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历史的对话，9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将在国图集合展出

《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善本中的“四大专藏”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神秘的、故事最多的文献古籍。为了让读者感受《永乐大典》“朱墨灿然、温润古雅、版式精美”的特点和一代代学者在民间搜罗、寻找这部传说中的典籍的艰辛，以及《永乐大典》在历史中的那些传奇故事，5月31日，国家图书馆的典籍博物馆将举办“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该展览6月1日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翻拍

《永乐大典》正副本的命运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为什么《永乐大典》如此重要？而它又是什么时候、在怎样的情况下开始编写的？

许多开国之君都喜欢在平定天下以后编纂一部“集古今之大成”的文献来彰显对文治的重视、显示国力。《永乐大典》就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消弭“靖难之役”以后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气，下诏谢缙等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集合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编成一书。解缙奉谕召集百余人组成编修班子，次年进呈。成祖览后，赐名《文献大成》，但是朱棣并不满意，认为“尚多未备”。

《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中记载了，永乐二年十一月丁已，解缙等人进呈修成韵书，成祖为书赐名，赐钞参与人员47人，并在礼部赐宴。

永乐三年，朱棣又命令姚广孝等重修，招揽了文儒有两千多人来编修此书，最终“广集天下图书六七千种，按韵编排，汇为一书。永乐五年，姚广孝进呈《永乐大典表》，成祖审阅后甚为满意，并亲自撰序，正式定名《永乐大典》。永乐六年冬，全书告成，计22877卷，目录与凡例60卷，分装11095册，共约3.7亿字。”

《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目录系从翰林院抄出，前附明成祖序言及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在大典正本损毁的情况下，该目录得以让后人得窥大典引书全貌。

嘉靖帝喜欢求仙问道，因而很喜欢对各种知识都有详细介绍的《永乐大典》，嘉靖帝常在案头放一二帙，以备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紫禁城大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嘉靖担心殃及附近文楼贮藏的《永乐大典》，一夜之中传谕三四次搬迁，使其免于大火。

为了以防万一，嘉靖帝决定重录（即重新抄写）一部《永乐大典》，嘉靖四十一年秋，他正式任命高拱、瞿景淳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重录工作直到嘉靖去世次年，即隆庆元年告竣，共耗时五年，重录本与永乐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几无二致。至此，《永乐大典》有了正本和副本两部。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五百六十六卷》中记载了嘉靖帝着意重录大典，以备不测。

其实《永乐大典》正本自永乐六年编修完成后，一直深藏禁中秘府，明朝皇帝大多并未直接使用过此书，史料中仅有弘治和嘉靖两位皇帝真正翻阅过《永乐大典》的记录。隆庆元年，《永乐大典》副本录毕之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永乐正本的记述，亦未曾发现正本实物存世。

历史文献中曾记载过的《永乐大典》正副本曾收藏在哪里

《永乐大典》正本之谜

因为长期在历史中杳无音讯，世人对永乐正本的下落出现了诸多猜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首先就是“陪葬嘉靖帝”，由于副本录入完毕的时间与嘉靖帝下葬的日期相隔不远，所以有当代学者推测，正本可能被陪葬于嘉靖帝之永陵。理由是，嘉靖皇帝沉湎于炼丹术，生前视《永乐大典》为至宝，死后随葬可能是早已做好的安排。其次，嘉靖皇帝下令重录副本时，嘉靖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向他奏明，重录只能“对本抄写”，工程浩大，不可能很快完成。而嘉靖则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 “以备不虞”，必须加紧完成。四年后，嘉靖驾崩，三个月后下葬，葬礼刚刚完毕，隆庆帝就宣布《永乐大典》已抄成，并重赏抄录的众臣。也就是从此时起，正本便神秘地失踪了。到目前为止，此说尚未于明清史料中发现任何文字证据。

第二种说法是明代万历二十五年六月，紫禁城三大殿被焚毁，《永乐大典》正本也被认为在这个时候葬身火海；第三种说法就是《永乐大典》正本藏在现在故宫隔壁的皇史宬。皇史宬是皇家档案库，城墙很厚，东西3.45米，南北墙厚6.17米，这种厚度的墙壁异乎寻常，甚至占建筑面积的64%，因而有人推测其中另有夹墙，存有《永乐大典》正本。不过，《永乐大典》副本在录成后就入藏皇史宬，而正本同样被放置在皇史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到现在，也完全没有在这里发现《永乐大典》正本。

第四种说法被采用较多，即1644年，李自成于山海关败归，撤出北京时烧毁皇宫，仅武英殿幸存，如果《永乐大典》正本当时尚在皇宫之中，应已经付之焦土。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五十卷》中采用这种观点。

上述就是关于永乐正本的猜测，而《永乐大典》副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散逸的？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的文献记载，《永乐大典》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际就开始佚失，清代雍正年间被移到翰林院敬一亭后，被官员们监守自盗，少数毁于战火，或被劫掠，至宣统元年，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仅存64册。

我们现在所搜集和看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副本体系中的。原11095册、22937卷（包含目录、凡例60卷）的嘉靖副本，截至目前仅有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零叶存世。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永乐大典》224册（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湾地区），是《永乐大典》海内外最大藏家。

明清时期《永乐大典》副本就散失严重

“找到《永乐大典》，就能跨越漫长的历史直接与宋元时代实现对话”

除了上述的因为命运跌宕而格外吸引人，《永乐大典》本身有着极高的价值，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永乐大典》是类书，即中国古代一种大型的、以备查检的资料性书籍，有点类似现在的字典。但是，《永乐大典》与一般类书不同，它以韵为纲，以字隶事，每一单字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各种资料，把以韵排序与按类部次相结合，并在一些事项下面附有总论，每一事目有一个标题。《永乐大典》在检索字的下面首先注明该字在《洪武正韵》中的音韵和最早的出处、训释，还要标明篆、隶、行、草。楷等各种书体和异体字，内容十分丰富。裁选的典籍或文章一般列在辞目下面。但根据具体情况，有些也列在标目字的下面。

《永乐大典》的体例。

 《永乐大典》根据文献中的语词来确定条目，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并点明是何人撰写的，采自什么文章或书目，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这也是它最珍贵的地方所在，学者们认为，“找到《永乐大典》，就能跨越漫长的历史直接与宋元时代实现对话”。

我们现在许多很重要的文献都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早在明隆庆年间，高拱、张四维等人参与重录《永乐大典》，张四维就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和《折狱龟鉴》二书。清代乾隆年间开始编修《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被重视，甚至乾隆还批准专门成立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

到乾隆四十六年，共在《永乐大典》中辑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如《春秋释例》、《元和姓纂》、后来列入“二十四史”之一的薛居正《旧五代史》、研究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博济方》《仿寒微旨》等等，由此可见《永乐大典》的重要价值。

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旧五代史》。

《永乐大典》用彼时的台阁体写就，《永乐大典》全书约3.7亿字，正文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大字墨书辞目，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断句及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字小圆戳钤印。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楷体——书台阁体”（清代称“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

由于明清时期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行字整齐、乌黑端正、大小一致，因此年轻的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们都擅长书写这种规矩的字，这种台阁体还完全不是柔软无力，柔中有骨。

而且抄写副本时，选择抄书工的程序非常隆重严格。《永乐大典》的重录，以礼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翟景淳为总校官，重要参与者有翰林院官员张居正、徐时行、王希烈、张四维等。

重录工作对书写水平有较高要求，吏部和礼部为此主持“糊名考试”，最终招收109位善书人负责抄写誊录。为保证重录工作的顺利进行，朝廷照例设置必要的服务设施和人员，如内府御用监调拨画匠、纸匠，顺天府专门提供上等的砚台、笔墨，惜薪司及工部供应取暖的木炭，光禄寺负责酒饭，翰林院支付书写人员“月米”，锦衣卫拨送巡禁，保障安全。

重录副本制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暮出，每次领取大典正本必须登记，不许私自携带外出雇他人代写。每人每日抄写三叶，完全按照正本的册式、行款摹写，如有差错，必须重写，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还要“罪坐各官”。每册大典重录完毕后，于册后注明该册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图点人员姓名，以示各人职责。

9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

进入到这次展览的重头戏——9册《永乐大典》的嘉靖副本。

国家图书馆方面介绍，展览共展出展品60余种70余册（件），其中9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

分别是“人”字册，“陈”字册，“农”字册，“易”字册，“颂、溶、蓉、庸”字册，“郎”字册，2件“水”字册，“士”字册。

郎字册

现在我过收藏的《永乐大典》有多册是海外回归的，如1938年王重民自英国为北平图书馆购入的“农”字册，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送还中国的“颂、溶、蓉、庸”字册，1955年德国政府送还中国的“士”字册等。

《永乐大典》卷540-541“颂、溶、蓉、庸”字册，原藏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送还中国后，1951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

此外，还有1950年顾子刚捐赠的“易”字册，1951年徐伯郊捐赠的“郎”字册，1951年商务印书馆捐赠的“水”字册，1958年北京大学捐赠的“水”字册等。

易字册

展览特设单元展示《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以图表加重点事件描述的形式，全面地整理了《永乐大典》通过政府拨交、海外送还、藏家捐赠、员工采访等多种途径，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历程，深度挖掘了国家图书馆在不同时期围绕大典进行的部署安排。同时，回顾了抗战时期《永乐大典》等古籍善本南迁、运美往事，梳理海外《永乐大典》的回归历程。

为推进《永乐大典》保护和研究，经文化和旅游部批准，国家图书馆将正式在古籍馆加挂“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研究中心”牌子，通过举办展览、开发文创、利用多媒体宣传推广等各方面工作，不断推出更多《永乐大典》的新研究成果。研究中心拟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安平秋，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陈力，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编审张忱石等在《永乐大典》研究方面取得成果的专家学者为特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