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李筠、翟志勇、张笑宇：何以西方，何以中国，何以现代

2021年5月23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翟志勇、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张笑宇四位大观学者做客杭州博库书城文二路店，与大家分享了他们多年来对中国和西方的观察，以及对现代社会的理解。

《何以西方？何以中国？何以现代？》活动现场。

今年是大观学者们在出版上集中发力的一年。刘擎在今年有三本书已经和读者见面，第一本是串讲了韦伯、尼采、萨特等影响现代人最深的19位思想大家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第二本是收录了历年西方思想年度述评的《2000年以来的西方》，第三本是刘擎老师近几年的一系列具有现实关怀的书评和哲学评论集《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李筠则带着他的“史纲”系列著作的第二部《罗马史纲》回归了。这本书从“超大规模共同体”的视角重新梳理了罗马史，把罗马史中对大国治理和兴废具有借鉴意义的部分重新梳理了一遍。

翟志勇在今年出版了《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这本书详细讨论了1949年建国前夕的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以及建国后的“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这些探讨旨在探究一个困扰了中国人一百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宪法何以中国”。

张笑宇带来了他的“文明三部曲”的第一部《技术与文明》。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与人文社科学者对话，提请读者思考在我们熟悉的论域、概念和理论之外，还有众多的力量和脉络在影响着社会的演化。

在当天的分享活动中，四位学者分享了他们对当代世界的思考、自己写作新书的心得，以及在大观学术小组中相互激辩的回忆。

战后世界秩序发展的主线是什么？

刘擎首先回忆了和其他大观学者一起开会讨论学术问题的经历。“我们四位同属于大观学术小组，相互认识很久了。这个小组是2008年成立的，前前后后有大约二三十位青年学者参与。我们在10多年的过程中，最频繁的时候每年开4次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主题：政治、历史、哲学、法学等等。这不是学校要求的那种学术会议，是那种开到晚上12点还兴奋着，有时候甚至会发生肢体冲突的会议。我们在一起十多年，对不同领域有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并且是情感和精神上的共同体。”刘擎说。

接下来刘擎重点介绍了新书《2000年以来的西方》中所呈现的世界秩序的面貌。由于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已是全球彼此关联着的，人们的衣食住行，包括信息、文化、艺术与欣赏，没有一件事情是单纯独立的，所以西方或外部世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解西方也是了解我们的一部分。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结构。我们以前有一个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是美国主导的。它本来是一个区域秩序，这个区域秩序是大西洋秩序，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北美与欧洲形成了一个比较紧密的联盟。他们都属于一个大的基督教文明，都受西方理性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在文化上有亲和性。

在政治上他们主张自由主义民主，在经济上主张市场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所以政治与经济的相对一致性构成了一个大西洋秩序。

到了二战以后，这个秩序慢慢被有的国家和地区接受。当时最重要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也开始学他们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慢慢影响了政治制度，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型。亨廷顿称之为民主化的第三波。

一个地方性的西方秩序，被其他文化学习了，好像运转得还不错，于是思想家们就有一种想法，认为这样一种秩序就是普遍主义的秩序，最终会扩展至全世界。但当时有一个最重要的挑战是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东方集团。但到1991年苏联解体，西方世界受到了非常强的鼓舞，于是就有福山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在理念上没什么能与西方模式、自由主义民主与市场经济相竞争了。

《2000年以来的西方》就是在讲西方从“历史终结论”开始所遇到的诸多问题。首先是2001年的911事件。亨廷顿在90年代末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911事件就是一个例子，西方的那套模式在全球推广是有问题的。

所以全球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西方后来有很多思想家，他们自己批判说西方有一个“幻觉”，因为西方这样一个模式本来在北美与欧洲地区运转得比较好，但全球化以后就出现了诸多问题。欧洲和北美加起来人口不超过10亿，欧洲有5亿人，北美3亿人，加起来大概8、9亿人。而将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美洲国家全部加起来有30亿人口。本来在8、9亿人口中运转的模式，30亿人口全部加进去根本就承载不了，于是就会出现很多矛盾和对抗。所以，西方也有很多思想家认为应该退守，因为这个模式更适合于欧洲与北美。

关于世界国际秩序，即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也有的人在小心反省，他们认为还是可以在全球通过商议、谈判与修改，让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发言权。中国的外交家曾说我们不需要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我们要加入、修改它，要对话和共建，但你不能把这个秩序强加给我。

《2000年以来的西方》里有很多线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线索就是上面所说的，西方秩序从二战之后开始扩张，到90年代达到高潮，现在开始出现了危机与困境。

大观小组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

李筠在分享中回忆了大观小组是如何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和切磋的。“大观是一个非常关注何以西方、何以中国、何以现代的学术团体，我们在十几年的研究当中，把全世界跑了个遍。我们研究过的议题美国有两次，欧洲、德国、英国、俄国、非洲、东南亚也有过。世界的融合与碰撞，每一块地区文明肌理是怎样的，我们都要去深挖一下。不同行当的小伙伴，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我们都要去捣一捣他的老巢。”李筠说。

接着李筠以“西方”这个话题为例，还原了大观小组的不同学者是如何讨论的。

首先西方以其哲学闻名，我们可以从柏拉图讲起，看这些哲学家各提供了什么要素，这方面哲学史的学者就可以讲很多。然后法学家就开始讲了，他会说，哲学虽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全部，法学认为，你们哲学家不稀罕的罗马，对于我们法学来说就是鼎鼎重要的，你要是谈西方，不谈罗马法根本说不过去，所以哲学家稍安毋躁，先把罗马给我补上。

法学家还没有说完，经济学家就冲出来了。经济学家会说，古时候非常发达的超大规模的市场经济在罗马覆灭以后不复存在，西方退回到所谓的黑暗中世纪,与现代西方的市场经济根本就接不上。所以我们必须从中世纪后期讲起，所谓汉萨同盟、意大利、西班牙到底是怎样将市场经济做出来的，现代经济的基本盘是怎么开始长的。

就这样，西方的故事被从不同的层面了解得越来越多。这不是每个专业的学者在替它贴标签，而是每一个专业都可以看到它的一条成长路径，这样就可以亮出若干条线来。不过，怎样解决各种线索之间的兼容性？这是一个大难题。我们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都会趋于偷懒和方便，所以亨廷顿的那八条指标（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和个人主义）才会有市场。仿佛只要我背会了这些指标就可以出门跟别人讲西方了，但并不是这样。

各个学科酿出来的绳子从来都不是齐头并进的，政治上有一件事，哲学家一定会有反应，发表一通高论。其实他们通常是错落有致的，政治高峰并不见得是经济的。那兄弟们之间就要去切磋，这种不重合到底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时间差是怎么造成的？他们之间有怎样内在吻合的气质？

当我们将不同学科的七八条线拧成一股绳之后，更完整、更健全、更有生命力的成长就被更坚实地发现了。

为什么国家强大会与法律正相关？

翟志勇在分享中谈到了自己写作《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的初衷。大观学者们在前期研究主要文明和国家的时候有一个最基本的发现，即但凡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国家，他们的法律都特别发达。李筠老师研究的罗马，法律特别发达，大英帝国的法律也特别发达，再如今天的美国，也是法律系统特别发达的。所以就诞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强大会与法律正相关？

翟志勇谈到自己从李筠的罗马研究中获得了很多启发。因为《罗马法》对现代法律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如果你翻开一本《民法典》，但凡那些你完全不理解的概念，可能绝大部分都来自于《罗马法》，因为都是从《罗马法》上一道一道转移过来的。

罗马之所以能成为那么大的帝国，除了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他们能征惯战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有非常庞大的法律体系，从而使得它征服的这些地区，虽然与它有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与风俗习惯，仍然能被治理得好。

法律对于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作为法律的最顶层的东西——宪法，它对民族又意味着什么。翟志勇老师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于是就有了这本《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

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老师的一句话：宪法就像一个民族的“毕业证”。宪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记载着一个民族的不同成长阶段的“学业成果”。如果一个民族的宪法，经过不停地修改与完善，最后实现了一个超大规模的体系，还能治理完善，经济发达，人民的权利能得到保障，那就证明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毕业了。

获得这个证书很难，会有很多挫折与不幸，就像会有很多人高中毕不了业，考不上大学一样。宪法在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毕业，也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拿到博士证。

中国从清末变法到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正式的宪法已有过十四部，包括清末宪法到现在 的“八二宪法”。可以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它的“毕业证”是一步一步的。其中有很多挫折与失败，直到今天我们读到了大学本科的程度，但我们还会继续。这本小册子就记录了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跌了多少跟头再爬起来的这样一个状况。

启蒙运动不止是一帮文科生的事

张笑宇的分享从古代和现代的一个重要区别入手，即暴力是否是这个社会最主要的资源。

在古代，正常情况下一个汉代的农民一年可以收1500斤粮食。一个人基本要供养2.5个人，2.5个人一年要吃掉1300多斤粮食。再加上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布、器具，每年还要再花100斤，于是还剩100斤。西汉有一个税率叫十五税一，那么恰好1500斤，剩下的是0。这说明十五税一的税率是因为国家掌握了暴力资源，恰好把余粮收完了。如果今年是一个正常的年份，人们可以活下去，如果不是的话，人们就要挨饿，甚至可能饿死。汉景帝，被中国人称为最贤明的皇帝，把税率改为三十税一。如果换算一下数字，汉景帝无非是让农民少交了50斤粮食，这就足以让我们感恩戴德2000年。

在古代社会当中，人类始终没有解决吃饱饭的问题。真正解决粮食问题，能让普通人吃饱饭是要在化肥和育种两大技术发明出现之后，问题才解决。

所以，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最大的区别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暴力，而现代社会创造了一个条件，让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能获得社会富余资源，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将大脑中的知识和力量绽放出来，能不断无中生有地创新性地解决这个世界上的问题。

培根有一个粉丝叫塞缪尔·哈特利伯，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本质是“知识炼金术”。你有知识，你就可以无中生有地像炼金一样变出财富来。整个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梯就是建立在知识炼金术的基础上。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知识炼金术何以成为现实？这就涉及到启蒙运动了。过去我们对启蒙运动可能有一些误解，觉得是一些文科生突然跳出来说我们应该尊重人性，尊重理性，打破教会的束缚等等。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启蒙运动是让一切人都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自由探索。那时候的文科生与理科生会坐在桌子上和议，就像大观小组讨论一样。要解决社会问题，政治的方式、经济的方式、技术的方式都可以拿来讨论。

塞缪尔·哈特利伯不将自己分类为文科生或理科生，而是称自己为知识情报员或博物学家。他的朋友圈后来延展成了英国皇家科学协会。工业革命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叫月光社，月光社的建立者是我们熟悉的达尔文的祖父，这个社的成员有改良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有美国国父富兰克林，有卢梭的学生等等。他们坐在一起去讨论当时人面对的全新世界，以及借助何种全新的力量去改革我们遇到的这些旧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文科生与理科生分工合作。文科生借助罗马以来的历史经验搞出了一套东西，这套东西帮助了我们，保护了我们所有脆弱的普通人，让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得以安全，让他们的诉求得以表达，让这个世界可以借助于这批人生活在和平的社会中，绽放自己头脑中的潜力。这才是现代社会的诞生史。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大观天下志”，原标题为“大观小组时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