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中美有军备竞赛的风险

【编者按】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新阶段。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著名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教授，以战略家的前瞻视野，分析了在中美对抗的魔咒日益逼近的时刻，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中美对抗的魔咒日益逼近：“中美两大国最终会走上冲突和对抗之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关系曾经历了长期的严重冲突与对抗，包括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热战，台湾海峡的对抗，政治意识形态的冷战，以及经济、文化、外交的相互隔绝。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关系虽然出现过若干次严重危机，但从未出现过长期激烈的战略对抗，发展基本上是平稳的。

        如果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特征，那么它的雏形已经出现了。同时，近年来，两国政府高层已经就中美应当且必须避免冲突与对抗达成共识，而且这种共识是40多年来历代中国领导人和历届美国政府用不同方式、不同语言反复表达的。

        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中美关系经过长达40多年的稳定发展，以及两国领导人关于避免对抗、发展合作发表过无数次宣言，仍然有不少国际舆论和两国国内有影响力的人士认为，中美两大国最终会走上冲突和对抗之路？

        在思辨意义上，中美冲突与对抗之所以仍然是一个魔咒、一个未来选项和可能性，存在着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两国领导层并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对方的战略保证，即中方不能相信美国关于“一个稳定、强大、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的说法代表了美国领导人的内心想法，而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遏制、西化、分化”；美方不能相信中国关于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将美国排挤出亚太地区、不同美国争霸的说法是真心话，担心中国“韬光养晦”的思想反映的是在当下中美实力差距仍然巨大的条件下的一种策略算计，而不是长远的战略考虑，一旦中国羽翼丰满，就将挑战美国霸权。这就是所谓中美战略互疑。

        第二，许多研究者和观察者不相信中美官方所表示的不相互冲突对抗的言论有足够的实际意义。他们可能认为，两国政府高层所表达的意愿即使是真的，也不一定能够掌控和改变两国关系走向对抗的长期趋势。有的中国人认为，由于美国的目标是竭力遏止中国崛起，中国只有牺牲自己的核心利益，屈从于美国，才能避免对抗，而这是中国绝对不能接受的。相反，也有美国人说，只有美国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听任中国政府在国际、国内为所欲为，才能避免跟中国发生冲突，但这是违背美国立国之本与根本利益的。这种断定中美关系本质上是零和博弈的想法，在一部分社会精英中根深蒂固。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的根本差异，使两国关系渐行渐远。孔子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两国关系在表面上取决于两国政府如何处理双边和国际问题，其实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两个大国究竟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合作维护和改革完善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是各自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利益去划分有形或无形的势力范围。用形象的语言来说，就是究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还是“同床异梦”，将世界一分为二？这种思路，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延伸。

        上述三种思辨在意义上的可能性，部分已经成为现实，至少成为两国部分政治精英的现实考虑。之所以出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议题，就是因为两国分别出现了战略互疑、零和博弈论、制度决定论等种种对中美能够避免冲突对抗的怀疑，而且这些怀疑是以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的推论为前提的。一个理性的推论，来自于国内凝聚力的需要。2 000多年前的中国思想家孟子就指出了“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道理。对当代中国来说，美国是最大、最明显的“敌国外患”，在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中似无疑义。已故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说：“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由此可见，两国都有理由把对方视为“理想的敌国”，用以唤起国内的忧患意识，激发爱国主义，提高民族凝聚力，加强社会稳定。在某种意义上，同对方的冲突对抗，至少是局部的紧张关系，不仅有思想基础，而且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基础（比如美国的军工利益集团）。

        如果把这三种思想因素和物质因素比喻为长期高悬于中美关系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现在这把剑掉下来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五方面的新因素，来说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紧迫性。

中美实力对比日趋接近，世界政治格局变化显著

        今天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是因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实力天平迅速地向中国方面倾斜。2003年，中美两国GDP分别为1.4万亿和10.9万亿美元，中国GDP只有美国的12.5%左右。2013年，中国GDP高达9.2万亿美元，占美国16.8万亿美元的54.8%左右。中国国防开支迅猛增加，军事力量增强的趋势令人瞩目，而美国国防预算近年来被迫缩减。无论如何解读GDP和军费数字，中美两国硬实力迅速接近，是不争之事实。许多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都是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或更早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迅速扩大。在全球治理机制的结构性转型中，中国逐渐进入20国集团等机制的权力中心。

        与此同时，十几年以前的中国舆论普遍担心美国的战略扩张势头和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而今的舆论导向是美国霸权风光不再，软硬实力同时受到削弱。在世界范围内，“金砖五国”各自力量的上升和相互合作成为国际政治的新特色。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包括欧洲主要国家和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整体实力和影响力下降，许多非西方中等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其全球权力在十几年以后将超过欧盟和日本。如果将政治世界分为“西方”和“非西方”，那么全球政治力量的天平也在向中国倾斜。美国在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位子上稳坐了100多年，在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上稳坐了20多年，其面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实力地位上升所形成的挑战，不可能不做出重大的战略和政策调整。中国在整体实力和世界地位上升的新形势下，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也势在必行。

两国的政治分歧越发明显，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

        30多年来，一部分西方战略家和知识精英一直抱有一种幻想，即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最终将走向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政治，中产阶级的增加将导致“公民社会”的成长，市场经济的扩大将削弱国有企业的实力，等等。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这种幻想逐渐破灭。与此同时，美国人越来越担心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经验（“北京共识”）对美国式民主和美国倡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华盛顿共识”）构成挑战，从而从根本上冲击美国试图主导的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美国战略家亨利•基辛格揭露道：“新保守主义者及其他激进分子认为，民主体制是互信关系的前提：非民主社会在本质上是危险的，倾向于使用武力……与非民主社会打交道，政权更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与中国相处不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是改变中国治理方式的问题。”

        时下中国的一个主流观点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大变革大调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方把中国崛起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进行渗透。因此，中国在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否则最后必然会出大问题，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年苏联亡党亡国、东欧剧变，这几年中东、北非国家动荡战乱、政权更迭，都足以让中国人深思。面对“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和西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尤其是针对西方动辄对中国政治体制、经济形势、社会问题、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恶意“唱衰”、攻击污蔑、造谣抹黑，要敢于亮剑，不能客气，要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一主流观点说明，中国官方对美国的政治警惕性和反制措施正在增强。

经贸关系中的政治障碍增加，“压舱石”的作用减轻

        一方面，近年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维持了高速发展，而且仍然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相互投资的政治阻力也增加了。美方抱怨中国的金融业和服务业市场很难进入，中国不断给国有企业输血、加强自主创新产业、限制采购外国技术产品，构成了对美国在华企业和产品的歧视；中国向多家外国企业发起了腐败调查、操纵价格指控和由官方媒体领头的抨击行动；美方还指控中国企业（主要是国企）在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通过网络窃取美国技术和商业机密，以弥补研发投入的不足。

        中方则指出，美国国会和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给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和并购制造政治障碍。中国商界和舆论界对于中国继续持有巨额美国债券有许多非议，怀疑美元汇率下跌和货币供给的“定量宽松”等政策都是为了打压中国经济，阻碍人民币国际化。减持美国国债的呼声在中国舆论界上升。过去，中美经贸关系一贯被视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或“减压阀”，而今，经贸摩擦向深度和广度拓展，而且同意识形态斗争相互影响，其对两国关系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

两国国内的若干不确定因素对双边关系造成影响，社会间的互不信任感加深

        近年来，中美两国出现了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和突发事件。虽然其中大多数因素和事件不直接关联到中美关系，但对双方在对方国家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并通过舆论工具和社交媒体迅速传播。中国的水污染、空气污染严重，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问题频发，贪污腐败案件不断披露，社会不公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增多等，在美国政治精英中经常引起议论。美国近年来因金融危机激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多起惊人的枪击案、爆炸案和国内恐怖活动，联邦政府因党派争端而停摆数周等，都给中国公众留下了深刻的不良印象。中国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于2012年2月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事件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于2013年5月到中国香港（后到俄罗斯）揭露美国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监听外国领导人的事件，进一步暴露了美国政治和外交的阴暗面。近年来的一些权威性的民意调查显示，中美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形象好感度下降，特别是在有关政治和外交的问题上，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很少。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态势越来越突出

        第一届奥巴马政府强力推出“重返亚洲”战略，声称要向亚太地区“转身”，实现战略重点的“再平衡”，引起了中国的高度警惕。中国战略界人士普遍认为，美国这一战略重点转移主要是为了牵制中国力量的拓展。

        中国日益重视同周边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关系，成为亚太地区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加强了在东海、南海地区的军事力量，强调对钓鱼岛、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主权，同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盟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凸显。许多中国观察家认为，美国是中国同邻国争端的“幕后推手”和“麻烦制造者”。

        美国则担心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把美国排挤出亚洲，夺取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为了加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开拓海外市场，掌握规则制定权，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TPP谈判。这一制度安排的重点涉及资本开放、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在中方表示可以考虑加入该计划后，美国官员声称只有在同日本、澳大利亚和部分东盟国家等结束有关谈判之后，才欢迎中国参加。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以日本、韩国等为依托的导弹防御系统已初步形成规模，美军的“空海一体战”概念也正在落实。这些举措都被认为是对中国国防力量迅速增强的反应。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竞争态势也在明显升温。

        在上述5个新趋势中，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两大趋势，而其他几个因素基本上是这两大趋势的延伸。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发展道路问题，均非两国外交决策者能够从国家间关系的角度进行掌控的。双边关系是“表”，实力和发展道路是“里”，认清“表里关系”，才可能从战略思想和实际政策两个方面去破解中美对抗的魔咒。

美国如果将中美关系同他那些无穷尽的移动目标绑在一起，是没有出路的

        走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的关键，是理解两国对未来关系的不同思路和期待，找到利益汇合点，避免利益碰撞点。美国尊重并从主观上不挑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才能说服中国尊重并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和美国倡导的国际秩序。反之亦然。

        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从20世纪90年代的“建立新秩序”，逐渐过渡到当前的“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显示出中国对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和信心。事实上，中方已经反复向美方说明了对美国世界地位和现存国际秩序的看法（当然，中方不妨把这一问题说得更明确一些），并通过实际行动建设性地参与了全球治理与新形势下国际规则的制定。然而美方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对中方重大关切的不理解，从未明确说明对中国政治制度、国内秩序、发展道路的尊重，而只是要求中方在美方关切的重大国际问题上配合行动。

        应当看到，美方关切的问题，多数是一些移动的目标。美国在若干年前关切的是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问题、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问题、本•拉登和“基地”组织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解决或缓解了之后，又集中到朝核、伊朗核、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如果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同这些无穷尽的移动目标绑在一起，是没有出路的。

        此外，中美爆发“新型冲突”与“新型对抗”的危险令人担心。“新型冲突”包括网络战、太空战、货币战、贸易战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无硝烟战争”；“新型对抗”，指的是有形或无形的针对对方的国际联盟、反联盟和“势力范围”，耗费巨大的军备竞赛（包括建设以对方为主要打击目标的“网军”）等。这类恶性竞争已经发生了，必须通过战略对话和有效机制加以约束。

对2024的设想

        最后，我们斗胆设想一下中美建成新型大国关系的时间和标志。目前，中共十八大产生的领导集体和美国以奥巴马为首的民主党政府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10年以后的2024年，中国或将产生新一代的领导集体，从现在算起美国将换过两任总统。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人，将是那时两国领导人的主力。在他们身上，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烙印基本消失，代之以信息化时代的全球眼光。到那时，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将不相上下，而且双方都适应了这样一种权力结构。中美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进一步扩大，利益汇合点增加。尽管政治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相差甚远，但两国面临的全球挑战相似，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观点日趋接近。双方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危机预防与管控机制，没有结成明显针对对方的国际联盟，也没有在亚太地区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各大国力量相对平衡，在金融、环保、贸易、能源等领域，出现了更加完善的国际协调合作机制。这一局面，将标志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形成。      

（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王缉思新著《大国关系》，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