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戴笠等军政要人为什么要改名？

        你知道孙中山又叫孙文、孙逸仙，却未必知道孙帝象、孙载之、孙日新也是他。你也知道蒋介石和蒋中正是同一个人，但听说过他也叫蒋瑞元、蒋周泰、蒋志清吗？民国时代上承传统姓名文化余荫，连湖南贫农彭德怀都有“名清宗，字怀归，号得华”的全套姓名；下启变革时代新鲜气象，如钱玄同自废家姓以“疑古玄同”为名，周恩来抽签废名改称伍豪等等。姓名不过是人的代号，文人起笔名、换堂号更是习以为常。但在民国时代，连军政人物都时常改名适应环境，颇能折射出一些时代变迁的光影。

择名：超越乡野，走向社会

        抗日名将薛岳兄弟六人中四人从军，都升至将官，一时传为佳话。翻开族谱，四人分别是薛仰岳、薛仰霆、薛仰骠、薛仰谦。打开职官录，名字却变成司令长官薛岳和军长薛仲述、薛叔达、薛季良。为何如此？还要从头说起。

        传统中国姓名，大致有幼名、谱名、学名、表字、别号等几部分，虽然在“怎么起”这件事上十里不同俗，但一致性还是有一些的。拿大家都熟悉的“常凯申”老先生来说，他的幼名是瑞元，谱名是周泰，表字是介石，这都是父辈所起。其兄幼名瑞生，谱名周康，表字介卿，早夭的小弟幼名瑞青，谱名周传，一望便知是同门兄弟。等到上学的时候，蒋介石另起了学名，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振武学校的名单上都是“蒋志清”。到了1917年前后，他又给自己起了“中正”的常用名，这才有了留在历史词典上的“蒋中正，字介石”。留在奉化溪口经营家业的蒋家长兄就没有这么多花样，通常只使用“蒋介卿”的名字行事。

        薛家兄弟的情况大略相似。他们在族谱上的名字都排“仰”字辈，表字则以伯仲叔季为序（薛岳字伯陵），应该也是父辈定好的。但是长大成人外出闯荡时，在名字上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大哥最初以谱名为学名，上学和从军之初都是“薛仰岳”，北伐战争之前改名“薛岳”。几位弟弟没有另起新名，而是和蒋介石的哥哥一样选择以表字为常用名，薛仲述还另起了别号“觉非”。

        对清末民初的年轻人而言，乳名是长辈呼唤的昵称，谱名、表字代表家族传承和辈分，全被父辈所起定，有时连上学时另起的学名也是别人的意思。待到脱离家庭宗族，步入已经天翻地覆的社会，便有了重新选择的自由。当时的社会人惯常有一名一字（后者其实该称之为“别号”）。有人尊怀长辈，以谱名、学名为名，以表字为字。也有人在谱名、学名、表字中，只留一个混社会，另外一个则自己选择满意的字词。当然还有人完全抛弃家乡的旧名，重打鼓，另开张。

        兄弟从军还保持原名的例子也不罕见，北洋军中就有靳云鹏、靳云鹗兄弟，西北军中有董升堂、董振堂兄弟，但也出现过令人难堪的场面——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1期的金寿良、金寿昌兄弟便经常被当作同一个人，各种军政人名词典常将二人混为一谈，作“金寿良，又名寿昌”，又因二人工于书法，连书画家名录上都出现过这个错误，不仅逼“良”为“昌”，还祸害到了文化界。

        古人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但走出田野的晚清民初青年却难再遵古训，一旦封建旧家庭的传统不符合共和新社会的风气，改名只是一念之差罢了。

改名：抛弃封建，选择进步

        民国时代的新气象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从军。“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观念，已经被“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撬动。既然选择金戈铁马，从家里带出来的旧名字便不一定适用了。曾任国军空军总司令的周至柔便是此中代表，他原名周百福，投奔广州革命阵营后弃用旧名，取老子“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寓意，改名为周至柔，有几分武夫的样子。蒋介石的宠将邱清泉也是如此，他的父亲是个裁缝，后来开鱼行维生，大概是想发财，便给儿子起名“青钱”。邱青钱要报考黄埔学校做革命军人的时候嫌这个名字太土，就结合自己的别号“雨庵”改名为“清泉”，意境顿时提升不少。

        设想他们如果不改名，堂堂空军总司令的名号便与香港珠宝公司并列，颇有喜感。台湾的空军基地“清泉岗”原是因纪念邱氏而得名，如不改名，也只能叫“青钱岗”，一听便是乱葬岗子的水准。

        前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组改名更有深意。贺氏在由北洋军阀转变为革命将领后，为表革命之志而考虑改名。和大部分改名人士所不同的是，他只对自己的名动了“小手术”，即将原名中的“祖”改为“组”。用他的话说，那就是他放弃了传统的代表着封建思想的“光宗耀祖”之意，改去“耀”革命组织了。“贺耀祖”变为“贺耀组”二十多年后，他又因为与国民党决裂，将自己“耀组”的名章全部毁弃，改用别字“贵严”为名，再度革命一番。

        时下被誉为“抗战十大名将之一”的张灵甫，则是被动改名者中的代表性案例。他原名张钟麟，1935年因杀害妻子被以杀人罪下狱，在得到立功赎罪的机会后改以字行，以掩前事。事实上，在抗战期间不少犯案军官都在获得赎罪后改换名字。

        除了上述改名之外，还有一些军官的姓名容易引起今人误会和不解。如工兵监马法五、突击总队司令马崇六两位中将，不明者还以为是兄弟俩。事实上在民国时期，以数字为名者大有其人，而且还十分流行。著名者如赵一肩、傅二虞、刘振三、周四维、姜七涛、李九思、熊十力，这其中以“一”和“三”取用最多。在以数字为名者中，“胡一”这个姓名算是最具代表性的了。曾任副军长的胡一原名胡朝基，后改名胡翼。或许是他嫌这两个姓名写起来太复杂的缘故吧，竟直接将“翼”改为“一”，这实在是“懒人”的代表“作品”了。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在想，有没有叫丁一的人呢？

        当然，也有些改名的结果现在看来不可思议。曾任国军师长的谭乃大，原名谭德容，取“有容乃大”之义而改名，放到今天实在容易令人引发不雅的联想。事实上以“乃”字为名是十分流行的，民国军人中，还有取名为“乃健”、“乃炎”、“乃如”、“乃丰”、“乃昌”者。

同名：主动要改，被动也要改

        黄埔军校于1924年开办招生后，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前往报考。但校方有人数限制，先到的自然就获取了报考资格，因各种原因晚到的，就只能等下一期了。著名爱国将领郑洞国，即因迟到而失去报考资格。幸运的是，先他数天抵达广州的同乡黄鳌，因担心自己报考落选，而多报了一次名。于是郑洞国便用多出的那个“黄鳌”名额去投考黄埔，得以成功入学。

        由于郑洞国是顶着“黄鳌”的名字入校的，他在学期间只能以“黄鳌”之名见人，而真身黄鳌也成功考入军校，两人又被编在同一队。于是就出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每当出操教官点名“黄鳌”时，总会有两个人大声喊“到”后同时出列。郑洞国对此忍无可忍，终于还是找来区队长说出实情，并在经过校方的批准后，用回原名。在之后的十几年里，“黄鳌事件”一直是黄埔军校学员中的笑谈。

真假“黄鳌”，左为郑洞国，右为黄鳌

        国民政府于1935年正式实行任官制度后，规定现役军官不得重名，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军队中因重名而搞错人的现象。曾任整编军军长、兵团司令官的黄百韬“不幸”成为被动改名者。

        黄百韬原名黄新，字焕然，他与粤军一位老资格将领——黄新重名。根据规定，重名者按照军中资历，由资浅者改名。粤军黄新是革命元老，黄百韬这种1929年才参加革命队伍的人自然无法相比。于是他只能放弃“黄新”之名，改以字行。黄新成了黄焕然。抗战全面爆发后，黄焕然为了彰显韬略雄才之意，又主动改名为黄百韬，直至战死。类似的还有曾任集团军总司令、绥靖区司令官的张雪中。他本名张达，因与另一粤军老将张达同名而被迫改名。为表明自己收复失地以雪中华国耻的决心，张达改名张雪中。

        蒋斌，一为陆军中将，一为海军上校。由于他们都是福建闽侯籍，现有著作竟都将两人生平传为一人。对此，海军的蒋斌也颇为头疼，因任官改名只针对陆军和空军，海军不在此范围。但为了避免麻烦，他还是向海军部申请改名为“蒋彬”。后来陆军的蒋斌在西安事变中亡故，海军的蒋彬这才又申请改回原名。

        即便如此，还是有漏网之鱼。如“刘英”、“黄炎”、“李涛”等人，经常让人犯迷糊，一些著作也多因此将数人混为一谈。

化名：为了事业，为了家庭

        一般情况下改名，是名变，姓不变，特殊情况下却要取一个连姓氏都不同的化名行走江湖。

        抗战全面爆发后，第25师在河北作战失利，该师旅长戴安澜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归途默念万一不幸，而军事上无法挽回颓势时，则以不渡黄河之决心，潜伏在黄河北岸，予敌威胁。以示中国不亡，而卫我发源地的河北。如大势已去，为免父母家人受累之见，届时拟改姓名为‘戈挥日’。戈系存戴字之义，挥日为余素志所在也”，可见革命军人可以抛弃宗族式的姓名，却割舍不下亲人的情谊。

        国军将领要取化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游击战争的中共领袖也不例外，很多名字甚至比他的本名更为人所知。例如，24岁就领导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秦邦宪，以在苏联学习时的俄文名字“博古诺夫”为基础化名“博古”。在背后支持博古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化名“王明”，日后接替博古主持政治局的张闻天，在当时对外使用的化名则是“洛甫”。1939年刘少奇从延安动身前往华中，为预防不测，便以徐海东秘书“胡服”的身份对外活动，这也成了刘少奇此后很长时间的化名。

        化名也会曝光，时常带来危险。抗战时期，奉命打入汪伪政府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袁殊，对外一直采用“严军光”的名字担任各种职务，但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是知道他本名的。1941年3月，李委派袁担任“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时，不知为何用了袁殊的本名，使其流传开来，弄得袁在四十年后写回忆时还要特别提上一笔。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护送要人前往苏区的任务结束后，便以“华广奇”的化名和魔术师的掩护身份在武汉表演。但是他的行踪连同化名早被国民党中统所掌握，最终被捕叛变，还供认出化名“王作霖”的中共领导人恽代英。

        国民党的特工也要起各种化名，身为军统领袖的戴笠便是其中代表。据说，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属双凤朝阳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运蹉跎，仕途难登”，便改名戴笠，因“笠”字意为“雨中戴笠的农夫”，这样水就充沛了。于是，他取的化名多与水有关，如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等。可惜，化名的迷信没能帮到戴笠。1946年3月17日，他因天气恶劣，所乘飞机撞山身亡，遗体在大雨中被浇了几天才被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