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福柯在中国，无处不在又毫无影响

        见到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时，他刚从上海、武汉做完讲座回到北京，他讲的是福柯。11月29日，他还组织了一场以纪念福柯逝世三十周年为主题的研讨会。“早在二十年前，我就迷上福柯了。”汪民安告诉澎湃新闻。

从地摊上买到的《性史》开始了解福柯

        1988年，19岁的汪民安在湖北上大学。“那个时候就在大学里乱看书。”汪民安读到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叫福柯的法国哲学家。汪民安同时注意到的学者，还有尼采、弗洛伊德、萨特、德里达等人，但福柯最吸引他。

        当时汪民安能看到的福柯著作仅有两本，一本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疯癫与文明》，另一本是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性史》。不久后还有一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论福柯的著作《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性史》。1990年左右，汪民安在武汉马路边的地摊上淘到了这本福柯的书，只花了一元钱。

        “觉得很有意思，但也没有完全读懂。”汪民安回忆，当时已经有少数在国外留学的学者写了一些介绍福柯的文章，虽然“现在看来那些文章太简单了，也不准确”，但是，当时这些书还是有很强的刺激作用。

        事后查找资料，汪民安发现，福柯第一次在中国“出场”是在1984年。1984年9月，在福柯去世三个月后，专门介绍西方思想的杂志《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法国哲学家福柯逝世》，文章从法国报刊上编译而来。

        1986年，中国开始有零星介绍福柯的文章。汪民安说，1986到1990年，大概出现过十来篇专门介绍福柯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和在知识分子中间较有影响力的《读书》杂志上。这些文章都较为简要地探讨了福柯的一些重要主题：权力、疯癫、知识考古、话语，所评论的对象主要是《知识考古学》《性史》《疯癫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这几本书。

        汪民安认为，从文章本身来看，作者们介绍得极其简略，有些甚至还出现了明显的误解（比如在对福柯进行分期的时候，将谱系学阶段放到了考古学阶段之前），大多数文章都参考了西方人所写的有关福柯的论文，因为这些作者当时很可能并没有仔细阅读福柯的著作。这些最早介绍福柯的学者，有几位是在美国和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之所以介绍福柯，是因为他们在西方的大学校园里感受到了福柯的巨大影响。

        除了中国人所写的介绍福柯的论文之外，还有一些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当代哲学著作，也常常提到福柯，这对福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就是我开始接触福柯的情况，当时周围看福柯的人也有，但不多，仅仅是知道而已。我对福柯的兴趣一直保持着，只要看到跟他有关的东西就去读。但真正系统的深入研究是读博士期间。”汪民安介绍说。

“这是一个魔鬼发出的天启，我被完全征服了”

        硕士研究生毕业攻读博士之前，对西方理论颇感兴趣的汪民安写了一本关于罗兰·巴特的书。但是，写完这个书之后，他就对耗尽了对巴特的兴趣。但对福柯的情况不一样，他对福柯的兴趣一以贯之，直到现在。1999年汪民安把福柯作为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从那个时候开始，对福柯进行了系统的研读。

        “读博三年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福柯身上。基本上福柯的重要著作我都读了。”当时汪民安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编辑，每周上两天班，回家后把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完就读福柯。“那个时候年轻，身体好，经常熬得很晚。”在2002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福柯的界线》后记中，汪民安写到：“这本书大都是在2001年的深夜写成的，在一栋昏暗高楼的透出白炽灯光的窗户里面，到处布满了一个伏案身影的艰辛、执著和激情”。

        福柯的著作并不好读。这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福柯著作是《词与物》。“这是他最难的一本书。当时这本书像‘噩梦’一般地纠缠着我。你绕不过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汪民安解释，“噩梦”的意思是，有几个月，他白天晚上都在看这本书，睡觉前也看，一直在琢磨这本书，梦里想到的都是这本书，以至于晚上很难睡好觉。

        《福柯的界线》出版后，反响不一。该书的语言很有激情。有人喜欢，但也有人认为，文章写得文学色彩太浓不太像学术文章。对此，汪民安回应：“人和人是没法沟通的。学术趣味和主张也是没法沟通的。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要指望所有的人都喜欢你的风格和看法。你和我不是一个类型的人，你怎么会喜欢我这样的风格呢？反过来也是一样。我看过有些人谈论福柯的文章，如果没读过福柯要是根据他的文章去了解福柯的话，你马上得出的印象就是，哦，福柯好无聊啊。对有些人而言，他们的本事是，能通过他们的文章把福柯搞得非常乏味。”

        博士论文出版后，汪民安还在关注对福柯的研究动态。2001年之后又出版了一批福柯法兰西学院讲座的新书。这些书都是福柯死后慢慢地根据他的演讲整理出来的。“这些书出来后慢慢就会发现还有一个更加丰富的福柯，福柯还有许多领域为人所不知。”汪民安介绍，“越读越觉得福柯厉害。把福柯的书看完了，就觉得别人的书不太带劲。”

        受福柯影响，汪民安专门花了一两年时间去读尼采的书，“因为福柯受尼采影响很深，要想理解福柯就得去理解尼采”。此后，汪民安写了一本《尼采与身体》的书。还编过两本尼采研究的书《尼采的幽灵》和《新尼采主义》，同样顺着福柯的足迹，汪民安关注到影响福柯的巴塔耶以及福柯最亲密的思想朋友德勒兹。他编过一本巴塔耶的文集《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尽管他没有专门写过德勒兹的文章，但是，他承认，德勒兹对他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当代艺术的研究。

福柯中国接受史

        到了1990年代中期，福柯在知识界广为人知，开始成为一个醒目的学术人物。其标志是，中国人自己写出了两本论述福柯的著作：刘北成的《福柯思想肖像》（1995）和莫伟民的《主体的命运》（1996）。1990年代末期，福柯的几本重要著作和文集应运而生：包亚明编选的《福柯访谈录》，杜小真编选的《福柯集》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将福柯制造成学术时尚的事件是由三联书店于1999年同时出版了《癫狂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这几本著作的同时出版引起了轰动。人们争相购买，这些著作很快脱销，又重新再版。福柯这个时候成为了公众话题，各种学术讨论和文章中都频繁地提到福柯，《南方周末》甚至用整版的篇幅向普通公众来介绍福柯。从这时起，福柯在中国的影响已经超出了知识分子圈子的范围。到了2000年前后，几乎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生都知道福柯了（虽然并未有深入的了解）——如果对福柯完全一无所知的话，可能会遭到同学们的嘲笑。甚至是校园之外的人——一些喜欢文艺的公司年轻人、白领、歌手和艺术家——都可能听说福柯。

        汪民安介绍，或许在刚刚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福柯是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西方知识分子，至少是被读得最多的知识分子。在 “豆瓣”读书网站上有各种各样的读书小组。这些小组的主要成员是高校的年轻学生。他们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组成了读书小组。有许多小组都是以思想家为主题的。他发现，在所有的西方思想家中，除了尼采之外，福柯小组的成员最多，接近一万人。远远超过了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

        从2000年开始，福柯的《词与物》以及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必须保卫社会》、《主体解释学》等相继出版。这更加激发了研究福柯的兴趣。关于福柯的论文也爆炸性地增长。在1990年－2000年这十年间，在中国各类学术杂志上，专门讨论福柯的论文不到30篇，但是，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中，讨论福柯的论文达到了600多篇。几乎涉及到除了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专业。以福柯作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有近二十篇。论述福柯的著作有十部左右。

        此外，中国学者还翻译了好几部外国人论述福柯的著作和文集，其中包括德勒兹的《福柯》。尽管这些论文的质量参差不齐，主题也各不相同，但是，这充分说明了福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所引起的巨大反响。

        今天，在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读过福柯。福柯渗透到各个学科，尤其受到年轻人的喜欢。较之当今其他的法国思想家或者欧洲思想家而言，福柯的影响确实更大一些，而且，受到的尊重也更多一些，人们几乎总是存在着敬意地提到福柯。“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得到了普遍的欢迎。”汪民安补充道。

法国哲学家福柯汪民安   澎湃新闻 李坤 图

        澎湃新闻：福柯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汪民安： 福柯的作品对我来讲首先是一个美的对象。我首先是把这些哲学著作当成完美的艺术品来对待的。阅读它们，就像看一幅画，听一首音乐那样，让我获得巨大的满足和快乐，这种快乐是难以替代的。这也是我在别的书本中很少有过的阅读经验，也是我能够持久而反复地读他的作品的原因。这是最为直接的，一个感官式的影响。知识，首先应该是“快乐的知识”。

        这种快乐既是美学上的，也是知识方面的。就知识而言，他重新更新了西方的思想、政治和社会历史。他的著作动摇了既定的有关西方历史的成见，或者说，他从另外的不同于所有的人角度，或者稍稍狭隘一点的说，他从“主体构型”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全部的西方历史。他是将哲学、政治和历史的探究结合得最完美的人，在这个方面，没有人比他更宏大，也没有人比他更细腻。没有人比他更复杂，也没有人比他更清晰。

        当然，他在这个解释过程中还孕育了一些极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洞见。比如，他对各种权力技术的精细分析令人大开眼界。福柯的著述是艺术品，同时，他的生活也是一个艺术品。作为一个人，福柯还具有强烈的魅力。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的传记就非常清楚。

        澎湃新闻：作为福柯研究者，你如何传播福柯？

        汪民安：作为一个教师，个人的传播没有太大的作用。我会在课堂上不断地讲到福柯。学生们都听说过福柯，但是，都没有真正地读过福柯。我自己带的研究生当然必须认真读福柯。我有好几个博士，他们的论文就是以福柯为研究对象的。一开始他们觉得很难，但是，越是深入下去，越是读得多，他们的兴趣就越大。对其他的学生而言，我当然告诉他们福柯很重要，以及福柯为什么重要。

        但是，他们对福柯是否有兴趣，或者是否愿意读福柯，我并不了解。我有时候到别的院校或者一些艺术机构去做讲座，也经常讲到福柯——因为今年是福柯逝世30周年，我特地讲过几次。今年我大概在不同的地方做过五次关于福柯的讲座。

        另外一种传播福柯的方式，当然就是出版和翻译他的著作了。这方面国内有一些很好的学者作了很重要的翻译工作，比如刘北成、莫伟民、钱翰等。他们的翻译对福柯的传播至关重要。

        澎湃新闻：福柯在中国的影响有多大，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如何？

        汪民安：现在福柯在中国可以说无处不在，但又毫无影响。说他无处不在，是因为人人都在提福柯。所有人都可以对福柯谈论几句。他的权力，知识，话语概念人们耳熟能详。他的主题疯癫，性，惩罚和监狱，人们也不陌生。人们对福柯的兴趣极大，你看，豆瓣的福柯小组的成员远远超过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在文章中引用福柯的人也数不胜数。这点也和西方一样，我十年前看过一个谈论引用率的统计数据，大概就是说，在某个时间段内，福柯的引用率是最高的，比柏拉图和马克思还高。

        国内对福柯的研究，有些东西吸收和介绍的比较多，比如他的规训权力，比较好理解，也适用中国的语境。但他的《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真正理解的人我估计不多。另外，福柯晚期的著作，尤其是关于自我技术的讨论引起的关注也不多，当然，还有福柯的近几年来在西方引起巨大讨论的“生命政治”概念，国内才刚刚开始有人注意到。也就是说，尽管福柯无人不知，但是，至少还有半个福柯处在沉睡状态。

        说他毫无影响，是因为我发现他并没有真正改变我们的人文学科——福柯和他的法国同行对美国大学的人文学科的改变要大得多。我们的大学有自己的一套知识生产机制和传统，他们不仅难以接受福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难以接受各种新的观念和知识。大学愈来愈保守。新的思想和知识进入到大学中，不是去改变大学的陈旧和保守状况，而是被大学的陈旧和保守状况改造了，被他们庸俗化了。你看看，现在新的哲学家，比如阿甘本、巴丢这样的哲学家，总是在艺术界率先受到关注，而大学总是持抗拒态度。

        澎湃新闻：几年前你去法国访问，福柯在法国知识界的地位如何？

        汪民安：在法国，知识分子总是处在争斗中，他们相互嫉妒，攻击，诋毁。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这一点同中国相比毫不逊色。但即便如此，福柯是无可争议的，几乎没有人否认福柯。也许很多人会对德里达，或者德勒兹，或者拉康等人有各种各样的不服，但是，他们对福柯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他们提到当代法国哲学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第一个提到的名字就是福柯。福柯是无可争议的大师。巴黎甚至还搞出了一个福柯广场。

        澎湃新闻：你对福柯的认识是有变化的吗？

        汪民安：对我来说，读理论著作大概有这样一些经验。有些人你开始读的时候觉得没意思，后来读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有些人是你开始读的时候觉得不错，读多了你就觉得没意思了。但是，读福柯的经验完全不同，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让你震惊。接下去会不断地让你震惊。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经验。尤其是最近他的法兰西学院讲座陆续出来之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你发现，他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涉及过。从医学到哲学，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是，他的谈论和解释与众不同，他总是更新了他谈论领域的成见。他经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开启了一道新的探索大门。哪怕是一幅画。比如《宫娥》这样的画，他谈完了后，几乎所有的艺术史家再谈这张画的时候，必须参考他的看法。

        澎湃新闻：为什么？

        汪民安：这只能说他是天才（gift）。所谓天才，就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

        （文章参考汪民安文章《福柯在中国》，谨致谢忱）