荒诞的闹剧和争议的舆论、中国的国情和深刻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小说里存在着有趣的部分，也蕴含着哀伤和感动。读者会直观地体会到从毛主席时代到经济腾飞的当下，高密以及整个中国的变迁。

        可是小说最后的部分有点“栽”了，里面有个叫人难以置信的、粗糙的代孕和偷精子的愚蠢桥段。虚构的编剧写了一个自我写照的剧本，象征着后现代的繁荣，但却没有为故事“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