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揭秘40年前美国和古巴首次和解是如何失败的

        昨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开启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并用中美、美越关系正常化来向公众解释与古巴改善关系的正当性。但是，翻一翻历史就发现，曾经实现中美、美越关系大突破的基辛格，在尼克松—福特政府也尝试与古巴关系正常化。但却在短暂的接触后又重新陷入对抗。这是为什么？奥巴马能从这段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

尼克松政府重新考虑与古巴关系

        1959年，古巴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很快成为苏联的盟友。这被美国视为对其在西半球领导地位的挑战，同时也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1961年，中央情报局策划了旨在颠覆古巴政权的“猪湾事件”。次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峙13天，差点再次将世界拖入战争。对美国而言，这个过去默默无闻的弹丸小国如今是如鲠在喉。为了打击古巴，1964年开始，美国对古巴进行全面经济制裁。依据作为美洲国家之间集体安全机制的“里约条约”规定，美洲国家组织成员（1962年古巴被驱逐出这一组织）自动对古巴实施经济禁运措施。

        但是，在政治上，古巴并非是西半球中不受欢迎的人。挺过了“猪湾事件”以及导弹危机，卡斯特罗被看作胆敢从美国之鹰身上拔毛的英雄。由于同属第三世界国家，古巴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非常接近，卡斯特罗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当时，巴拿马、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家对古巴都持较为友好的态度。另一方面，从70年代开始，西半球范围内的大部分国家都对强制性的贸易禁令感到不满，要求从战车上解脱出来。根据美洲国家组织章程的规定，取消集体经济制裁需要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1974年，在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的领导下，这一提案离达成要求仅仅两票之差。美国旨在巩固西半球特殊关系的“新对话”机制，几乎成为各国就制裁古巴的问题集体向美国施压的平台，阿根廷甚至提出要邀请卡斯特罗参加这一对话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判断，一味坚持孤立古巴的政策将消耗宝贵的外交资源，并破坏重整拉美后院的战略规划，因而开始考虑重新评估与古巴的关系。1974年1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务卿基辛格表示，“之所以反对古巴的政策，是担心它试图出口革命，颠覆西半球现有政府。如果古巴的国际行为能够更加克制，我们的态度是可以改变的。”

        美国与古巴第一次改善关系的尝试就此开始。

秘密信使

        和很多长期中断接触的国家一样，尼克松政府虽然愿意与古巴对话，却不得其门而入。

        虽然古巴在联合国派有代表，但美国对相关情况完全不了解，不敢贸然直接传递信息，只能寻找中间人。虽然并不乏自告奋勇者，但尼克松政府的挑选标准是，既要信得过，又要与自己关系疏远。之所以有后一条标准，是因为美国不愿意古巴利用自己的求和姿态谋取政治资源——万一接触信息泄露出去，政府就宣称此事与我无关，撇得一干二净。

        1974年6月，这样一位中间人出现了。弗兰克•曼凯维奇（Frank Mankiewicz）曾经担任肯尼迪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持极度自由主义的立场，对尼克松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待尼克松上台后，立刻把他贴上“肯尼迪帮”的标签，扫地出门。此时，作为自由撰稿人，曼凯维奇为写作一本书而要采访卡斯特罗。他向基辛格表示，愿意为政府充当中间人，将信息传递给古巴最高领导人。

        基辛格对这一安排感到满意：他信任曼凯维奇的个人品格，既能够传递信息，政治距离又足够安全，不会把尼克松政府拖入无法挽回的局面中。尼克松批准了如下表态：美国愿意以秘密会谈的方式寻求改善双方关系的基础，并愿意首先行动表示善意，但是，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将取决于古巴方面对互惠原则的严格遵循。

        8月底，曼凯维奇为基辛格带回了一盒来自卡斯特罗的雪茄，以及一条口信：古巴已经做好准备，打算探索缓解紧张关系的办法。基辛格对这一表态倍感困惑，因为它虽然态度积极，但是没有包含任何实质性的具体建议。

        此时，受到水门事件影响，白宫易主。取代尼克松上台的福特要面对的复杂国内国际环境使他无暇顾及与古巴缓和关系的外交活动。而卡斯特罗方面也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表示。美国与古巴的接触暂时被搁置起来。

第一次接触：僵局

        1975年1月，古巴方面主动出击，通过曼凯维奇要求安排两国高级别官员之间的会面。古巴派出了高级官员拉蒙•桑切斯•帕罗迪（Ramon Sanchez－Parodi）和驻联合国使团的第一书记内斯托尔•加西亚（Nestor Garcia），美国方面则派出了深得基辛格信任的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

        会面在1月11日拉瓜迪亚机场一个很热闹的咖啡厅中进行——虽然伊格尔伯格希望找个安静的餐厅，却迟迟等不到位子。伊格尔伯格交给古巴方面一份“会谈要点”。会谈要点不是正式照会，但是又通过书面形式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美国方面提出，虽然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合作的可能性。鉴于这是第一次会议，双方可以提出供讨论的议题及其排序。

        但是古巴方面的反应让美国大感失望。两位代表提出，他们只是来“听听意见，并向哈瓦那的领导人汇报”的，并没有需要摆到桌面上的具体问题。但希望向美国方面表明一点：卡斯特罗不会授权进行谈判，除非美国首先取消禁运。

        对于美国来说，这一条件无法接受。在政府看来，禁运是自己手中最大的谈判筹码，如果一开始就放弃，之后便完全没有操作空间。伊格尔伯格当场拒绝了古巴代表的要求。美古之间的第一次直接会谈便形成了典型的外交僵局。

第二次接触：还是僵局

        但是，此时美国国会内部却出现了希望改善关系的要求。

        众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强调贸易禁运是一个错误，呼吁美国正常化与古巴的关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众议员约翰•斯帕克曼（John Sparkman）将美国孤立古巴的尝试打上“失败”的烙印，并敦促政府研究如何改变政策。众议员贾维茨（Jacob Javits）和克莱本•佩尔（Claiborne Pell）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提出敦促福特总统改善与古巴关系的决议。

        卡斯特罗显然观察到这一迹象，开始回应国会中支持改善对古巴关系的力量。1975年5月，众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和电视人物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受邀前往古巴。古巴利用这一场合表示，它将返还200万美元赎金，那是先前美国支付给3名劫持南方航空公司飞机前往哈瓦那的绑匪的。这也给了卡斯特罗一个机会，通过美国电视重申他取消禁运的要求。

        7月9日，美古双方再次于纽约会面。基辛格精心安排了宴会，并要负责会谈的伊格尔伯格和助理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D. Rogers）表现得“殷勤一些”，要传递出美国正向新方向前进的信号。

        在会谈中，美国重申了改善关系的愿望，并开出了七条具体条件，包括：释放古巴关押的八名美国国民；允许大约800名美国公民持有双重国籍；允许家庭成员探访，建议每周允许100人次往来；限制古巴与苏联的军事联系；古巴克制推动波多黎各独立的行动；不在西半球内进行干涉，特别是结束在世界范围内转运苏联武器和训练游击队，尤其应该在西半球内结束上述活动；采取行动解决美国公民对被古巴征收的财产的要求。美国提出，在古巴部分满足上述要求的前提下，将放松甚至取消经济制裁措施。

        但是，古巴方面的回答依然是强硬的。古巴代表重申，在美国依然对古巴进行经济制裁的条件下，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古巴和美国不能以对等的身份彼此交往，因而无法进行谈判”。其次，美国开出的条件，古巴根本无法满足，除了少许家庭成员往来方面的安排。古巴不承认双重国籍、也不可能放弃支持民族独立的原则。而在美国威胁持续存在的前提下，古巴与苏联的关系、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都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总之，没什么可谈的。

        第二次的会谈僵局也阻断了更高级别会谈的可能性。而美国本来计划，如果这次古巴方面表现积极，当年9月将由基辛格与前来纽约召开联合国大会的古巴外交部长进行会谈。

波多黎各与安哥拉：改善关系努力的失败

        从尼克松到福特，美国与古巴改善关系的尝试并不顺利，两次接触都无疾而终。而此后，古巴支持波多黎各独立并出兵安哥拉，彻底终结了这次缓和关系的尝试。

        波多黎各曾经是美国殖民地，加上处于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墨西哥湾交汇处，战略位置重要，美国一直与之保持紧密联系。1952年波多黎各颁布宪法，成立共和国，并确认与美国建立自由联邦关系。但是，古巴一直积极支持波多黎各内部的独立派别。1975年8月，古巴不顾美国在第二次会谈上的警告，坚持将推动波多黎各独立写入联合国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特别会议的议程。卡斯特罗还就此问题以“私人”名义召集国际会议，会期定在9月于古巴召开。这一举动招致了美国极大的愤怒。基辛格指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将支持古巴提案的国家记录在案，以便秋后算账；福特更是提出，如果古巴一意孤行，“就忘掉改善双边关系这回事吧！”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非洲，处于独立前夜的安哥拉正陷于三大派别争取主导权的残酷内战。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虽然势力最弱，但是占据了首都罗安达及其附近地区。一旦宣布独立，这对争取外国政府的承认是一个优势所在。古巴一直支持MPLA的运动，长期为其提供军事训练。

        客观来说，美国在安哥拉并无重要的战略利益，但是，由于苏联开始介入，并通过刚果的布拉柴维尔港运送武器和装备，美国才开始感到警觉。福特政府担心，如果放任苏联与古巴在间隔如此遥远的情况下投射军事力量，无疑是在向整个非洲表明：美国已经放弃了这块地区。而这会在中东等美国具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地区带来连锁反应。1975年11月，古巴不顾美国的反复警告，坚持对安哥拉派出800人的作战部队，使得美国彻底放弃了与古巴改善关系的努力，转而开始通过中央情报局开展秘密行动，以扎伊尔为基地，对抗古巴与苏联的力量。

第一次接触失败的原因

        基辛格显然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经验移植到了处理与古巴关系的问题上。撇开意识形态分歧，通过实际问题上“积累性的进步”最终走向关系正常化正是中美的破冰模式。但是，两方面的原因令这一尝试难以取得成功。

        首先，美国并没有真正重视改善与古巴的关系。美国在棋局上对弈的是超级大国苏联，而古巴本身实力太小，不足以改变世界均势的整体格局。一开始，基辛格就在局势评估中对福特说道，“古巴不能为我们做什么”，可以“慢慢来”。对于卡斯特罗归还赎金的善意举动以及要求取消制裁的要求，美国并没有像自己说的那样投桃报李，作出实质性的回报。两次接触都形成僵局，美国是有责任的。

        其次，古巴所处的安全环境与中美破冰时完全不一样，古巴缺乏改善与美关系的动机。冷战古巴身处美国后院，却秉持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面临美国威胁时，它的安全只可能通过求助于苏联支持而得到巩固。但是，美国方面不要说保障古巴的安全，连取消、减轻经济制裁这一敌对性举措也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的确像古巴代表所言，“没什么好谈的”。高举反美大旗，而不是缓和关系才符合古巴利益。

        以史为鉴，奥巴马政府要真正缓和与古巴的关系，必须以尊重对方的政治制度与核心安全利益为基础，而不是改头换面地再搞一次“猪湾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