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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何孟雄和缪伯英：李大钊得意门生，最早58名党员中的唯一夫妻

2021-05-27 07: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以下文章来源于党史博采，作者吴志平汪冬梅

党史博采

“记录历史丰碑、再现领袖风采、透视内幕珍闻、博览时代潮汐”，党史博采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轨迹，揭示了其走向辉煌的内在规律，是展现中共历史风云的生动教材，党政干部理论学习的助手，革命传统教育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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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孟雄和缪伯英

李大钊得意门生，最早58名党员中的唯一夫妻

吴志平汪冬梅

在早期中共党员中，有一对革命伉俪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我党成立时全国58名党员中仅有的一对党员夫妻，大家亲切地称为“英”“雄”夫妻——何孟雄和缪伯英。何孟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缪伯英则是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他们双双为中国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部催人泪下的“英雄”传奇，给后人留下永恒不朽的精神丰碑与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矢志救国立潮头

1898年6月2日，何孟雄出生在湖南省炎陵县中村乡龙塘村一户乡村塾师人家。何孟雄自幼聪颖好学，善于接受新生事物，敢于冲破旧思想的束缚，很有正义感。他不爱孔孟圣典，偏爱屈原、康梁之作。辛亥革命后，何孟雄是他们学校最早剪掉辫子的学生之一。缪伯英1899年10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教师，思想进步。缪伯英爱思考，喜爱接触新鲜事物，以稳重而勇敢著称，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13年，何孟雄考入设于长沙的岳云中学，后来，又先后进入长沙修业中学、长郡中学、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简称“高工”，今湖南大学前身）、雅礼中学求学。在长沙求学时，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刊，多次在当时任教“高工”的杨昌济家参加哲学小组学习，很早就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立下推翻罪恶的旧势力，谋求中国的彻底改造的志向。“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他在《过去的青年》一文中这样说。

何孟雄

1918年夏，何孟雄赴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在法文专修馆攻读法文。期间，每逢周末，他就去杨昌济家，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相聚，纵谈天下大事，探索救国救民真理。191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何孟雄参加了天安门游行集会和火烧赵家楼行动，在斗争中得到锤炼成长。

为追求革命真理，探索改造社会、解放妇女的途径，1919年12月，不满20岁的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来到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缪伯英以先锋战士的姿态，积极投身批判腐朽没落的旧礼教、旧制度的斗争中，走上革命道路。

李大钊的得意门生

在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道路上，李大钊是何孟雄、缪伯英的领路人。1919年秋，缪伯英来到北京学习后，她的社会圈子扩大了。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大的湖南同乡会，是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人的聚集地。缪伯英因与杨开慧交好，逐渐进入到这个探讨如何改造社会的“小圈子”。她开始阅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书籍，去旁听李大钊的课，并萌生了“拜师”的想法。1920年，北大课堂上，李大钊高呼：“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课后，缪伯英径直走到李大钊面前，要求做他的学生。缪伯英的大胆和勇气让李大钊应允了她的要求。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也非常赞赏，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何孟雄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等许多著名教授、学者的授课和讲演，并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成了学校中一名思想进步的活跃分子，得到李大钊的赏识和器重。同为中共早期党员的乐天宇评价说：“孟雄是我党由李大钊培养的最善于做革命工作的青年革命家之一。”另一位中共早期党员、当时北大学生会主席朱务善回忆何孟雄时说：“大钊同志非常赏识他。他在工人运动中非常活跃，什么地方需要就派他去……”何孟雄、缪伯英成为李大钊的得意门生，李大钊曾对何、缪二人说：“你们名字合起来就是‘英雄’二字，我希望你们成为推翻黑暗社会、缔造光明未来的一对男女英雄。”

1922年，李大钊（后排右三）、缪伯英（一排右四）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同学合影

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何孟雄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发起的工读互助活动，并介绍缪伯英也加入。在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时，缪伯英一直坚持革命理论学习，坚持到北京大学聆听李大钊讲课，很受启发和教育。1920年4月，工读互助团在坚持4个多月后宣布解散。李大钊的引导和形势发展的启迪，使缪伯英彻底摒弃了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执拗的何孟雄对无政府主义却还有一些模糊认识。李大钊发现后，要缪伯英在日常的接触和活动中帮助他转变。缪伯英受李大钊的指派，常携带各种进步书刊在同学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做何孟雄的工作，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要性。一致的追求，共同的实践，何孟雄终于认同了缪伯英的观点，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俩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聆听李大钊的讲课；参加各种集会和讨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为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决定从青年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5人入党，于是何孟雄与缪伯英都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李大钊介绍缪伯英入党时，对她语重心长道：你是我见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最优秀的女性，我们新成立的北京共产党小组非常需要你这样意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充分理解和认识的女性。今天，由在座各位见证，我李大钊愿意发展缪伯英同志为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从今往后，让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一起努力和奋斗！

此后，何孟雄、缪伯英在李大钊领导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发动工人和妇女运动，为筹建北京地方党组织奋发工作。

“英”“雄”喜结革命连理

缪伯英和何孟雄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湖南学生同乡会上相识的。后来，在何孟雄介绍下，缪伯英经常到北大读书报、听演讲。何孟雄与邓中夏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也加入到该会。研究会的频繁活动，共同的理想与追求，把何孟雄、缪伯英这对异性青年紧紧地连在—起，两人萌发了真挚的爱情。

缪伯英用过的手提小皮箱

1921年3月，何孟雄赴俄出席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途中，由于密探告密被捕，被关进了黑龙江陆军监狱。李大钊等和北京党、团组织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几经周折，何孟雄才于6月得释出狱。何孟雄出狱回京的那—天，缪伯英早早来到了北京车站。当蓬发长须、遍体鳞伤的何孟雄走下火车时，缪伯英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伤感，失声哭了起来，何孟雄微笑地拉着缪伯英的手，千言万语、无限情义都凝聚在泪水和微笑里。

当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佳节，何孟雄、缪伯英在同志们的张罗下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前来祝贺的罗章龙笑着说：“我建议就取他们名字的最后—个字组合起来，叫作‘英’‘雄’夫妻吧！”参加祝贺的人齐声赞道：“这名字取得好，颇有深意。”从此之后，“英雄夫妇”的美名就在党内传开了。

革命伴侣比翼齐飞

婚后，他们住进了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在这里他们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党的革命活动，并承担了党组织联络站的任务。陈独秀从上海取道北京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就住在他们的家中。党、团组织的一些工作和活动，也在他们家中策划、安排。

1922年5月，为贯彻党的“一大”决议，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何孟雄兼任领导成员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编委会常务委员，缪伯英担任《工人周刊》编委，积极领导开展北方区的妇女运动。夫妻俩深入产业工人中，举办夜校，组织工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夏，何孟雄、缪伯英受党组织派遣到达张家口，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随后又回京领导了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北段工人大罢工。

缪伯英参与编辑的《工人周刊》

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任第一任妇女部部长，成为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中共二大后，根据党要求建立联合战线的决定，缪伯英与蔡和森等在北京发起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尔后，又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创建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赴湖北武昌协助建立了“湖北全省民权运动大同盟会”。1923年2月，发生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为揭露军阀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的暴行，缪伯英从武汉赶回北京，在北京骑河楼等处秘密编辑出版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记述劳工运动的宣传书籍。

1924年6月，因党内有人被捕叛变，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张昆弟、缪伯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已暴露身份的缪伯英接到迅速转移的通知后，决定回长沙老家。当年冬回到长沙后，缪伯英被徐特立聘请担任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成立一个模拟小社会，取名为“心田市”，设有市代会，并定有各种规章制度和法规，市代会由学生代表会、教师代表会和工人代表会组成，管理学校。次年初春，缪伯英出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兼妇委书记，领导全省妇运工作。随后，在她的发动和组织下，长沙先后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全省妇女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缪伯英组织女子宣传队、女子募捐队、女子纠察队并联络其他学校和社会团体，组织领导长沙的罢工、罢课和罢市运动，声援上海人民。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长沙，缪伯英不顾刚生了小孩，率领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赴前线慰问和救护伤员。

何孟雄、缪伯英在北京、张家口、唐山一带积极开展铁路工人运动，图为1923年何孟雄、缪伯英、李却非在唐山合影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奉命调到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缪伯英以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的身份，协助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开展妇运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武汉一片白色恐怖。9月，中共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何孟雄、缪伯英也随同调往上海工作。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何孟雄、缪伯英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断变换姓名身份，每天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上海总工会女工部通过缪伯英的努力，又开始了正常的运转。

托孤许党成绝唱

在上海，何孟雄、缪伯英居无定所，食无定时，条件艰苦，生活极为艰难，有时只得靠典当过日子，加之紧张繁重的工作，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缪伯英不幸患伤寒被送进了上海仁济医院。病危之际，缪伯英含着热泪，极其微弱地对何孟雄说：“孟雄，我既以身许党，就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终生。孟雄，你要坚持与敌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10月下旬，刚满30岁的缪伯英溘然长逝，告别了她的爱人和年幼的孩子、告别了党，也告别了她未竟的党的事业。她的灵柩存在上海扬州会馆，后会馆改建时登报通知各户迁出，但因何孟雄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的遗体就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了。

何孟雄与缪伯英相亲相爱，感情极深。缪伯英的英年早逝，让他悲痛万分，同时，他一直牢记缪伯英的遗言，坚持与敌斗争。

1930年以后，党内相继出现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错误，何孟雄与“左”倾冒险错误进行顽强斗争，堪称我党反“左”倾错误最早最坚决的代表之一。为反对六届四中全会错误和罗章龙等人的分裂活动，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头在上海中山旅社和东方旅社秘密开会，商讨对策。由于叛徒告密，何孟雄等36人先后被国民党和租界当局逮捕，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上海“东方旅社事件”。

何孟雄被捕的第二天，被王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批判，停止了组织关系。在审判中，敌人拉拢他说：“你反对立三路线，我也反对立三路线，希望我们联合起来。”妄图挑拨他与党的关系。何孟雄斩钉截铁地回击道：“无耻！咱们俩根本不一样，怎么能联合起来呢？！我们反对立三路线，是为了建立一条正确路线，打倒你们，赶走帝国主义。”“革命队伍内出了叛徒固然可痛恨，但叛徒再多，不能影响革命。今天叛徒出卖了我，明天就会有千百个革命的后来人，我们党不会像你们国民党那样腐败没落。”“你们不要希图共产党有缺点、有错误就会失败，那是幻想！你们国民党才会被历史淘汰。” 这位久经血与火考验的共产党员坚定地保持了一身正气和不屈气节，始终保持着对党的赤诚与忠心。2月7日，何孟雄等人被秘密枪杀，牺牲时年仅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