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热 | 八十年代的气功热是如何席卷全国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气功热”。一时间，全国上下皆卷入了这场对于气功的迷狂，全国数千万人修炼气功，“气功大师”受到明星一样的礼遇和追捧。当时全国产生了几十家气功报刊和大量关于气功的学术著作。此外还有随处可见的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等。

        甚至在官方和科学界，这一热潮都得到了重视和认同。例如，1986年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由张震寰将军任理事长，钱学森教授任名誉理事长，1988年成立的世界医学气功学会由卫生部崔月犁部长任会长。北京一所著名大学两位研究者还做了气功影响分子结构的实验。这一浩浩荡荡的热潮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末，如今气功修炼者只是众多神秘主义爱好团体中的一个而已。在"八十年代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中，那一场席卷全国的气功热潮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本文编译自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宗树人（David A. Palmer）2007年出版的《气功热：中国的身体、科学与乌托邦》（Qigong Fever: Body, Science and Utopia in China）一书。此书曾获当年“许烺光东亚人类学最佳著作奖”。这是他在中国四川以社会史方法研究中国的气功现象后写就的，其中考察了1949 年到1999 年气功作为社会运动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在后毛泽东时代，气功成为中国城市中人们表达社会与精神需求的主要途径之一。气功热更多像是一种社会运动，它既非制度化宗教，亦非农村民间宗教，也不是有统一组织的新宗教运动。

什么是气功？

        “气功”一词最早见于唐代道教文本，宋代也有记载，但此后很少出现。在1949年之前，各种体操、呼吸技巧和冥想技术就已经广泛存在，但是那时候它们还没有被统一称之为气功，而是在各种宗教组织、神秘主义集团、功夫行会乃至医学世家里以各种不同的名目存在着。直至1949年后，“气功”一词才广泛且频繁地出现于汉语当中，并逐渐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概念——专指那些来自中国的身体技巧。

        从意象上看，“气”直接对应于中医理论，但更深层次则源于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它是宇宙中于万物之间流转的本质属性之一，身体借由气既可以实现自身与外界的联系，也可以使某一空间成为具备特定状态的“场”

        “功”则包含一套从身体生理的技术到道德力量的内容，从另一侧面而言，“功”是“气”得以施加在另一个个体之上的主要方式。

“气功热”百态

        大部分气功需要以一套标准动作来操练，这套动作叫做“功法”，著名的有“香功”、“智能功”等。这些功法都号称由一个偶像型的气功大师所创立和传承，加入“功法”的人会形成一个社会网络，带动着成千上万的练习者。每一种功法都通过地区性的“修炼点”来传授给练习者，这一网络甚至可以扩大到全国。在某种功法的组织网络中，练习者不仅要被卷入到气功大师、其真传弟子、教练这些垂直的管控关系中，也会广泛地与组织中的其他练习者联络。

        这些气功练习者中的领导人物用“气功界”来指称他们自己，在社会主义中国，“XX界”是一个用来指称那些官方认可的、可以在国家政策框架下定期聚会活动的团体，比如“文学界”、“宗教界”、“商业界”。而“气功界”这个称谓，像是为气功热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公共性的外衣。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科学家、军队人士都对“气功界”的活动表示了肯定。

        在这些合法的社会空间内，从1979年到1999年，各种不同的气功组织兴起，比如公园里的练习者、各种训练班、理疗课程、乃至国家资金支持的学术会议和仪式性聚会。各种不同的气功组织间也形成了网络。出现了许多气功杂志和书籍，形成了对气功话语的各种阐述、争执和大众普及。

        “气功热”时期，练习者们用佛教、道教和中华传统养生观的各类话语来表述自己的练习过程，还做各种占卜和室内试验。气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养生与治疗市场，数千种气功在其中竞争。不同的气功有不同的特点，但总体来说其自我表述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是用神秘主义的观点来宣扬道德宽容与忍让，第二是，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异端”意识，自觉地将自身与西方科学和官方马克思主义分开来。这些上百个气功大师所建立的组织，可能是现代中国在非政府组织方式下建立起的最大的群众网络。

“气功热”的社会背景

        气功运动自毛泽东时代诞生，并在邓小平时代达到其顶点，最后在江泽民时代结束。气功运动的变迁命运与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

        在1990年代之前的单位制时期，工厂、国有企业、政府机构中的人们，都在单位的围墙中完成衣食住行。气功热期间，气功狂热爱好者们甚至通过动员原有单位制下的各种组织力量去推广气功、成立气功组织，宣传其气功理念。在那个时代，除了像妇联、工会之外的在国家控制下的大众组织，国家支持的官方气功研究会几乎是唯一合法的大众组织。

        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气功运动也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在人们为了练习气功而集结起来时，无形中促进了不同社会背景、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甚至是全球层面的。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在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去组织化和去中心化的意识，它们很快与气功热相结合，并且在数年内形成了各自的组织网络，其中包括政治人物、科学家和气功大师，这些人都能够在气功运动中担任领袖角色，并组织资源、塑造共同话语并描绘一个共同愿景。

        而且气功热中的这些组织，还都有他们宣传的社会愿景，最常见的是促进大众健康，此外还有促进传统中华文明的复兴，以及开创一次由中国领导的科技革命，以将人类带入全新的乌托邦等等。此外，这些运动也有它们的世俗目标，比如促进气功研究者的福利，增强气功组织的合法性，以及帮助气功界对抗那些反气功人士。气功热更多是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发生的，并未沿传统政治组织网络运作。但是作为一个利益群体，气功界的运作逻辑也深植于政治权力网络之中。由此可看出，气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如何互动并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的范例。

“气功热”的文化逻辑

        气功大师的个人特质，与韦伯意义上的卡里斯马很相似——一个人因具备特殊神力而成为宗教意义上的权威领袖。但另外一方面，气功师不是神意的选择，而是只要有此意志，人人可为。

        气功是一种躯体化的体验，实践者因为对这种技能的掌握从而可以经由身体而进入一种精神上的另类体验，其中蕴含着某种对另一世界的想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气功热的基调或可看做是从社会主义乌托邦进入另一种乌托邦的想象。气功热的思想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对“传统文化断裂”的强调，而手段则是通过残存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想象而回溯传统。发明传统，往往是具备卡里斯马特质的领袖们，号召人们向一种所期待的生活前进的动力来源。

        而“气功热”等一系列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出现的热潮，其实是后毛泽东时代，“运动”不再成为社会集体行动的主要模式的时候，国家与社会之间一种不可预期但又确乎存在关联的互动。借助于消费主义和集体欲望的塑造，国家权力所释放出的一些信号会以夸张的群体热情迸发出出人意料的能量。因此，气功热展现出一种对过往神秘力量的追求，它与对现代化、科学主义的乌托邦想象齐头并进，从而成为一种举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