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堡“病毒暗史”：致命的炭疽邮件

【编者按】

2020年3月末，新冠疫情在全美多地暴发之际，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悄然全面恢复了运行。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8月，这所在历史上劣迹斑斑的实验室曾突然被要求关闭。而越来越多的线索报道和研究表明，疫情早期或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在世界多地多点出现。

德堡“病毒暗史”系列报道将揭露这座至今仍被层层迷雾笼罩的生物实验基地。

2001年10月2日清晨，高烧不退、神志不清的罗伯特·史蒂文斯（Robert Stevens）被送进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家医院。在例行检查后，急症室医生初步诊断他是由于流感引发了脑膜炎。

然而，当医院内的一位传染病医学专家在显微镜下检查史蒂文斯的脑脊液时，他意识到还有一种可怕的可能性——患者感染了炭疽杆菌(Bacillus anthracis)。10月4日，实验室检测报告证实该医生判断无误，史蒂文斯于当天也被确诊患有吸入性炭疽，这是一种即使经过抗生素治疗后，仍然可快速发展的高致病性和高致死性炭疽病。

资料显示，炭疽病（Anthrax）通常是草食动物（如牛、羊、马等）在放牧时食用或吸入炭疽孢子遭感染后引发的。人类患吸入性炭疽比较罕见。19世纪，炭疽病曾被称为“羊毛工病”， 因为它主要发生在从事与动物皮毛相关工作的人群身上。除此以外，比较典型的人类炭疽病还有皮肤感染所致的皮肤炭疽，以及食用未煮熟的受炭疽污染肉类后所致的胃肠道炭疽。

史蒂文斯的经历，要追溯到他入院前两周。

夺命邮件

9月11日，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仅仅一周之后，两批含有炭疽孢子的匿名信陆续被寄往美国各大媒体机构以及多位国会议员办公室，这在美国引发了新一轮恐慌。

2001年11月，在美国陆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医学研究实验室，实验室研究人员拿着一封写给参议员莱希的炭疽信件。

在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指示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立即对此事展开了代号名为“Amerithrax”的调查行动。FBI官网消息显示，与此同时，受影响的邮政机构、国会办公大楼以及媒体机构等场所不得不关闭数月，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数以千计可能受波及的民众则被迫开始服用抗生素，进行炭疽病的预防治疗。

一开始，美国民众纷纷推测，这起生物恐怖袭击事件可能是“基地组织”的第二波攻击，以及邮件中使用的炭疽可能来自于伊拉克。《华尔街日报》刊文称，这些和中东有关的猜测并非毫无理由，因为这些抬头为“09-11-01”的炭疽信中无一例外都写着“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这类仇恨语言，并以“真主至大！”短语结尾。

然而，FBI另有看法。2001年11月，经过初步调查后，FBI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嫌犯的行为侧写，认为邮寄这些炭疽邮件的幕后黑手很可能是“一名成年男子”，“若其处于雇佣状态，则他所从事的工作几乎不需要和公众或其他同事接触”，“他可能供职于实验室，习惯与高度危险的物质打交道，且有着一定程度的科学背景，或对科学有强烈的兴趣”，以及“他会采取恰当的防护措施，来确保自身健康安全，如接种炭疽疫苗或服用抗生素”。

而此时，全美已有22人感染炭疽热。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在邮件袭击后的2个多月里，包括史蒂文斯在内，全美共有5人先后因吸入炭疽而死亡，另有17人感染炭疽热。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点：接触了带有炭疽孢子的邮件。

绝非普通孢子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布的悬赏通知。

炭疽邮件袭击案发生后，FBI的当务之急自然是对这起案件中的“凶器”——也就是炭疽孢子展开了检测分析，以便了解它的特性和来源。然而，这对于FBI而言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棘手挑战。

FBI实验室的特工珍妮佛·史密斯（Jennifer Smith）坦言，FBI从未接手过这样的案件，他们内部也缺乏人手和设备来处理这些炭疽孢子。很快，FBI找到了专业的外援：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RIID，以下简称“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陆军基地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以下简称“德堡”），德堡的生物实验室在1970年前曾是美国生物战计划的前沿阵地，在尼克松总统宣布销毁化武后，德堡转型，主攻生物战防御研究。此地也是美国国防部辖下唯一具备四级生物安全防护水准（BSL4），即最高防护等级的实验室，研究人员进出此地时需强制性地穿戴独立供氧的正压全身防护装，以处理或研究霉菌、病菌或病毒等致命微生物。

在第二批炭疽邮件袭击发生后，FBI把袭击所用的炭疽孢子粉末送到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初步鉴定，而研究所内炭疽项目的负责人正是7年后被美国司法部列为该案嫌犯的微生物学家布鲁斯·埃文斯（Bruce Ivins）。

与实验室平常处理的液态炭疽杆菌不同，这批邮件中的炭疽孢子粉末是干燥过的，并且可以在空气中四处飘浮。在随后交给FBI的鉴定报告中，埃文斯写道：“这些（炭疽粉末）并不是‘车库（Garage）’孢子（注：‘车库’一词用来形容业余的、未加修饰的事物，如摇滚乐的原始形式‘车库摇滚’），这些芽孢的制备形态高度表明这些孢子在其生产和纯化中用到了专业的制备技术。”简言之，袭击邮件中使用的炭疽孢子出自专业人士之手。

随后，FBI需要进一步调查追踪案件中炭疽孢子的来源，炭疽研究领域的另一名专家——保罗·凯姆（Paul Keim）承担了这项工作，他在自己位于北亚利桑那大学的实验室收集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炭疽杆菌菌株的样本，可以识别特定炭疽杆菌的菌株。在对袭击案样本的基因进行比对分析后，最终出来的鉴识结果让凯姆的团队“大吃一惊”：两批邮件中使用的炭疽孢子均属于Ames菌株，而这是一种独特的实验室用炭疽杆菌菌株。

《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Ames菌株最早是在1981年从一头母牛上分离下来的，随后该菌株被移送到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研究与开发，后来这个菌株被分发给至少15个位于美国境内的生物研究实验室和6个海外研究部门。由于其特有的毒性，Ames菌株亦在当时被美国军方选来测试炭疽疫苗的有效性。

寻错嫌犯

根据FBI给出的嫌犯行为侧写，此次炭疽信件袭击事件极有可能是一名心怀不满的科学家所为。一时间，草木皆兵，几乎所有和微生物学打交道的实验室研究人员都成为了FBI的潜在怀疑对象。

曾经供职于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同时也是埃文斯上司的陆军中校杰弗里·阿达莫维奇（Jeffrey Adamovicz）形象地总结了当时的情况：“我们早上还是英雄，到了下午就成了嫌犯。”阿达莫维奇的一位不具名的同事亦透露称，FBI调查人员找过每一位实验室工作人员，并向他们抛出一连串问题，比如，“是你干的吗？”“你觉得会是谁干的呢？”

由于距离炭疽邮件袭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数月，苦苦追踪案件线索的FBI却还是没能找到目标嫌疑人，因而此时外界对于FBI办案效率的质疑声愈来愈大，全美民众，尤其是受害者的情绪需要得到安抚，来自白宫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2002年6月，在一些美媒具有强烈引导性的舆论“轰炸”之下，FBI盯上了曾经供职于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病毒学家和生物武器专家史蒂文·哈特菲尔（Steven Hatfill）。

哈特菲尔在1999年被调到科学应用国际公司（SAIC）从事生物战防御领域的咨询工作，他在此期间曾撰写过一份关于恐怖分子发动炭疽邮件袭击可能性的报告。此外，还有人觅得哈特菲尔写过的一本未出版小说，这部作品虚构了一场对华盛顿特区发起的生物恐怖袭击。

与此同时，在1970年代末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暴发炭疽热疫情期间，哈特菲尔正巧在当地一个叫Greendale的郊区附近就读医学院，而其中两封涉案邮件回邮地址中的学校名称就叫Greendale，但这个所谓学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这一连串的偶然事件联系起来，加上媒体的渲染、白宫方面要求尽快破案的压力、以及哈特菲尔本人因为做了手术而正在服用抗生素这个事实，FBI高层越看这位前军方科学家越觉得可疑。

接下来，FBI使用了它惯用的技巧——先是24小时不间断地密切监视哈特菲尔，并且有意让后者知道自己被跟踪，随后是搜寻作案证据以及寻找机会拘捕嫌疑人。2002年6月25日，FBI对哈特菲尔和其女友的住所发起了一次突击搜查，随同前来的还有一大波媒体，他们的车辆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直升机在房子上空盘旋。然而，任凭FBI把哈特菲尔的住处翻了个底朝天，他们还是无法找到哪怕是一粒细微的炭疽孢子，更别提能够用来制造、加工这些孢子的仪器设备。

尽管执法机构因为缺乏证据而一筹莫展，但FBI高层官员决定向继续哈特菲尔施加更多压力。《纽约时报》报道称，2002年8月，当时任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在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到哈特菲尔是否仍是嫌疑人时，阿什克罗夫特明确宣布哈特菲尔已被司法部列为该案的“利害关系人（Person of interest），并表示将会持续调查。

对于本就承受莫大精神压力的哈特菲尔来说，司法部的公开表态无疑让他名誉扫地。他所供职的公司随后以背景调查不过关为由辞退了他。随后，哈特菲尔重新找到一份高校的工作，结果他在入职的第一天就被解雇，因为司法部通知该学校“立即暂停并终止”在任何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中聘用哈特菲尔。

哈特菲尔不再出门，因为除了要面临时刻跟踪他、等着他违法的执法人员，认出他的行人会对他指指点点，甚至有人问他要签名；而即使不出门，自己的照片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频频出现在各个新闻频道上，报纸上更是对他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哈特菲尔事后对《大西洋月刊》杂志的记者表示，与其承受这种精神折磨，他宁可执法机构给自己“上电刑”。

哈特菲尔在记者会上为自己辩白

尽管哈特菲尔曾经平静的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但曾经服过兵役的他不是一个会轻易折服的人。就在司法部把他宣布为“利害关系人”后不久，愤懑又委屈的哈特菲尔接连召开了两场记者会，含泪否认自己与炭疽邮件袭击案有任何关系，同时强烈谴责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的做法不仅“违反了国家最高执法机构的规章和原则”，而且“违背了基督教‘十诫’中的第九条训诫——不可作伪证陷害于人”。

直到2007年，在新发现的证据使得执法机构把目标锁定在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的埃文斯身上之后，哈特菲尔才得以摆脱嫌犯身份，获得国家赔偿，重获清白。

“凶手”未能自证清白

美联社（AP）报道称，当时协助FBI调查的研究人员运用了一种微生物学上的法医鉴识标记方法，通过比较基因组分析和微生物阵列，发现2001年炭疽信件袭击案中使用的炭疽杆菌孢子具有4种独特的遗传标记，而由埃文斯负责看管使用的、编号为RMR-1029烧瓶中的炭疽杆菌样本和袭击信件样本的遗传标记完全一致。据此，FBI认定RMR-1029是邮件中炭疽粉末的原料，埃文斯则是他们将要指控的“疑凶”。

布鲁斯·埃文斯

除了上述间接的科学证据，埃文斯工作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在FBI看来也充满了疑点。在炭疽邮件袭击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埃文斯常常单独在储存RMR-1029的实验室工作到深夜，而该实验室具有制备邮件所用的炭疽的设备；埃文斯作为炭疽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具备制备并储存所需材料的能力和机会；埃文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心理问题困扰，他的精神科医师甚至认为其“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FBI称埃文斯在案件调查的初期还向FBI样本库提供了“可疑的RMR-1029样本”，认为其可能意在误导案件的调查方向。

即使有如此多不利于埃文斯的间接证据，FBI在多次搜查埃文斯的住所和车辆时，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炭疽孢子的踪迹。在此期间，埃文斯的工作和生活无疑也受到了执法机构早前对哈特菲尔一样的“关照”，FBI甚至把埃文斯赶出他工作了超过25年的单位——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正因如此，埃文斯的精神状况越发糟糕，来自FBI的压力很快把这位科学家推向了崩溃边缘——他在2008年7月服用了过量乙酰氨基酚，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2年后，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告炭疽邮件袭击事件结案，在其随后公布的调查报告中，司法部宣称:“调查中获取的证据表明，布鲁斯·埃文斯博士单独实施了炭疽邮件袭击。”尽管这场耗时将近7年的调查看似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这一结论仍然难以令人信服。在随后召开的国会听证会上，一些议员质疑FBI在该案中获取的证据“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注：“合理怀疑”是刑法学概念，简单地讲，假使一个理性的案外人认为案件的定罪证据存在疑点，那么被告的罪名不能成立，而控方则要证明其提出的主张超越了合理怀疑，方能判被告有罪）。

为了应对公众质疑，FBI决定将该案的证据交给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进行审查，以证明其调查结论的“正确性”。然而，2011年2月，专家小组公布了委员会的审查结果，认为“仅凭现有的科学证据，不能针对邮件炭疽孢子的来源得出明确结论”——也就是说，无法证实袭击邮件所用的菌株来源于RMR-1029，因而仅就科学证据本身而言，无法证明是埃文斯是肇事者，这无疑是打了司法部一记响亮的耳光。不过，专家小组强调，该报告仅限于对科学证据的评估，与此案有关其他非科学证据并不在其考虑范围内。

时至今日，尽管美国民众对于谁才是真正的炭疽邮件杀手仍旧争论不休，并且可能永远不会有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像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这样最高生物安全级别的实验室而言，任何人为的疏忽或蓄意破坏都可能会给生物恐怖主义分子发动恐袭提供潜在的机会，或是引发另一场“切尔诺贝利”式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