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这败坏的世间偶尔有人执迷于道：阿乙写的是今天的金瓶梅

        阿乙已经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与三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春天在哪里》这本中短篇集和更早的《鸟，看见我了》在“好看度”上胜出一筹。这一方面来自于阿乙锤炼成熟、有高辨识度的诗意而节制的语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春天在哪里》中有几篇小说在技术上近乎完美。但这里，我想谈的是阿乙作品中一种独特的崇高感。

        阿乙不写崇高的人，或崇高的事。他写平凡软弱、有时心怀恶意的、偶尔可鄙的人，这些人在中国慌乱的大城小镇中寂寞、诅咒、犯罪、追逐、死去。但他总让小人物有种对崇高的追求。他们尝试在平庸生活中与崇高构成关系，他们追求的事物超出自我，有时是他人的福祉，有时是为打破所有人深潭般无希望的生活，有时是宇宙摆动的秘密。

        《杨村的一则咒语》写因软弱而凶狠的村妇钟永连。她丢了鸡，冤枉了另一名村妇，结果把心爱的儿子拖进了自己口中说出的诅咒，她开始逐渐惧怕天的神力。《北范》的主角是近乎癫狂的民间科学家范如意，他关心宇宙的秘密，叙述者“我”回乡时听他讲宇宙的哲学与时间旅行的可能性。“我”与范如意，构成阿乙一再描写的一种对子：以困难，然而现实世界容许的方式远走的叙述者，与身体仍在此地，但灵魂奔跑不已、凌驾于纽约与火星之上的癫狂者。后者令前者同时感到悲哀、庆幸、挫败。《小镇之花》里，两个庸常的小镇青年以谈论女人开始，两人却“一路聊到北京、大兴安岭、火星，好像置身镇外，时间它自己在齿轮上悄然运转，走过去很远”。

        这些人物生活在一个有火星的日常世界中。他们身在小镇，可强烈地意识到自身与超越之物共存于此刻。火星的替代物，在村妇那里是天，在民间科学家那里是数学之美，在小镇青年那里是不可企及的女性美背后的玄奥。人物不满于庸常，他们就伸手够火星，够不着，遭笑话，挨了烫。与崇高之间构建关系的意图让他们悲哀可笑，也具备庄严的重量。

        这种意图，也奠定了阿乙小说中的另一个持续关注：他的人物不是在时间中挣扎，而是与时间搏斗，充满焦虑、心悸、把握的渴望。这经常通过男性对女性的注视来表现：她们如此之美，其绝美如此易于消逝；她们因此在时间中永生，又在仍旧美丽时死去。表面上阿乙也描述中国户口制度结构的城乡差异下乡村与小镇居民的心灵紧张、描述青年穿州过府的雄心这些空间问题，不过，空间在他的小说中始终是服从于时间的次要维度。《北范》的叙述者是从远方归来的“我”，他与在乡的狂想者范如意同样受攫于对时间的焦虑，“我”以远走异乡对抗时间，这只能令他暂时按捺焦虑，而范如意在家乡斗室内展开狂想，反而与时间并驾齐驱，展示出一种永生的可能。因此当“我”再见范如意，曾由空间位移压制的内心恐惧再次鼓荡不止。时间的有限性是阿乙小说人物心灵的绞肉机，他们对光荣、爱情、公道的追求由此获得一种紧迫性，染上了必将失败的气息。

        在这些关于偷窃、偷情、怀疑、凶杀、诅咒的故事中，推动故事的动力并非恶意。恶意是鲁莽者的无知，是庸人的软弱，是无能者绝望的反击；而故事内部的真正动力是人物与超越性追求的关系。也因此，阿乙笔下的暴力场景高度诗意，他却从不将暴力叙说为美的——他决定拿来折磨他的人物的，是另一些美的形态，是崇高、抽象、关乎命运和世界行进规律的、涉及公义的事物。

        因此，这些恶人、庸人、无聊的人，因关心命运的公理而有一致的形象：他们中，有些关心人类命运的规律，有些更专注于房前屋后的因果在自身生活中的力量显现。但他们都认定头顶有种更高的、有威权的存在，他们便有所不欲。阿乙为这些人物构造了一个人有良心、天有报应的生活世界。

        在《春天》一篇中，阿乙最直接地摆出了他关乎报应的拷问。叙述者“气不能平”，冲着逐臭的新闻记者“继续咆哮”道：“你们有笔能写，信口雌黄没人管。你们不怕报应？” 这如同钟永连对邻居下的等同拷问的诅咒。而当读者读毕《春天》，他会发现阿乙的匠心在于让一般人眼中或许并无资格拷问“你们不怕报应？”的人问出这句话——《春天》的叙述者有理由惧怕报应，他生活于恐惧之中，可是，他响亮的问题似乎也在说，人人指头沾血。

        报应这个词，是神判的中国版本。阿乙笔下的中国人懂得恐惧，他们的生命在对某种崇高事物的追求中获得意义，在恐惧激发的良心下获得界限。这些人仍旧犯错犯罪，但他们的世界里，“天上有人”。

        中国当代文学多的是庸俗社会学家，惯于描述浑浑噩噩的搏命者、精于算计的市民和擅长权术的农民、不知界限的贪婪者、天然的善人。这些人生活于无神论的社会学世界，余华不同时期作品的总体，大概是这些人物最具文学性的群像。那样的世界里，无恒产者无恒心。而阿乙的特别在于，虽然他描述的是几无恒产可言的当代中国景象中的傻瓜和罪犯，他却执著于令他的人物生活在有畏惧之心的世界中，他们惊惧惶恐，受良心揉搓，怕雷击，受正义、美、远方的折磨。当然，阿乙同时对命运和社会给出了悲观的判词：这些人物眼中的“公”由某种滑溜溜的、似是而非的“道”承载。在阿乙虚构的中国，道如鲇鱼逃脱而去。

        致力于描写一个腐败世界，它礼崩乐坏而尚未全朽，让这败坏的世间偶尔有人执迷于道，这是阿乙的独特取向。阿乙的中短篇是小说，同时也是社会诊断和哲学喊叫，是今日的《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